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在湖南南岳创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从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共办了三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与国民党合作培训了三千多名干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前线，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训练班的由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调动了200万军队，先后进行了上海、忻口、南京、徐州、武汉等大规模的会战，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但是，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北平、天津、太原、济南、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先后失守，华北、华东和华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敌后战场的胜利，使国民党上层开始认识到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白崇禧指出：“我们只有用游击战运动战为主配合必要的阵地战为辅，以适应持久战略，才是战胜强敌的正确方针。”蒋介石也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之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
对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过建议。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邀请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朱德到武汉后，周恩来和他商定要吴奚如以朱德名义起草了建议书，由朱德在会上向蒋介石提出国共两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要求拟定计划。其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研究制定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由周恩来提交蒋介石。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邀请我党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检讨了前一时期的抗战工作和展望二期抗战形势，确定自“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抗战，以正规战为主，尔后为第二期抗战，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需要培养大批干部，为此，会议决定在南岳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
于是，蒋介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需要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参加训练国民党部队军官，对于团结抗战，具有重大的意义，决定由叶剑英负责，带领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训练班工作。毛泽东说：去吧！去讲我们的一篇道理。
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汤恩伯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叶剑英接到任命后，召集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的同志，讨论工作方法，准备教材，提出对该班教育、管理、生活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将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关同志进行统一战线的教育。其后，他与汤恩伯就如何办好训练班的问题数次晤谈，并一同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返衡阳后，带领我方人员30多人，于1939年2月10日前往南岳。从国民党军队抽调到训练班工作的干部、教官及工作人员也先后到了南岳。2月15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告成立，正式开学。
组织概况
训练班开始称“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不久，军委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军训部为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一月后，汤调河南指挥作战，蒋派三十三军团军团长李默庵代教育长。
（一）组织机构。
游干班因系短期训练班，只设班本部，班本部设在南岳圣经学校。班本部于主任、副主任之下，设教育长、副教育长各一员，下设部、处、室各机构。
1、机要室。设主任一人，下设秘书、速记、译电、司书等人员及电台、新闻台，负责起草、承办和管理训练班的文电、文书及班本部的行政生活管理。
2、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下设秘书，第一、二、三科及政治主任教官和政治教官，另设有编纂委员、三青团书记、民运指导员等，负责训练班的政治教育训练，政治活动和编辑出版刊物、教材。
3、教务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下设军事主任教官、军事技术主任教官、军事教官、军事技术教官，以及教育副官、绘图员、书记、司书等人员，负责训练班的军事教育训练和各种军事活动。
