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唐生智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北伐前敌总指挥，是否参与策划当时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在以往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不少论文和专著，有的认为“夏、许、何是唐的部下，两湖是唐的地盘，哪有唐反置身事外之理？”有的认为“此次事变是唐主持的，是唐生智的苦肉计”，还有的认为“何键是马日事变主谋者之一是无疑了。此外，周斓、唐生智亦可能是幕后人。”总之，都认为唐生智是马日事变的幕后策划者。
我们觉得，考查唐生智是否参与了策划马日事变，必须全面了解和具体分析他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活动，及他主要的政治思想倾向。同时也要联系周围的客观环境及其对他的影响，看其在当时是否有可能参与策划这一反革命事件。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唐生智经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发展阶段。前期由军阀转向革命；后期又由革命转向反动。笔者认为，唐生智转向革命后，一直到马日事变爆发前，他不可能参与策划马日事变这样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马日事变前唐生智对待工农运动的态度看，他不可能参与。
在第一次大革命前期，湖南的工农运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之下发动起来的，但同唐生智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1926年6月，唐生智主持湘政，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湖南省政府。7月15日，宣布取缔各县被地主豪绅控制的旧农会，颁布新的农会组织法，支持组织新农协。29日通令废除赵恒惕颁布的工会条例。公布新的工会组织法，并宣布改组全省各地的旧工会。8月16日，唐生智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向省农协领导人易礼容等说：“革命是为了解放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农民群众在革命中的地位特殊重要，政府对保护农民的利益决竭全力……允即颁布农协组织法，以利农运进行”，唐生智的上述措施和主张，使湖南的工农运动由赵恒惕统治时的不合法的秘密状态，转变成为公开的合法的革命群众运动，对湖南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促进全省工农运动的顺利发展，唐生智争省政府和省党部提供经费，要“省党部农民部月准农运经费四千余元。建设厅拨农运经费三千元，各县另拨县农协月费一百元至三百元不等”。对于工会，唐生智认为它是“工人运动之总机关。民众革命之急先锋，欲扶助其发展扩大，必有经费始能巩固其基础，而加强其力量”。并要求建设厅令各县县长，按照各县工人之多少筹拨至少每月一百二十元多至三百元的活动经费。唐生智经济上的有力支持，进一步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引起了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的强烈反抗和仇视，他们猬集起来，疯狂向农民革命进行反扑。他们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阻碍税收”，“影响北伐”，叫嚣“不能为了农民断送北伐”等等。这股反革命逆流，强烈地影响着武汉政府，也广泛地散布到了北伐军中，一批反动军官按捺不住对农民运动的仇恨，日益加紧阴谋策划反革命军事政变。
在这股反革命逆流的冲击下，唐生智对待工农运动的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他曾提出要处理好农民运动中遇到的纠纷，指出：“农运理论很对，而间亦引起纠纷，我们应究其原因，力图解决。不可放弃或反对”。对地主豪绅和团防武装破坏和摧残农民运动，他发出了保护农会的命令，指出：“有意摧残农会之举动，不特有失党纲扶助农工运动之保障，实阻碍革命之进行速率……为党治下政府所不容”，如有“假托名义，异图捣乱者，自应严予制裁。”以上事实说明，唐生智当时对待工农运动的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后来在回忆中，叙述当时自己的思想时同谭延闿有一段对话，可以进一步印证他的态度，他说：“当时武汉国民党政府主席谭延闿就对我说：‘他不赞成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运动，连我部下的一些连排长的家里也被捆起来了，这太不象话了’，我就曾正言对谭说过：‘我所知道的农民运动是很好的，当然个别地方有些错误，但十分之九是好的’。谭又说：‘恐怕你的部下也有不愿意的吧’。我带着笑说：‘就是我们的部下，家里是大土豪劣绅，也要打倒的，革命首先要革自己的命嘛’。”不仅如此，他还用这次谈话的内容来教育他的部下。他说：“我回去跟刘兴、李品仙、何键等谈起这些事，将我与谭延闿的谈话告诉他们，并着重说革命要先革自己的命，农民运动与我们北伐军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我们要带头稳定下来，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大局，我们安定，下面就是有些冲动，也好解决。”何键等人听后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唐生智这次同他们的谈话态度是明朗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何键等人根本没有接受唐生智的教育，相反，他们看到唐生智的态度鲜明，搬他不动，就背着他进行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所以唐生智说：“以后，何键受蒋介石的指使，继‘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之后，阴谋策划反动军官许克祥等，于马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我确实是不清楚的。”以上史实说明，唐生智确实不是马日事变的幕后策划者。
