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零陵地区东安县，地委党史办的同志谈到东安县不久前征集到十多本《文光普日记》。这些日记从一九二七年春节（公元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日）写起，一直写到解放后的一九五○年二月十六日。前后历时二十三年的日记，虽然失散了大半，但仍保存有十年半的较完整的日记。借来之后，连续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把全部日记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感到很有史料价值。特别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风暴席卷湖南时的一段日记，更是极为难得的。如“马日事变”的前前后后，十万农军进攻长沙之役的一些历史片段，在日记中都有较为客观的反映。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日记的作者正在长沙任教。他把当时亲闻、亲见、亲历的“马日事变”等笔之于纸，一直到五十七年之后才为人们所首次发现。就这一点来说，也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一个新收获。现将这些日记的有关情况，简要地介绍于后。
（一）
《文光普日记》的作者，湖南东安县人。生于一八七四年。一九○九年参加科举考试为拔贡。曾任过郴县知事。一九二七年五十四岁，已加入国民党。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在长沙工大（办公处设黄泥段）教书。一九二七年六月回到东安，以后即在本县教育部门和衡阳船山中学、含章女校等处工作，解放前曾担任东安县教育局长（县教育科长）多年。从日记反映的情况来看，他在“马日事变”以前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热心于国民革命，支持北伐战争。“马日事变”以后，他的思想有所改变。如对革命积极分子的称呼改成了“暴徒”，便是明证。国民党“清党”时，他重新参加了党员登记，并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在东安领到新的党证。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思想是爱国的，积极主张抗日。
《文光普日记》有十年半较完整，做到了每日必记，中无缺漏。具体时期有以下几段：
1、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日——一九三○年七月十五日，共三年半；
2、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九日——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共两年；
3、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共四年；
4、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五○年二月十六日，共一年。
这些日记，都是用毛笔直书在线装的十行纸本子上，基本上一年一本。日记用的浅近文言体，文字流畅，书法也较好。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对政治时事较为关心，每日的重要新闻多有记载。也正由于这一点，“马日事变”的一些史实乃得以在他的日记中保存下来。
（二）
《文光普日记》中关于“马日事变”的前前后后，有如下一些记载：
事变之前，记载了：查办国民党右派刘岳峙、刘召圃等组织的“左社”的情况；谴责张静江操纵中央制止广州民众反英运动，提出“亲日联奉之荒谬主张”；各团体为反蒋运动游街的情况，全部抄录了游街呼唤的十六条口号，第一条“反对军事独裁的蒋介石”，第二条“打倒昏庸朽腐的张静江”，作者慨叹“革命固有可成功之希望矣，而忽变此军阀之思想，且至于联日联奉以树众矢之的，非倒行逆施而何”？
事变的次日，记有约二百字。开头就写道：“昨晚十一时许，步枪声机关枪声连续接于耳，达旦始已。谂知驻省军队以武力解决省农会、省工会及农民自卫军、工会纠察队，计毙二十余人，枪支全缴，省党校及工运讲习所俱解散。”（全文见附件）
事变之后，连续有以下重要记载：
“二十五日 晴 柳直荀在湘潭集众捕去县署科长，并架去榷运局夏局长，闻系夏曦之父云。
“二十九日 晴 暴徒啸聚湘潭之姜畲，省军前去围剿。
“三十日 晴 暴徒在潭、株，本日火车只开易家湾。”
以上三则日记，有力地映证了柳直荀同志确曾于事变后在湘潭发动和组织农军进攻长沙。一年后，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十期发表的《“马日事变”的回忆》一文中，柳直荀同志把在湘潭的这次军事行动称为“湘潭起义”。他回忆说：“事变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仅有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五月三十一日进攻长沙的计划，同时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附近三十里的姜畲地方，但固没有适当的指挥人才，结果是被敌人各个的击破。”
“三十一日 晴 ……本日十二时许，沿车站马路上枪声连发。……有千数百暴徒持枪、槊（注：即梭镖）自浏阳大路而来，直扑省城，殆不可测云。驻省军即分途趋堵，……迎击一小时始退窜杨家山。又围击之，毙数十人，乃夺原路以遁。……农民来报谓有女子数人在前侦探，至是亦被获两人枪毙之。”柳直荀同志在《“马日事变”的回忆》中，对浏阳农军进攻长沙之役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当时因发信（注：指“停止出发”的信）太迟，浏阳的部队已经出发，因此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浏阳工农军单独进扑长沙的壮举。虽则失败，然而这次英勇的斗争是值得我们纪念的。”这次壮举诚然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但是，过去有谁知道在这次壮举中曾有过两位担任农军侦探的娘子军英勇献身呢？只有在读过这部日记之后，才使这两位埋没了半个世纪的无名巾帼英雄的事迹，重新公诸于世。
“六月五日 阴 午前十时与务成登轮，玉章、芝中亦来。傍晚至湘潭，见岸上数百人丛集。询之知枪毙一工会执委、一女联会执委，暴烈分子也。”这是作者在回东安途中所见到的情景。但是，这位工会执委是谁，另一位又是谁？这在柳直荀同志《“马日事变”的回忆》中可以查到明确的记载，但柳文没有确切地记载牺牲时的日期，而这部日记却恰恰弥补了这个缺漏。柳直荀同志深切地怀念说：“失败后第一个牺牲者就是我们英勇的战士湘潭县工会的委员长杨昭植同志。杨同志的死，是在豪绅资产阶级残酷的野蛮的死法中死去的。同时被牺牲者是在湘潭任农运工作的柳季刚同志及一位女同志。
从以上列举的数则日记可以看到，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准、立好、立完整，日记和回忆录、文献资料、报章杂志等，是可以互相映证、互为补充的。这也正是《文光普日记》的价值所在。当然，《文光普日记》还记载了大量教育方面的内容。如他在许多中学讲授语文（国文）课时，每节课的讲授内容，每周出的作文题目，也都全部记下来了。这对于研究三十、四十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是有参考价值的。日记还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许多军事活动和敌军的暴行，对于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了解日军在湖南的胡作非为，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三）
《文光普日记》的发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确实还有许多珍贵的史料散存在民间。因此，要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一定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广征博采。我们不但要广泛而有重点地约请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大力抢救活的党史资料，同时还要深入地征集老同志保存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这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请老同志提供或协助他们搜集他自己的有史料价值的报告、讲话和著作，以及他们起草的文件、电报、提纲，或他们做的会议记录等。二是请老同志提供他们保存的能够反映党的历史情况的日记、笔记和书信。我们不但要向党内的老同志征集这些文字资料和实物，同时还要向党外的人士特别是与党的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开展征集工作。因为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了解党的很多历史情况。而且这样做，还可以把党史研究和近代史、现代史研究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了解党史，使党史工作做得更好。就一个地区、一个县的党史工作机构来说，开阔视野，广征博采，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这就是不但要征集与本地区、本县有关的史料，同时还要征集与全省、全党有关的史料，把眼光放在立准、立好、立完整全党的党史资料这个总目标上。广征博采还要与深入挖掘、深入研究结合起来。对于征集起来的资料，不能只是把它装进档案袋，放入保险柜，就算完成了任务。一定要加以鉴别、查证、核实和整理。“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东安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从旧档案中，把湮没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光普日记》挖掘出来，加以利用，为完成专题征集任务服务，帮助党史界弄清“马日事变”前后的一些情况，都很有意义。这个经验，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