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提出了“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任务。陈独秀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个投降派。
一九二七年五月，湖南长沙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这次事变是在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要时刻，由隐藏在革命统一战线里的地主豪绅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发动的一次反革命军事叛乱。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这次事变的发生，扼杀了十万农军反击反革命政变的壮举，使湖南的革命形势由高涨转入低落，造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终失败。揭露陈独秀在“马日事变”前后的叛卖罪行，有助于我们识别投降派，认识革命营垒里的蛀虫的危害性。
（一）
毛主席指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马日事变”正是陈独秀在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幌子下，适应国民党右派、豪绅地主阶级的需要，在农民运动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一贯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又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风暴，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迅猛地发展起来。农民群众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们迅速建立了一种使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梭镖队。农会势盛的地方，地主阶级的武装大部分投降农会。农民们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并开始改变乡村的宗法制度、恶劣习惯，着手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歌颂农民这种革命行动，“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使革命者“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必须彻底推翻，真正办到“一切权力归农会”。而要取得这个斗争的胜利，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精神的推动下，一九二七年春天，湖南的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农民运动更加迅猛地向纵深发展，湖南省以及许多县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对罪大恶极、破坏农运和敢于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团防局长等，实行逮捕、通缉和镇压。湘潭、平江、衡阳、益阳、宁乡、衡山、浏阳、岳阳、汝城等县及长沙近郊农协，接管和夺取了团防局武装，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或常备队，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抗，击败地主武装的进攻，进一步巩固了农村政权。在此同时，长沙、湘潭、醴陵等县的农民，自动起来解决土地问题，如长沙霞凝乡农民，自行没收地主土地，将全乡的土地按人口和劳力进行分配。这时，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猛增至五百一十八万余人，占全国农会会员人数一半以上；农民的觉悟水平，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思想武装下，在革命的实践中，对武装、政权、土地三者的认识，有了迅速提高。
可是陈独秀是怎样看待农民的呢？他认为农民“散漫”、“保守”、“畏难苟安”，“难以加入革命”。他曾为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公式，叫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个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公式里，根本就没有农民的地位，放弃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因而在实践中，他必然要引导工农去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
当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陈独秀屈服于国民党右派和地主豪绅的压力，顺应他们的要求，竭力压制农民运动，提出了一连串的清规戒律，要农民在他划定的投降主义的圈子里去“革命”。在农民武装方面，他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许用农民自卫军的名义，不要注重军事训练。在农民政权方面，他说“现在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要“干涉行政”，“万不可以这部分势力企图拿住整个的地方政权”。一言以蔽之，不要农民革命。
当农民群众开始推翻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因而动摇了一切反动统治的基础的时候，国民党内新右派头子蒋介石，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全力支持下，在上海发动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此，第一次大革命进入了紧急阶段。但是，就全国来说，革命还只是遭到部分失败，如果我党领导机关路线正确，就能发展革命势力，坚定同盟者，打击国民党右派，阻止形势逆转。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在党的“五大”会上，主张迅速加强土地革命斗争，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并把他于年初在各省农民协会联席会议上提出并经讨论通过的普遍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提交大会讨论。但是，陈独秀坚持投降主义立场，实行家长式统治，横蛮地拒绝讨论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在此同时，他却抛出了一个所谓“革命扩大论”，主张继续北伐以扩大革命，而不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政权以加深革命。这种把扩大革命和加深革命截然分开、对立起来的理论，正是迎合蒋介石反动派的私利。因为当时蒋介石正企图打着继续北伐统一中国的旗号，来达到巩固他在东南各省反动势力的目的。这样，农民土地革命这个最紧迫的有关革命全局的根本问题，就实际上被否定了。