第二，从马日事变前唐生智的政治思想倾向看，他不会参与。
大革命前期，唐生智的政治思想倾向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信仰三民主义，执行三大政策；二是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三是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这决定了他在当时不可能参与策划“马日”反革命政变。
唐生智转向革命后，在思想上信仰三民主义，在实践中执行三大政策，他自1926年加入国民党后，就以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1926年8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唐生智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在他的努力下，大会“发表了很好的扶助农工宣言和开展工、农、商、学、青、妇运动的决议案”。使三大政策在湖南得到了贯彻。
大革命前期，唐生智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有深刻的认识。从反英、讨吴、驱赵到唐、叶战争，从两湖战场到河南战场，他认为北伐战争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民众力量支持的结果。他说：“我亲身感到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军，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北洋军阀吴佩孚那么强大的军力，不是农民起来，北伐是不能胜利的”。
北伐战争的实践，使他深刻认识到“这样的胜利，不是军队一方面所能获得的，民众帮助之力，实比我们的力还要多些。”在长沙民众欢迎北伐军大会上，他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若没有民众的觉悟参加，是不能抵于真正的成功；革命军队若没有民众的拥护和援助，也是没有力量的。”唐生智从亲身实践中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难能可贵的，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是罕见的。具有这种深厚群众思想基础的唐生智，在当时要去参与策划屠杀工农群众的马日事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大革命前期，唐生智同共产党人友好相处，密切合作。早在1923年唐生智与湖南共产党人就曾有过非正式的接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湖南人民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举行了反英、讨吴、驱赵群众大示威运动。在驱赵运动中，唐生智深深感到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号召力是很大的”。主动要求共产党给予帮助和支持。他通过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区委，邀请共产党员彭泽湘任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张其雄任第八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秘书长，段德昌任第八军第一师秘书长。要求他们向官兵宣传三民主义，提高政治文化素质，密切军民关系，加强军队的纪律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严格要求自己的部属要尊重和支持政治工作人员的工作，指出：“他们的任务是很重要的，效果是很大的”，各级将士都要“竭诚的接受”，“不可敷衍了事”。
在北伐战争中，我党不仅动员广大工农群众支持北伐战争，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全力予以支持，这使唐生智深为感动。他说：“中共湖南的组织，从1923年起，无论在明的或暗的方面，都是帮助和支持我们军队北伐的。”而他自己同共产党也是真诚合作的，他说：“从1925年到1927年，在湖南的许多工作，尤其是工农运动方面，都是尊重中共湖南的负责同志的意见进行活动的。有许多报告和文件，都是与中共方面协商拟定的，有不少文件，就是中共朋友的原著。”唐生智这种和共产党友好协商，密切合作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由于他和共产党建立了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曾被外国人称之为“地道的共产党将军”。
