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投身革命、领导革命的开端是以他主编《湘江评论》为重要历史界地的。

　　第一，以主编《湘江评论》为标志，毛泽东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宣告成立，七月九日，学生联合会邀集工商各界正式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开展罢课，抵制日货，维持国货等活动，以声授北京的学生运动。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

　　但是，毛泽东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更主要的还表现在他所主编的《湘江评论》。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由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问世，它的每一篇文章都像一把钢刀刺进旧世界的胸膛。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出自于毛泽东的手笔。

　　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宣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思想，深刻地论述了人民革命的战略观点，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同时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励人民向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毛泽东在“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中写道：“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政治家，你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言论，充满着革命的磅礴气势，他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不要怕，官吏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湘江评论》虽然只发五期（第五期正在付印时被查封），但它对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影响全国特别是华南各地。李大钊认为《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每周评论》专门介绍“《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双喜。”“《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第三十六期）《北京晨报》也撰文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成都的《星期日》曾全文登载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上海刊物也专门介绍了《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它举起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大旗，正由于此，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是他彻底地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大旗的标志。

　　第二，以主编《湘江评论》为标志，毛泽东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为救国救民而储才蓄能，发奋学习。期间，他虽然针对穷苦农民生活在痛苦中的不合理现象，发出了“要改革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的感叹，并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但就其政治道路而言，他走的是求学救国的路，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北京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的洗礼，使他由爱国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赞成走俄式道路的革命者，主编《湘江评论》则是他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开端。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回湖南后，一面在修业小学执教，一面继续组织、团结青年，加强同教育界、新闻界联系。这时的新民学会虽已初步成为湖南进步力量的核心，但还未确立后来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虽然推动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各界联合会”的成立，但他并未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而《湘江评论》从筹划到问世，从写稿、编辑到印刷、发行，基本上是他一手经办。《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又主编《新湖南》，《新湖南》被封后，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揭露统治者的专制和封建制度不合理的文章，其中仅就赵五贞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剃刀刎颈自杀于花轿中的事件就发表了九篇文章，集中攻击了吃人的礼教和封建制度。随后，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的政治斗争，发起成立“文化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革命社团。一九二○年十月，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十八年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毛泽东以革命为职业，把自己的一生紧紧地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纵观其革命生涯，历史的起点应推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

　　第三，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提出的两个至关重要问题以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表明他已基本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提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表明他已开始重视物质生活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表明他已初步具有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这在毛泽东在世界观的转变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四，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提倡的民生与科学，已经带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湘江评论》中的文章，贯穿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极大危险，不在于兵弱财穷，而在于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在于科学思想不发达”，“全国人民思想空虚腐败”，“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毛泽东质问康有为“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如今各种方面，包括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男女的、教育的，都要从九重冤狱，求得青天。”在谈民主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结成一个组织，“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在这里，毛泽东超越了当时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关于民主的思想范畴，触及到利益问题，触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已经带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第五，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提出的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是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战略思想的雏形。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说：“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历史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要看他们联合的坚脆。”而到了近代，由于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压迫，使人民的痛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因而“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俄我十月革命就是人民大联合的结果，其他欧洲各国“也通常用这种方法”去求改革的胜利。“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只要民众实现大联合，“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已经带有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色彩。

　　最后，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在《湘江评论》的“放言”、“杂谈”的栏目中，针对反动派的攻击和人们的思想混乱，指出“先生们得到了此项消息（即张敬尧反动政府散布的‘湖南不得了，过激党来了’作者注）一时便手忙脚乱，好象大祸临头了。”但是，“请问你们，什么叫过激党？过激党的主义若何？过激党的人物怎样？偶言过激党来了的人，能够答复我么？”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身救国的志士，拿出良心来和国家争回权利，从强权者索还自由的志士。”（《湘江评论》第三号）“布尔什维克”“不过是要强制我们工作”，“不愿意做事的，就让他没饭吃，就让他饿死。”（《湘江评论》第二号，下同）“一些老头子，看见了我们，总说我们是‘过于新’，就是他们过于旧的反证。”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的表述，对“过激党”的说明，显然是粗糙、浅显的，但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倾向却是鲜明的，他已经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在《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一文中，他指出“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的问题，突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产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自去年俄罗斯的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现实，他指出“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族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埔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以上均见《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总之，在毛泽东看来，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从十月革命开始掀起的世界革命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世界，全世界都必将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不可移易的宏观趋势。

　　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特殊环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主编《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开端，其历史标志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发表。

　　《民众的大联合》是五四时期产生巨大影响的文章，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毛泽东的成名作。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刚刚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根本性的战略思想——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即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

　　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他的第一篇代表中国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开端。

　　《湘江评论》总的思想倾向表明，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前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本质，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分析和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他对世界与中国历史的分析，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分析，是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基本方略的分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奠定了最早的历史基础，表明五四时期我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所达到的最新水平，同时也说明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是他投身领导中国革命的开端，是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开端，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