陈独秀否定农民革命，压制农民运动，在农民武装、政权和土地革命这些根本问题上，推行一整套投降主义路线，这就从革命内部策应了反动派，导致了“马日事变”的发生。
（二）
列宁曾经说过：“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迥然不同的两种方针。基于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二重性，毛主席一贯主张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买办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可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却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方针。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汪精卫和蒋介石密谋反共的时候，陈独秀同汪精卫发表所谓国共两党领袖的“汪陈联合宣言”，说什么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麻痹革命人民。当革命进入紧急阶段，他对于汪精卫这个控制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党假左派头子，更是一味妥协退让，惟其马首是瞻。汪精卫叫嚣如再搞土地革命，就要“依法惩治”，陈独秀就曲承其意，主张“土地政治没收”；国民党提出旨在制止农民夺取地主政权的所谓农村自治时，他深表赞同；夏斗寅叛变后，武汉政府被迫答应给武汉工人纠察队两千支枪，陈独秀竟不肯要，以表示他没有“阴谋”和对武汉政府的“忠心”。汪精卫从陈独秀这副奴才相，认定共产党软弱可欺，于是，更加大胆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汪精卫在武汉破坏革命，蒋介石在南京遥相呼应。四月二十日天津《益世报》披露，“蒋介石密令唐生智讨伐武汉方面的共产党”。对武汉政府所属部队的一些反动军官，蒋介石更是信使往还，极力收买拉拢，策动他们发动军事叛变。到了五月，湖南的“拥蒋棒喝团”等反动组织，便大肆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这样，两湖地区北伐军中那些投机革命的反动军官，在蒋介石、汪精卫的唆使下，都蠢蠢欲动，阴谋策动武装叛乱。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所辖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是直接策动“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此人，是湖南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代表，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怀有刻骨仇恨。还在北伐进军到武汉时，他就咬牙切齿地说：要“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他为了组织反革命叛乱，纠合了一批北伐军中的反动将领，国民党内的新老右派和官僚政客，以及逃亡到北伐军中的豪绅地主，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他指使其亲信，进行反动宣传说：“现在只有学蒋介石在京沪一带的作法，设法制止共产党的活动，才能救得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煽动反动军官进行反革命叛乱。 为了实现蒋、汪的反革命计划，五月初，何键派他的得力心腹余湘三到长沙，策划反革命政变。当时何键驻长沙部队仅有一个教导团和后方留守处三百人枪，力量显然不够。为此，余湘三又活动驻湘潭、湘乡的第三十三团许克祥部调驻长沙，作为发动叛乱的主要军事力量。许克祥是“马日事变”反革命的急先锋。他到长沙后，就大造谣言，诬蔑工农运动，挑拨北伐军与工农的关系，制造混乱，蛊惑人心，促使长沙形势日趋紧张。五月十七日，许克祥和余湘三约集驻长部队反动军官王东原等，具体进行部署，并决定由许克祥担任叛乱的指挥官。同时，决定在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发动，因为这一天是星期日，便于搞突然袭击。敌人已经剑拔弩张，一场大规模的反革命屠杀已经迫在眉睫。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以后，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极力贯彻执行。当农民起来自行没收地主土地时，他们秉承陈独秀的旨意，派人前往制止。当旧的县政权和团防局在农民运动威力之下无法维持，省政府要求我党派人去充当县长，接收团防局枪支时，他们按照陈独秀的所谓共产党人只抬轿子不坐轿子的谬论，“一个县长也不派，一枝枪也不收”，以表示自己是“在野党”，“无上台野心”。这就是说共产党人不要政权，不要武装，一句话，不要革命。因此，当何键、许克祥已明火执杖要向共产党，向革命人民开刀时，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表现了极端的软弱、动摇，政治上提不出针锋相对反击敌人的正确方针，组织上处于混乱状态。
五月十八日，何键等驻湘部队已在长沙外围常德、益阳等地开始屠杀革命群众，武汉、长沙之间交通断绝，消息不通，长沙城内人心惶惶，拥蒋反共的反革命言论侧耳可听。十九日晚，三十五军留守处即开始在长沙公开寻衅，向巡经该处的工人纠察队鸣枪示威，并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当晚，许克祥还组织伤兵向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闹事，打伤工纠队员多人，反革命气焰异常猖獗。面对这种严重局势，省委主要负责人和中央特派员束手无策。更可耻的是，待到二十日晚，得知许克祥真要动手了，省委竟然通知工农两会纠察队“镇静待缴”，而省委则自行解散，各自逃离长沙。这就更加助长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严重挫伤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使广大革命群众和工农武装，在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前，毫无准备。