4、总务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下设第一、二科及医务所，负责训练班的后勤工作。
5、总队部。设总队长一人，总队附二人，下设教育副官、指导员、助理员、副官、军需、书记、司书及管理员等，总队部为学员的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学员的学习，工作，生活及思想政治工作，协助军事、政治教官组织实施教育训练计划。
总队部下辖学员队，各队设队长、队附各一人，由学员中的师、团职军官充任。每队分三个区队，每区队分三个分队，区队长、分队长从学员中选出。
游干班还配有卫兵连、通讯排、军事队等“调运部队”。
担任军事、政治等教育课目的教官，系从各专门机构抽调，处、室和总队部管理干部，第一期主要是汤恩伯集团军幕僚人员和部队长官，如政治部主任、总队长、教育处长、总务处长都是汤部军、师职将官。
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行政管理干部随汤恩伯凋走，第二期、第三期的机构设置和人事方面略有变化。从第二期开始，增设了特种组织。其特种组织有：1、特别党部，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指派李默庵兼任特派员，政治部主任戴子奇兼任书记长。2、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第六分团部，戴子奇兼任书记。3、毕业生调查处，由中央各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派员办理，仍以李默庵为主任。4、经理委员会，由各部、处、室派员组织。5、采办委员会，由各部、处、室派员组织。6、编审委员会，由政治部和教务处派员组织。7、伙食委员会，由各部、处、室派员组织。
（二）学员的召集与编队。
游干班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培养大批有力的坚强的游击干部，深入敌后，领导和开展游击战争，以打破敌人在占领区内政治、经济、军事之活动，以及一切后续人力物力之援应。开始拟定招收学员的对象是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要求以军为单位选派战术修养较好而又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加训练，毕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班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伍，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
第一期，学员为1046人，分编为八个队，每队100多人。学员主要是全国各战区部队送来的军官，其学历大部为黄埔军校（后改南京中央军校）毕业，一部为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校的毕业生。其职级大多为少校，一部为上校、中校及上尉，还有招考的青年学生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红十字会保送人员等。第五、六、七队中有女学员110人。第一至六队于2月15日开学，5月15日结业。第七、八队于4月上旬开学，7月5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为530人，分编为五个队，每队110人左右。鉴于第一期学员水平参差，施教比较困难，第二期减少了学员人数，采取军官和党政干部分别编队，分别施教。学员的召集，按照军委会军谢部的训令，第一、二队为军官学员队，系由第三、四、九战区所辖部队（含游击队）选送的中级军官。第三、四队为党政干部学员队，由湘、鄂、赣、浙、皖、粤、桂、闽各省党部与省府及所辖行政党务机关保送来的各厅、署秘书、科长、县长和省、县党部委员等政工人员。第五队为第九战区谍报班学员和从第一期第七队毕业的男女学员中选留的部分人员。第二期于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
第三期，学员为1459人，分编为十个队，每队一百四、五十人。这期学员人数多，来源更广泛。有从第三、四、九战区所属军、师选送来的现役军官，有从湘、粤、桂、赣、浙、闽、黔、滇等八省党部与省府保送的党政官员，有由军委会政治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保送来的工作人员和青年学生，有从衡阳、曲江、桂林、吉安等地招考来的高中毕业学生等。其中女学员占十分之一。第三期于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至3月结业。
训练内容与方法
游干班的教育训练实行精神、政治、军事并重，课目分为“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教育重点是精神教育，以总理遗教、领袖言行为主；政治教育以党团组训运用、民众运动及游击政工为主；军事教育以游击战术、游击战斗及爆破技术为主。
游干班开设的课程很多，其主要课程为：1、总理遗教；2、领袖言行；3、中国国民党党史；4、中国国民党党员之组织训练及其政策；5、抗战建国纲领；6、国际形势；7、地方自治与建国；8、国家总动员；9、游击政工；10、民众运动；11、敌情研究；12、情报业务；13、游击战争概论；14、游击战术；15、沙盘教育；16、爆破摘要；17、后方勤务；18、各种通讯法；19、筑城概要；20、兵器概要；21、战斗教练；22、阵中勤务；23、防毒讲话；24、防空讲话。
以上课程，根据学员军事基础知识和作战经验水平的不同，有区别地施教。虽然课程繁杂，但游击战争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其他课程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开设的。军事基本知识和军事基本技术课耳中，以筑城、地形、军事管理和后方勤务占着重要地位，它们是游击战术的“外围”；研究性的课程，以国防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政策、国际形势、日本研究为重点；而全部课程中心的游击战争课目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游击战争概论、游击战理论基础、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科教练、游击战的破坏工作、游击队通讯术、游击战的化装术、情报原理、游击战术实习等。
