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动员了大批的革命力量，深入农村，组织和发动农民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江西、陕西、河南等地就迅速兴起了一个农村大革命的高潮。“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页。以下凡引本文，只注页码。）如何对待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成为决定当时大革命前进或后退，成功或失败的关键。这决不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而是一个左右革命全局，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问题。当时，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党内党外都出现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为了回击这些责难，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作了实际调查，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满腔热情地赞扬和歌颂了当时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狠狠地驳斥了所谓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反革命议论，驳斥了所谓运动“过分”的中派议论，驳斥了对革命农民的种种污蔑。他为中国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农民，伸张了革命的正气，为他们撑了腰。这件事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这篇《报告》，不仅对民主革命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当前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样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一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报告》中，深刻地论述了农村大革命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经过群众性的暴烈革命斗争，把反动阶级的权力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

　　毛泽东同志写道：“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第25页）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当时湖南农民做的十四件大事中最重要的大事。这不仅是当时历史事实的记录，这是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回答了革命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是任何真正的革命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

　　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争取政权的斗争，争取刀把子、印把子的斗争，是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农民起来革命，在政治上，就是要把地主阶级的政权打垮，就是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第30页），就是要把地主阶级从发号施命、压迫、统治农民的权力地位上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使地主阶级成为被统治、被压迫的阶级，使农民成为农村的统治阶级，使农民扬眉吐气，建立由农民发号施命的政权。政治上打击地主阶级，就是要打击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把他们打倒，把他们当中掌握枪杆子的，掌握笔杆子的，台上发号施命的，台下跑腿的，幕前、幕后的，统统打倒。总之，要把当权者和他们的一切爪牙，统统从权力地位上打下来，绝不准他们公开地或隐蔽地对农村政权再发生影响，使他们再无兴风作浪的可能。在政治上打击地主阶级，还要把整个地主阶级的威风打下去，使他们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不把整个地主阶级打倒，不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一部分当权派倒了，还会出现另一些不甘心死亡的分子爬到当权的地位上来。邪气压不下去，正气就升不起来，地主阶级仍然会公开地、隐蔽地实行统治，会通过各种途径，施加自己的影响，结果是换汤不换药，仍然是地主阶级的天下。

　　现在我国的农村情况和一九二七年完全不同了。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早已被打倒，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也已经被消灭了，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所代替。劳动农民不仅早已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剿削下解放出来，而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道路。但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并不就是万事大吉，劳动农民并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不仅会有封建阶级的复辟活动，而且还会有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活动。

　　为了巩固革命政权，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必须经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比过去更复杂、更曲折，而且总是要反复进行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二

　　农村中，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倒地主阶级，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的斗争，都必须经历群众性的大革命运动。在民主革命时期，只有把那些过去最受剥剖、最受压迫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才能彻底打垮反动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只有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才能自觉地反击一切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

　　经过群众性的大革命运动，打垮反动阶级，要经过深入的、耐心细致的工作，把农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数劳动群众发动起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同反动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使他们敢于彻底揭露和控诉反动阶级的罪行，敢于惩治反动分子，敢于“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第19页）；敢于在农村当家作主，发号施令，指挥一切。农村的这种翻天复地的大革命，用和平的办法，恩赐的办法，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当时总结醴陵等县的农民运动的经验时就说：“尚有一部分地方……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第25页）。真正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绝不能走过场的，必须经过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把反动阶级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第19页）不经过这种翻天复地的大革命，只是走过场，终久还是要吃回头草，要重新革命。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些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第18页）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是对阶级斗争规律性的深刻概括，永远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金玉良言。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场更加复杂的阶级斗争。绝不能认为有了政权的力量，只依靠行政命命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就不需要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了；绝不能认为只依靠政权惩治少数反动分子，就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了。

　　取得政权以后，阶级斗争更加复杂的表现之一，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而且常常是由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一些混入共产党内、国家政权内的反动分子，利用他们窃取的“共产党员”、“工作干部”、“劳动模范”等公开的、合法的身份同我们进行斗争，若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这些反动分子的真面目是揭褥不出来的。同时，农业集体化以后，各个阶级都在集体经济中生活，阶级阵线不象在土地改革时期那样鲜明，那样容易识别。只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他们擦亮了眼睛，是非界限才能分明，阶级阵营才能明朗。因为，任何狡猾的反动分子的所做所为，都不会逃出群众的眼睛。群众是善于分辨好人做了坏事和坏人做了坏事的，群众是能够分辨不同的情况、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的。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不是只揭露、惩治了少数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就能了事的，还必须对整个反动阶级进行监督，监督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很明显，这种斗争，也只能依靠群众来进行。