五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时，长沙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叛军一千余人，在许克祥指挥下，分兵向省、市总工会、省农协、省党校、省农讲所、特别法庭、公安局等机关进攻。顿时，全城刀剑横飞，枪声大作。省总工会二十余名工人纠察队员，奋起反击，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省农协的自卫军，凭借围墙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许多战士壮烈殉难。省党校的学员被枪声惊醒，在突围中仍坚持与敌人搏斗。面对叛军的突然袭击，工农武装和革命群众，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一夜之间，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一百余人，被捕四十余人。许克祥匪军捣毁了一切革命机关，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撕毁了“打倒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等革命标语，代之以“拥护蒋、唐合作”等反动标语。长沙城中一片白色恐怖。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后，许克祥等，除了继续在长沙实行血腥大屠杀外，还勾结湖南国民党右派头目彭国钧等，组织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公开宣布拥护蒋介石，脱离武汉政府，取消一切革命法令。从此，湖南各地反动派在省“救党委员会”的号令下，也开始镇压工农运动。仅五月二十四日，熊震匪部在常德杀死杀伤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就达两百余人。
但是，反动派的野蛮屠杀，动摇不了共产党人的崇高信念。共产党员、团省委书记田波扬同志被捕后，经受了敌人多次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就义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湘潭县委书记兼县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同志，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杀就杀！共产党是杀不绝的！”他在遗书中写道：“愿后死者继我革命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革命人民站起来，诚如鲁迅所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三）
“马日事变”使湖南党和工农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湖南是武汉政府的重要后方，长沙又是湖南的省会，如果许克祥在长沙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不迅速扑灭，反革命势力就会向全省蔓延，整个革命形势就将急转直下。但是正在熊熊燃烧的湖南农民革命烈火，决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发动一次反革命叛乱所能扑灭的，当时广大的农村中还有着雄厚的革命力量。如果我们党及时组织农民进行武装反击，许克祥等叛军是完全可以击败的。面对这种形势，党内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些党内同志，主张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武装保卫革命。而陈独秀却被反动派的屠杀所吓倒，他唯恐农民起来进行反击，引起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幻想武汉政府以合法手段解决湖南问题。于是，他与汪精卫一起派遣谭平山、陈公博等五人查办代表团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民运动“过火”。查办农民运动“过火”是陈独秀为了讨好地主资产阶级，幻想他们发“善心”；查办许克祥则是用合法手段去查办反革命，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许克祥立即电告岳阳驻军：将谭平山等就地枪决。查办代表团在岳阳车站见势不妙，狼狈逃回武汉。随后，陈独秀急忙于二十六日在他把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说：“现在本党的职任，不是推翻他们（按：指国民党反动派）”，“不宜于直接和他们发生冲突”。这就清楚地暴露了陈独秀只许地主资产阶级屠杀工农，却不许工农进行武装反击的投降主义真面目。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马日事变”，激起了湖南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极大的革命义愤。“马日事变”后，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和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等同志，当省委主要负责人临危仓皇脱逃时，他们挺身而出，组织临时省委，由郭亮同志担任书记。临时省委决定：以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名义，命令湘潭、湘乡、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长沙、宁乡、益阳、平江、湘阴、岳阳、安源等地，迅即组织工农武装，围攻长沙许克祥叛军；并通令各地工会、农协，严惩破坏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没收地主土地，深入进行农村革命。同时，还决定派人去武汉向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及省委的斗争策略，并通电全国揭露何键、许克祥的反革命罪行。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临时省委关于围攻长沙的指示下达后，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各地党组织和工会、农协，日夜动员群众，整顿工农武装，准备夺取长沙。二十三日，湘潭县委集合农民自卫军两三千人千余支枪，围攻伪县署，夺取枪支，然后开到离城三十里的姜畲整编训练。韶山特别区党组织，迅即集合农军一千多人，二百多支枪，由庞叔侃同志率领，前往姜畲汇合。湘乡组织了军事委员会，将全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编成湘乡县工农义勇队，开赴姜畲待命。长沙县的工农武装，在郭亮同志直接指挥下，从东南西北四面封锁长沙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同志，很快地组织了一支六百余人枪的工农义勇队和配备梭标、大刀的数万农民自卫军。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玷同志，动员了两万农军，筹集了数万斤粮食。衡山农运特派员贺尔康同志，命令全县五百余乡的农民协会。每乡派青壮年二十名，梭标二十支，到护湘关待命。攸县、茶陵等县，也组织了战斗队、宣传队、运输队、破路队，配合进攻长沙。安源工人准备了三个火车头和八十节车厢，运载工农战士上前线。株洲特别区农协调集缝纫工，赶制农民自卫军的旗帜和绑腿。浏阳、衡山、宁乡、长沙等县农民协会，集中铁匠，夜以继日地打制梭标、大刀。当时湖南广大农村，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朝打铁，晚打铁，打把梭标送农协。梭标磨得亮亮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工农群众积极备战的革命豪情，表达了广大人民对蒋介石、许克祥叛变革命惨杀工农的深仇大恨。
