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并把发动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此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转折点，秋收起义则是实现这个转折的开端。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对八七会议的精神既有坚决贯彻的一面，更有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关于打什么旗帜问题
八七会议在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比较彻底地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这是我党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但是关于革命到底打什么旗帜的问题，八七会议并没有完全解决。
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在总结过去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领导革命到底的阶级。现在，国民党和我党分裂以后，我党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而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施，他还提出：“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中央主张仍打国民党的旗帜。中央八月议决案也规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下组织暴动”，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南昌起义部队也还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最先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举起共产党工农革命军旗帜的人。8月，湖南省委讨论秋收暴动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并且不要国民党了”，“因此湖南对此次暴动，是主张用CP名义来号召”。他还主张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省的党组织与国民党完全脱离。
按照上述思想，湖南省委和毛泽东研究成立了秋收起义的党的机构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和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召开了有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确定了秋收暴动的具体作战计划。
秋收起义一开始就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在起义前召开的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上就决定，“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并把参加起义的革命士兵和工农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暴动前夜，工农革命军师部就新制了共产党红旗。在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中，工农革命军高举红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并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对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能够清醒地估计，对国民党的本质有透彻的认识，并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正确地回答了如此重大的问题。他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彻底抛弃了国民党的名义，其深远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旗号的变更，更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将丧失的革命领导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关于军事问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不做军事运动、不知道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他说：“以后革命要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但毛泽东的发言并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对军事斗争的地位仍未摆到应有的高度，仍强调军事斗争只是新时期组织和赞助民众暴动的“部分问题”，是“副力”，“农民暴动，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对强调暴动要有军事力量和工农军的军事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之为“不相信群众”的“军事投机”、“军事冒险。”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赴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在8月18日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上，他强调说：“暴动的发展是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些说明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毛泽东已非常明确而深刻地认识到军队和枪杆子的重要性。
起义的主要准备工作是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的，计划在平江、浏阳、醴陵、株洲、安源等广大农村和矿山组织工农暴动。参加秋收起义的军事力量主要由我党掌握的革命军队和工农武装组成。具体是平江、浏阳农军，安源的工人武装，以及未赶上南昌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这些武装分处在修水、铜鼓、安源三地。起义前夕，这几支军事力量的领导人，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会议，决定把这几支军事力量合组为1个师，下辖4个团，“第一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骨干，由湖南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以安源矿警队为骨干，由萍乡、醴陵、安福、莲花、衡山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加上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第四团是收编夏斗寅的残部。”从参加起义的部队的构成来看，秋收起义是以正规武装力量为骨干，工农群众踊跃参加的一次群众性的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是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者。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第一次军事斗争，由于有了上述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起义军事行动受挫时，毛泽东能够果断地率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并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奠定了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从而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一起，开创了我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毛泽东强调组织革命军队和注重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为以后创建正规红军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使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具有把革命军队和农民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的显著特点。
三、关于土地革命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土地革命是革命的中心内容。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土地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指出共产党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在如何实行土地革命以及没收地主土地标准问题上却存在分歧。
会议在讨论《农民斗争决议案》时提出没收地主土地标准问题，先由瞿秋白宣读草案全文，然后代表们讨论发言。对于这个议案共有12人次发表意见，毛泽东提出四个有关农民运动的问题：一是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他建议“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是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可是《农民斗争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毛泽东认为“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即应没收小地主土地。三是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四是会党土匪问题，我们应有策略。因为意见不一致，罗明纳兹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所以制止了他的继续发言，认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国有问题，谁是大中小地主是无法确定的。所以会议通过的《农民斗争决议案》没有作出关于大中小地主标准的规定，也没有规定没收小地主的土地，这使得此次会议在如何具体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问题上留下了遗憾。
在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的会议上，毛泽东又鲜明地提出：第一，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贫农要求的土地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第二，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我们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没收土地的全部办法要由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第三，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须有适当的安插，以安人心；第四，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同志还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
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原则、政策和方法，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是正确的。这些正确的政策，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中，由于作战的频繁和时间的短促，没有来得及实施和展开，但是在尔后引兵井冈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步付诸实践，并在初步总结土地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土地纲领《井冈山土地法》。可以说，我们党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形成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是毛泽东这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结果。因此，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实践，实际上在革命的转折时刻，不仅在指导思想方面，而且从实践的意义上，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
四、关于工作重心问题
八七会议以前，中央就已计划发动秋收起义。但是八七会议对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代表们的想法只是要像孙中山那样，在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进行北伐，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八七会议提出的武装斗争的口号，仍然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会议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发动农民起义，也只是要借助农民武装的力量去完成夺取中心城市、建立城市政权的任务。
所以，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指示湖南全省暴动，划分四个区域：湘东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显而易见，实行这一计划人力财力均有困难，因此在湖南省委讨论这一计划时，毛泽东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力主缩小起义范围，并得到易礼容、夏明翰等人的赞同，只有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仍主张全省暴动，但后来也未坚持下去，最后在3月30日的湖南省委常委会上决定只发动湘东各县的起义，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东的中心是长沙，决定同时起义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7处。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1日，工农革命军4个团向预定的目标进攻。起义部队在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后很快便一一受挫。但是，当时中央和省委某些人仍未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中央派任弼时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仍坚持湖南全省“第二次暴动”，发动全省起义，第一师师长余洒渡也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在这军事失利的严峻关头，毛泽东力排众议，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重新进行战略部署，同时还写信给湖南省委要求，相应地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16日长沙暴动。于是，退下来的部队陆续由上坪退至文家市。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无产阶级在城市中暂时失败难于立足这一形势，他感到在这种形势下硬要攻打大城市，等于以卵击石，自我灭亡，并说服了大多数同志。会议决定向萍乡退却以保存实力，实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即从攻打敌人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转向广阔的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毛泽东率领1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向南退却，经莲花、永新、宁冈等县，于10月转战到井冈山地区，建立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尽管最初毛泽东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问题，但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实践中，根据当时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把战略上的退却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变，从而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一转变，迈出了由城市到农村去寻求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使中国革命事业从失败中走向复兴。正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成为“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
所谓中国革命道路，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由以上文中所述内容可以看出其开端应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是这场起义，指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走向，成为中国走上这条独特而又崭新的革命道路的开端。尽管今天看来，当时秋收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还是初步的，但它毕竟在实践上走出了第一步，在理论上提供了最初的经验，而历史亦显示，从这次起义开始，一条全新的中国革命道路便开辟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