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毛泽东这32天的考察之行，第一站就在他的家乡韶山，前后5天时间。毛泽东为什么做这一安排，韶山农民运动与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文的发表有何联系，本文试作简要分析。

　　一、毛泽东首先考察韶山农民运动，不但因为这里是他亲身领导发动农民运动的地方，更是生他养他的故乡

　　韶山是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的第一块“实验田”。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为了取得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1925年2月初，毛泽东利用养病的机会从上海回到故乡韶山秘密开展农运。在毛福轩等人的协助下，毛泽东通过走亲访友、访贫问苦的形式，广泛接触农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道路，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发动贫苦知识分子以开展“平民教育”的名义在韶山冲、银田寺一带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宣讲三民主义、孙中山遗嘱与国内外大事，进行文化教育，用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三四月间开始建立秘密农民协会。为团结开明绅士和各阶层人士，使之同情和支持农运，他主持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五卅惨案”发生后，毛泽东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号召，在西二区内建立了雪耻会，把农运与反帝斗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在斗争中培养考察信仰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于6月间秘密建立中共韶山党支部，并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在思想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毛泽东领导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出境和夺取乡村教育权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斗争。8月28日，因赵恒惕派兵逮捕毛泽东，在农民的掩护下，他离开韶山经长沙去广州。毛泽东到广州后，对韶山农运仍然十分关心，给韶山党支部来信，指示派人去广州农讲所学习，寄来农协组织章程，建议时机成熟立即把秘密农协改为公开的农协组织。至10月，农协组织发展到20多个；年底，中共党员发展到110多人，成立了中共韶山总支委员会。

　　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经历，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在1925年11月21日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农民问题”；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其中所说的“半年农民运动”就是指1925年回韶山进行的农民运动。此前的毛泽东，致力于工人运动和党务工作，是党内开展工人运动的干才，而促使毛泽东转而研究农民问题的，正是1925年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经历。美国史学家沃马克就指出：“毛泽东在湖南的第一手经验（1925年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经历）被证明是他政治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他重新熟悉了农村的状况，成功地组织农民响应各种全国性的事件，并感受到军阀作为地主利益保护者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国民革命的目标和动力，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这半年多的韶山生活，毛泽东得以直接接触农民，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深深地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在随后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1926年1月1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运，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的一次重要实践活动，毛泽东本人对这段经历印象深刻。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提到这段经历时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以前，我没有意识到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这就激起了地方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来抓我，于是我逃到了广州。”

　　故乡农民运动的实践，让毛泽东第一次懂得：中国革命除了依靠工人阶级之外，农民还是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让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问题与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正是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后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拥护参加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也就是说，革命是否能取得成功，土地问题是关键。

　　二、毛泽东在考察韶山农民运动中的许多想法、发言、讲话，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都有明确的表达

　　纵观毛泽东考察韶山农民运动的整个过程，他在各个会议及与人交谈时的讲话，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都能找到，有的甚至就是在韶山考察时讲的原话。

　　1927年1月5日晚上在韶山银田白庙召开农协代表座谈会，毛泽东听宁乡高露乡的代表汇报说“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农民）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时，高兴地说了“滚得好”三个字。毛泽东在《报告》中说：“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

　　1月6日，在特别区农协（清溪寺）干部、农协会员座谈会上，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一个惩治个别还在闹事的土豪劣绅的办法。这个办法也写进了《报告》：“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毛泽东在每一次欢迎会、座谈会上，都批驳了关于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观点。1月7日上午，他在毛震公祠的欢迎大会上说：有人说农协办“糟”了，我看就是办得好，就是要激烈。在毛钅监公祠的欢迎会上，又说：我在外面听见有人讲农民运动搞“糟”了。听农协委员讲农民运动搞得好。你们是搞得好，并不是搞“糟”了。在41乡农协大会上，毛泽东说：有人说，农民运动搞“糟”了，我看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好了。你们还要继续搞下去，要搞得更激烈些，还要争取搞得更好些。正是因为毛泽东坚信农民运动“好得很”，所以，他在《报告》中，义正词严地为农民运动作辩护，理直气壮地应对他人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