“红旗卷起农奴戟”。在临时省委的号令下，不到十天，就集合了十万余工农武装，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向长沙进军。当时，通往长沙的几条大道，战旗飘扬，梭标林立。沿途成千上万的男女农民，推着土车，挑着箩筐，为农军运送粮食弹药。工农战士个个怀着“投标（梭标）断流”，“灭此朝食”，“活捉许克祥，回去过端阳”的胜利信心，直奔长沙。
这时，长沙城内的叛军，只有许克祥的三十三团，何键的三十五军教导团和后方留守处警卫大队，以及唐生智的警卫团，总共不过三千人。他们听到农军围攻长沙的消息，吓得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在向外告急的电文中，自供“一夕数惊，守兵殊倦，各县告急，无力支援，形势如斯，焦急万分”。我众敌寡，形势对农军非常有利。
五月二十九日，集中在湘潭姜畲一带的农民自卫军一万余人，迎头痛击了来犯的许克祥部，揭开了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序幕。同日，湘潭东区和株洲农民自卫军，在白马垅与敌接火，敌军败退易家湾。三十日，醴陵和安源的工农武装，赶至易家湾，与叛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在姜畲的农军打响之后，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农民自卫军数万人，自东乡至北乡约二百里，沿途络绎不绝，迅速地向永安市集中。三十日，抵达黄花市。三十一日，天未晓，兵分两路：第一路由东屯渡跨过浏阳河，朝小吴门、浏阳门猛冲；第二路由朗梨市横渡浏阳河，向天心阁、南门口进攻，直逼长沙城下。上午十一时许，第一路农军的敢死队，勇猛冲杀，一举占领韭菜园，攻入小吴门。被农军吓得失魂落魄的敌军官兵，纷纷丢掉枪支，脱去军装，狼狈逃窜。第二路农军也奋勇杀人南门口。我军共毙敌数十人。这时，集中在河西岳麓山的长沙、宁乡农军，听到枪声，立即出击，与浏阳工农武装构成了东西夹攻之势。敌军被迫在东西两面作战，腹背受击，首尾难顾。如果湘潭、湘乡、醴陵、株洲、安源等地工农武装，同时进逼城下，长沙唾手可得。
许克祥叛军面临灭顶之灾，陈独秀却跑来给这伙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解了围。陈独秀看到湖南临时省委发动工农围攻长沙的命令，大发雷霆说：“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便要与武汉国民政府翻脸，是我们有了长沙而没有武汉。”“我宁愿牺牲一千万群众，不能与国民党翻脸。”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为虎作伥，扼杀农民革命的狰狞面目。正当各路农军胜利进军之际，陈独秀的特派员匆匆忙忙赶到阵前，宣布陈独秀的命令：“农军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并斥责农军的行动是“小孩子的把戏”，强迫工农武装撤退。由于陈独秀的叛卖，致使平江、湘阴等地农民自卫军没有动员起来；岳阳农民自卫军行抵新墙河，突然停止南进，自动解散；醴陵、株洲、安源等地工农武装，被迫从火线上撤下来；湘潭、湘乡农军亦被勒令收兵，从而解除了敌人四面楚歌的处境。敌人取得喘息机会，迅速撤回防守易家湾至猴子石一线的叛军，向攻入长沙的农军疯狂反扑。浏阳工农武装虽奋力苦战，终因没有友军配合，只得主动向永安市退去；宁乡、长沙西乡农军亦沿长宁路撤走。十万农军夺取长沙的计划，令人痛心地失败了。随后，伪省政府下令通缉郭亮等湖南省委负责人，并在全省进行反革命清乡，各县农民武装被各个击破。地主豪绅卷土重来，疯狂地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短短二十多天里，长沙及附近各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一万余人。白色恐怖笼罩了湖南城乡，湖南工农在大革命中获得的政治经济权利，丧失得一干二净。
陈独秀破坏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罪恶行径，为地主资产阶级在湖南全省范围内镇压工农运动扫清了道路。“马日事变”，是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和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从此，全国革命形势从高涨转向低落，陈独秀也更加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得心应手的工具，这样就使党领导的第一次人民大革命终于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广大工农群众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这次农军围攻长沙，是湖南工农群众革命热情异常高涨的表现，它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推向最高峰；是对蒋介石、汪精卫、何键、许克祥之流镇压革命的坚决回击，也是对陈独秀叛卖罪行的有力批判，它以共产党领导农民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的英勇尝试而载入史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马日事变”前后短短的几个月内，湖南农民运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兴起而迅猛发展，其规模和威力之大，震撼了全中国；其后，由于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很快就被他断送而失败。“马日事变”中，许克祥们溅血的屠刀，不曾也无法杀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反而激起了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壮举。但是，当窃夺了党的领导职位的陈独秀发出一道撤退令，十万农军的英勇斗争在行将取得胜利的时刻却被完全绞杀了。敌人所办不到的事，陈独秀替他们办到了。鲁迅曾经透辟地指出：“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回顾这段血写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出陈独秀投降派的丑恶嘴脸，看出钻入革命阵营内部的蛀虫的极大危害性。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陈独秀这个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这是历史的规律。陈独秀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正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在当时能够占据统治地位，是由于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高。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提高对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识别能力，深刻认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