教育训练时间，每期为三个月。第一期军官学员与党政干部学员混合编队，教育训练内容与时间相同，军事教育训练时间为55％，政治教育训练时间为45％。自第二期开始，军官学员写党政干部学员分开编队，所学课程相同，学习重点和时间安排有区别。军官队军事课时占全部教育时间的55％，其中学科为军事时间的47％，术课占军事时间53％；政治课时占全部教育时间45％，其中政治课程占政治时间51％，各种活动占政治时间49％。党政队军事课时占全部教育时间45％，其中学科占军事时间36％；术科占军事时间64％；政治课时占全部教育时间55％，其中政治课程占政治时间58％，各种活动占政治时间42％。
为了使学员在较短的时间里，了解和掌握开展游击战争的理论、技术和方法，训练班实行了一些比较好的教育训练方法。
第一，认真施教。游击战争是一门新的军事学，没有现成的课本和教材，为了教学的需要，教官们以当时的法规典令为原则，参照游击战斗的实际经验，采取集体研究，集体创作，自己动手编写出各课目的教材和讲义。在教学中，任课教官都注意突出重点，抓住游击战争这个重点施教。注意采用启发式的教授法，把讲授和研究、讨论结合起来，教育和训练结合起来。讲课时，学员可以提问，可以讨论。每次讲课后，要组织学员进行训练和实习。
除了本班教官讲课之外，还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领袖人物讲课、演说或作报告。先居到游干班的有：苏联顾问讲授炮、步兵协同作战；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讲述“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蒋介石讲演“推行基本建设与实现三民主义”；白崇禧讲授“关于游击战的问题”；陈诚讲授“论游击战”；周恩来作“中日战争之与战政略略问题”报告；胡愈之讲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
第二，坚持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在思想上要求学员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树立国家、民族至上和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以积极的责任感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搞好教育训练。在训练和生活上，提倡发挥游击队的作风，早上5点钟起床，先进行早操和朝会，然后上课和训练，晚上轮流站岗放哨。每个星期有一次战斗演习，实地进行对敌的袭击战斗，伏击战斗，扰敌战斗，自卫退却，防御警戒，侦察搜索等等。游击训练班没有休假日，也没有星期天。在课程表上，星期天列为民运工作日，学员们叫“政治工作实习天”。每个星期天，学员们分成小组，分途下山，到民众中去，组织他们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第三，比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游干班建立了各种会议制度。各种会议均有学员代表参加。学员建立了自治会，实行学员自治。区队长和分队长在学员中选举产生。建立小组会议，开展学术讨论，检讨工作和进行自我批评。提倡自觉遵守纪律，学员自动、自觉、自愿地参加学习和遵守班、队的一切规定。在管理方面，各队的官长起模范作用，学员有违反纪律的，不得采用简单的处分办法，强调说服教育，反对粗暴作风。组织课外活动，如唱歌，各队出壁报，进行抗日和游击战争的宣传。教职员与学员打成一片，一同参加朝会、早操和进餐。
游干班在教育训练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训练时间短，课程开设过多，学员曾多次要求减免典范令和国民党史、领袖言行、国民党之组织训练及其政策等课程，增加游击战课程的时间。二是有一部分学员的学习目的不明确，他们不是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而学习，而是“混资格”，回去后好升官发财。
中共代表团在南岳游干班
中国共产党派到南岳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的有30多人，对外叫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叶剑英任代表团团长。教官有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崇（又名李伯崇）、薛子正；工作人员有陈子英、蒋雪影、谢景屏、刘澄清、陈婉文、李扬、王华、何思政、徐天宝等，主要负责代表团的电台（对外叫新闻台）、机要通信、文书和后勤生活保障。另有警卫战士10多人。越共领袖胡志明那时从越南来到中国，曾在游干班中共的新闻电台工作过。
中共代表团到南岳之前，叶剑英在八路军衡阳办事处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了约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到南岳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叶剑英与汤恩伯商定，我方参加游干班的人员，集中住在第一教官室。代表团人员研究制定了六项原则：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叶剑英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严格要求，他对大家说，每一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代表团成员早上和学员一同参加出操和朝会，白天参加讲课和训练，晚上进行备课和总结工作，每天都忙到深夜。他们虚心向友党的教官学习，经常邀请其他各主要教官参加代表团举行的讨论会。这曾受到汤伯恩的多次表彰。