　　1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毛钅监公祠的欢迎会上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次演说，不仅引入了他的《报告》中，还说：“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演说非常精彩，在《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毛泽东在考察韶山农民运动中，一再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他在毛震公祠召开的欢迎会上说：我们的枪杆子还掌握得太少，还要大力发展武装，要把枪杆子、刀把子、印把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不抓住枪杆子、刀把子、印把子，终究会出乱子。还说，我们要夺他们的权，就要夺枪杆子，没有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就有了政权。在毛钅监公祠的欢迎会上，他特别指出要打倒地主的武装，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在41乡农协，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拿的是梭镖，还要搞些枪，有了枪就好办了。毛泽东在考察农民运动中，已经明确而深刻地认识到了军队和枪杆子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报告》中强调：“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三、考察韶山农民运动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直接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

　　韶山农民运动让毛泽东感受到了农民的战斗性和革命精神。毛泽东发现，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因为生活苦难，所以就像干燥的木材，很容易点燃，形成革命的熊熊大火。农民不像陈独秀所描述的那样——觉悟低、组织化程度低，而是很有斗争精神的；农民的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可以是阶级压迫的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也可以是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者和斗争者，他们能够成为革命的动力，成为发动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毛泽东对农民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他后来回忆道，“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农民的战斗性和革命精神使毛泽东由关注工人运动转而关注农民运动，并在《报告》中热情歌颂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巨大作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在总结韶山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形成了他的农民主力军的观点。正是在韶山组织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农民身上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和革命精神，农民阶级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农民可以成为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重要力量。韶山农民运动之前对于农民在国民革命中所处的地位问题，到底是革命的主力军，还是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心里是没底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虽然认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虽然毛泽东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若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便不会成功”等等，提出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强调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当时已经将农民问题视作民主革命的实质和阶级基础，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农民同盟军的水平上。“中心问题”这个词语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其实是“重要问题”的一种同义表达。

　　是在以韶山为代表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过程中，农民巨大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被事实证明，农民运动让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实质上已经成为农民革命的主力军之后，毛泽东才形成了他的农民主力军的观点。毛泽东在随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在考察包括韶山的湖南农民运动中，毛泽东形成了建立农民武装的观点。在考察以韶山农民运动为代表的湖南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发现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组织，农民武装力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并且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威信，人们在谈论都总、团总时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这无疑坚定了毛泽东发展农民武装力量的想法，于是，他在武昌农讲所的《规约》中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

　　毛泽东从韶山农民运动中感受到了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开始真正意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土地问题跟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在回顾自身实践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认识到只有依靠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此时的毛泽东心里同样是没底的，而且是矛盾的。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但从来就没有付诸实践。在当时的情况下，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又要进行土地改革，根本就是两难。

　　而实际上，在大革命后期，在韶山等地，“许多贫农对土地的要求已迫不及待，在政府无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时，使用清丈田亩、平均地权、插标占田、分田等不同方式，自己动手解决起土地问题来”。这充分表明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也表明土地问题对于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以韶山农民运动为代表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失败教训表明，不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就不足以让农民产生跟共产党同甘共苦的动力，农民革命也就不可能胜利。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之所以走入低潮，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的土地改革的观点，正是在吸取以韶山农民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被实践检验为十分必要之后，才最终确立的。

　　四、韶山农民运动的大量事例引入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仔细研读《报告》，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报告》中援引了许多韶山农民运动事例作为依据。

　　关于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

　　关于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

　　关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报告》指出，“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

　　关于游民生活。《报告》中说：“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毛泽东还结合他1925年在开展韶山农民运动中办农民夜校的经历，来说明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文化运动”，他讲得非常详尽：“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

　　显然，毛泽东考察韶山农民运动的时间虽只有短短五天，但却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不可或缺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