马日事变发生后，唐生智在郑州召集军官训话时说：“我们要拥护总理的联共政策，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我们绝不能以研究系看待”。在国共分裂的危险关头，唐生智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是友善的，“七•一五”武汉国民党中央反动集团决定实行分共，唐生智“知道以后，非常骇然，莫知所措”，他说：“国共突然分裂，不但道理上说不过去，就是感情上，也确实难以接受。”当潭延闿和汪精卫分别将国民党中央的分共决定告诉他说：我们和共产党“政治主张不同，不得不分”，唐生智感到自己上了当，受了汪精卫等人的欺骗，陷入了极大的苦闷和傍徨之中，但他仍然认为，我们同共产党“合是朋友，分也应该是朋友，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但不能马上翻脸不认人，化友为敌。中共朋友，总不是北洋军阀，你们要分你们去分，我是主张好来好去”。以后，他对在自己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都是命令送盘缠旅费，好好分手，不准留难。这也说明他不可能参与策划马日事变。
第三，从何键策划马日事变的过程看，他确实没有参与。
何键是湖南在北伐军中反动军官的总代表。此人本身就是醴陵的大官僚地主，他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工农革命运动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他“公开诬蔑农民运动”，“坚决反对没收地主的土地”，他“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主张消灭他们”。他的清党反共计划蓄谋已久，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又慑于工农革命力量的强大，还不敢马上动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认为时机已到，加速了策划反革命叛乱的步伐。
1927年4月底，何键等人乘唐生智去河南前线的机会，在汉口召集了一次密商清党反共的高级将领会议，具体讨论了清党反共的阴谋部署，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除何键自己及其副军长叶琪之外，还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兼武汉卫戌司令）、独立第三十三师师长夏斗寅、三十六军副军长兼代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等人。在密商中，夏斗寅对何键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的阴谋表示坚决支持。关于发动叛乱的方式，李品仙主张一边向唐生智报告，一边采取行动，但是大家都不赞成。“最后决定秘密进行，斩而不奏。”关于发动叛乱的地点，最初他们曾考虑首先在武汉发动，但何键不赞成，他的参谋人员也反对。“李品仙更不敢负首难之责。原因之一是此刻大家对于唐生智反共清党的态度不了解，怕闹下大乱子，没有人替他们承担责任。”为了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便于在幕后组织和领导这个阴谋活动，决定避开武汉，改在湖南长沙首先发难。
密商会议将地点确定在长沙后，接着就是考虑发动军事叛乱的兵力问题，这是反革命军事政变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何键最初企图拉扰张国威的部队充当叛乱的主力，5月12日，何键特派三十五军陶广师部经理科长黄慧僧，携带致张国威的密信和一笔巨款，专程来长沙见张国威，商谈此事，并要余湘三予以协助，极力促成，但“张国威以其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词，不愿承命。实则因他与何键私嫌向深，不愿为何所用；同时也因对唐生智的态度不摸底，怕负不起责任。”张国威虽与何键矛盾很深，但他不愿承命的主要原因，还是“对唐生智的态度不摸底，怕负不起责任。”可见，何键拉张国威部队充当叛乱主力一事，唐生智也是不清楚的。
余湘三等人在拉张国威的计划失败后，又就商于张翼鹏，请他以湖南省代主席的名义调周荣光团听用，张翼鹏对何键的叛变阴谋，虽表衷心赞同，对余湘三等人的奔走策划也极为支持，“但同样也摸不清唐生智的真实态度，周荣光又是归唐直接指挥的部队，怕他泄露秘密，影响自己。”张翼鹏对唐生智的态度不摸底，再次说明他对何键等人策划反革命叛乱阴谋确实不清楚。
余湘三拉上述驻长部队发动军事政变的计划一再失败，感到异常焦急，恰巧这时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陶柳从汉阳回到长沙，他们商议后，认为现在时机紧迫，不能再等，但又苦于没有找到顶用的发动叛乱的主力部队。焦急之时，陶柳想起了他的故交许克祥，并极力推荐，于是“经共同计议，遂决定由余湘三商请张翼鹏，以增防长沙为名，将许克祥的三十三团调来长沙，作为发动军事叛变的主力部队”。然后经过一番周密的部署和联络。预谋已久的反革命军事叛乱，终于在5月21日晚上发动了，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马日事变”。
从何键策划马日事变的全过程看，唐生智自始至终都是不清楚的，更不可能参与策划，上述所有证明唐生智没有参与的史实，当年直接参加策划的当事人何键、许克祥、余湘三等人，在他们后来的多次讲话和回忆中都有同样的记载。为节省文字，这里就不再赘述。
考查唐生智是否参与了策划马日事变，应当以史实为依据，既要考查他在大革命前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又要具体分析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倾向及其特点。还要从策划马日事变的全过程来看他是否参与这一阴谋活动。我们绝不能因为唐生智后来走向了反动阵营，就断定他前期一定参与了策划。只有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看其与某一历史事件有何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