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这两门主要课程，由中国共产党派到训练班工作的同志负责教授和训练。具体分工是：叶剑英主讲游击战的概论，边章伍、李伯崇、薛子正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李涛、吴奚如讲授游击战的政治工作。这两门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教官们就以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论述为指导，结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采取集体研究、集体讨论，编写出《游击战术讲义》和《抗日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
中共教官除了李涛、边章伍二人在延安红军大学当过教员外，其余的都是初次任教，没有教学经验，他们就边教边学。叶剑英亲自传授教学经验，告诉他们说：讲课不要慌、首先要充分准备好教材，熟悉教材，然后拟个提纲去讲，千万不能死背。讲课时，教员要自然，要面向学生，不要光看讲义。每天晚上，大家几乎都要集体备课和进行试讲。
叶剑英在游干班担任副教育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工作虽然很忙，但仍按计划分工给学员讲课，不仅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也讲政治形势课。他讲课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学员们的欢迎，就连附近地区驻军中的一些将领都赶来听讲。他讲的游击概论一课，在课程表上规定是12课时，占军事学科七分之一。他每次上课总有学员提请延长时间。下课了，仍不愿离开教室。
边章伍、李伯崇等教官讲课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讲课和训练结合起来，受到学员们的欢迎和好评。周恩来被游干班聘请担任国际问题讲师。他虽在重庆，但经常过问和关心游干班的教育训练。1939年4月，他从新四军视察归来，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专程来到南岳，并给学员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大大地鼓舞了学员们的士气，增强了他们抗日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
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游干班全体人员，在叶剑英的组织下，进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演习中充当“假设敌”的学员七队队长、第三十一集团军少将副师长何凌霄对叶副教育长组织的这次演习，连连称赞，敬佩不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翻阅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后也说：“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在训练班的第一期，汤恩伯对统一战线和游击战的认识与态度比较好，对共产党代表团的建议多能采纳，对共产党的教官拟定的讲授大纲极少修改，并多次在会上赞扬共产党教官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因而两党工作人员团结合作是比较好的。
1939年6月，叶剑英由南岳调到重庆南方局工作，由李涛接任中共代表团团长。第二期训练班开始，国民党当局在游干班增设国民党特别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并增设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教育内容。第二期学员结业后，共产党代表团工作人员利用训练班放假的机会，到重庆南方局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请示，是否还继续参加南岳游干班的工作。叶剑英当即请示中共中央。中央估计，国共两党虽有矛盾和磨擦，但国共两党关系尚不会彻底破裂，指示他们仍回南岳。这样，共产党代表团工作人员继续参加了第三期训练班的工作。这期间，日军飞机在粤汉铁路沿线狂轰滥炸，游干班在南岳办不下去了，先后迁到零陵、祁阳。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一如既往，致力于教学工作。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于1940年3月全部撤回。
1940年夏，国民党将南岳游干班改名为西南游干班，又继续办了四期。第四期学员在祁阳毕业后，游干班迁至江西修水漫江办了第五期，第六期又迁回祁阳，第七期迁至浙江丽水，此期结业后游干班就结束了。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虽然是短期训练班，仅前三期就培养出了3000多名抗日游击人才，对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据《游干周刊》报道，分配到浙江的学员，将原来分散在敌占区的一些民众武装组织起来，用“大刀土炮、长枪铁尺”进行游击战，“筑起了捍卫浙东的长城，使敌人不敢越钱塘江半步”。分配到鄂豫皖边区的28名学员，是边区游击队的骨干，他们在政治上积极做好民运工作，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游击战斗；在军事上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和电话通信，主动地袭扰和伏击敌人，使日伪军大伤脑筋。分配到广东的学员，在粤北山区和东江一带举办训练班，把在游干班学到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传授给游击战士和民众，推动了该地区游击战的发展。有的学员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钡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一直在东江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创办距今已50周年了。它的历史功绩不只是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当前国共两党进行第三次合作提供了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