　　同时，在社会主义时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也包含着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革命的深刻内容。要在劳动群众中不断进行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划清界限的阶级教育，防止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分子。这种斗争，更必须是在群众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自觉的进行，任何强迫命命、包办代替都是不行的。

　　因此，社会主义时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才能真正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群众，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反动分子；才能使少数的反动分子陷入有觉悟的、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乱说乱动。

　　能不能在农村形成这种群众性的暴烈革命，关键问题在于对待革命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报告》中指出的一样，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第13页）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谈论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一旦群众疾风暴雨式地起来革命了，干出一些“反常”的、“越轨”的事，这时如何对待革命、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的考验。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不相信群众的，他们把群众当阿斗，他们认为要由那些英雄豪杰才能“解放”群众。他们生性害怕革命群众运动。在革命群众运动面前，总是前怕狼后怕虎，顾虑重重。而无产阶级革命家则认为，革命事业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只有群众自己行动起来，才能完成革命事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指导革命斗争中，总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

　　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要应用正确的战略、策略；要有正确的部署；要掌握运动进程的“火候”，及时地由一个斗争阶段转到另一个斗争阶段。但是，这一切绝不是限制群众运动，而是为了使运动更顺利地进行。有一些好心人，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总是有无穷的顾虑，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要规定无数的清规戒律，不准群众这样，不准群众那样。他们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出岔子。群众运动不是绣花，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完全不发生任何错误和缺点是不可能的。领导者的责任是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尽可能减少错误和缺点，而不能见一点错误就大惊小怪。只有有领导地充分发动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才能使“左”的和右的错误比较少，有了也此较容易发现，容易克服。相反的，如果不是充分发动群众，错误反而会更多更大。群众运动没有发动起来，就不能打倒阶级敌人，就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这才是最大、最根本的错误。因此，那种因为害怕群众运动出岔子，而不敢充分发动群众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必须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牢固地树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放手地大搞革命群众运动。

　　三

　　农村中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要依靠谁呢？这个问题不解决，革命就寸步难行；依靠错了，革命就会失败。

　　农村在土地革命时期，应当依靠贫农（包括雇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样应当依靠贫农（包括下中农）。

　　在毛泽东同志写这篇《报告》时，反革命派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就是攻击当时农村大革命中的贫农的。反革命派攻击贫农是不奇怪的。这是因为，过去被他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第19页）贫农在农村“称王”，就没有绅士们的地位了。绅士们出于恐惧、仇恨，是必然会攻击农村最革命的阶级——贫农的。

　　但是，在革命队伍中或那些同情革命的人士中，也有一些人常常对贫农持不正确的态度，看不起贫农，指责贫农“落后”、“没有办事能力”、“懒惰”等等。这种论调，实际上是打击农村的革命阶级，打击农村的革命运动，是拆革命的台，客观上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

　　当然，贫农也是农民，他们必须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但是，贫农是农村最革命的阶级，是党在农村中最可靠的支柱，是开创农村革命大业、巩固农村革命阵地的最坚强的力量。是工人阶级在农村唯一能依靠、而且必须依靠的社会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报告》中，对于污蔑贫农的各种论调，坚决地给予反击，他深刻地阐述了贫农是农村的“革命先锋”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他说：

　　贫农“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贫农“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贫农“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绝不能造成现时（指毛泽东同志写这一调查报告之时——引者）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贫农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

　　正因为贫农是这样一个十分可贵、十分了不起的革命阶级，所以毛泽东同志才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以上均见第22—23页。）

　　在民主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在农村中主要是依靠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团结中农起来推翻封建势力的统治。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贫农仍然是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关于下中农，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作了分析，指出了这两部分人和贫农的经济地位是接近的。他们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这两部分人都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最积极的拥护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坚强支柱，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依靠力量。因此，只有依靠贫农和下中农，才能取得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在集体化以后的今天，要战胜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粉碎封建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仍然要依靠贫农、下中农。

　　只有充分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壮大他们的势力，使他们在农村中占绝对优势，才能更好地团结中农。这样才能把农村中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只有充分地依靠贫农和下中农，使他们在农村中掌握了大权，农村革命政权的根子才算扎正、扎稳，农村的革命阵地才能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革命者，在农村的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革命的根子扎正，就是要把贫农和下中农组织起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扶植他们的势力，帮助他们在农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

　　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是党在农村中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我们必须坚定地执行这条正确的阶级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