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成立大会的时间

　　在已经发表的论著、文章和资料中，关于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大体有以下五种说法。（1）1918年4月18日。会员张国基回忆说：“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下溁湾市蔡和森同志的家里，召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毛泽东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续集296页）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版也采取了这种说法（新版改为4月14日）。（2）1918年4月7日。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人陈书农回忆说：“新民学会成立我记得是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四月七日，星期日，我的一篇日记有过记载，有的人说是七月份，那是完全错误的，我清楚地记得开会时，蔡林彬门口一棵桃树开满了花。”（《回忆新民学会情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445页）（3）191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李维汉同志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载《历史研究》1979年3期）中说：“一九一八年四月的一卜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后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邹蕴真的回忆也持同一意见（见《新民学会资料》542页）。（4）1918年4月17日。《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载：“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新民学会成立，在湖南省城对河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开会。”（《新民学会资料》2—3页）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1979年在《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一文中也持同一意见。他说：“新民学会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成立的。这是毛在会务报告里写的。肖三的日记记载是四月十四日，这天是星期天，可能性很大，但是，还是应当以毛的会务报告为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版280页）（5）1918年四月十四日。肖三日记载：“四月十四号（阴历三月初四日）……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于对河潆湾寺恻（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寓。”（《新民学会资料》166页）孪锐同志的《毛泽东的军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91页）、《新湘评论》编辑部编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t980年版79页）、张先侯等编的《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一册4页）、周世钊的《湘江的怒吼》（载《青年运动回忆录》第二集）都主此说。

　　以上几种说法，哪一种比较可信呢？让我们作一简单分析。李维汉同志和参加成立大会的邹蕴真、陈书农的回忆文章，都说成立大会是在星期天召开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参加新民学会的会员多是中等学校学生和小学教师，星期天是他们的公休时间，便于集会。但是1918年4月的四个星期天分别是7、14、21、28日，并无18日，所以第一说应属误记，不可信。第二说，4月7日虽是1918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但此系陈书农1966年的回忆，时隔近半个世纪，其准确性恐有问题。虽说有日记为凭，但并无日记原件，恐不足为据。第三说，无具体日期，可存而不论。第四说，如按成立大会是在星期天的说法推算，应属误记。这个会务报告“是毛泽东同志三年后追记的”（《新民学会资料》503页，由于时日已久，将日期记错是完全可能的。第五说，系参加成立大会的肖子暲（即肖三）当时的日记，有原件照片（见《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一册插页）为证。这篇日记幸存下来，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新民学会成立大会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这个材料的真实性是可以相信的。因此我们认为，新民学会的成立时间应为1918年4月14日。那种以“会务报告为准”的说法，是根据不足的，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二、关于成立大会的出席人员

　　有三说。（1）十二人说。《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记载：“到会的人如下：蔡和森、肖子升、肖子暲、陈赞周、罗章龙、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周晓三、陈启民、叶兆桢、罗荣熙。”（《新民学会文献汇编》120页）（2）十三人说。肖三日记云：“到会者：二兄（肖之二哥，即肖子升——引者）及余、何叔衡、陈赞周、毛润之、邹彝鼎、张昆弟、蔡林彬、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名弟）、叶兆祯（以上皆第一师范同学）、罗璈阶（长郡中学毕业）诸君。未及到者：陈章甫、熊焜甫、周世钊、罗学瓒、李和笙、曾以鲁、傅昌钰（现在日本东京高工）、彭道良诸君。”（《新民学会资料》166—167页）《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亦主此说（见该书80页注）。周世钊《湘江的怒吼》一文中亦主十三人说（《新民学会资料》394页），但未列具体名单。陈书农亦主十三人说，他说：“有十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蔡和森、肖三、张昆弟、罗学瓒、陈昌、熊光楚、肖子升、罗章龙、邹蕴真、陈书农、何叔衡，还有一个记不起来了。”（《新民学会资料）445页）（3）十四人说。李维汉同志说：“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肖旭东（子升）、肖植藩（子暲）、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十四人”（《五四期时的社团》第一册610页）。罗章龙也主十四人说，但未列出具体名单（见《新民学会资料》503页）。以上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可靠呢？我们认为还是肖三日记中所载十三人说较为可信。理由是，当某一历史事件有原始文字记载和日后回忆材料并存的时候，自然应该以原始记载为准。因为原始记载距事件发生的时间最近，最能反映事件的真实情况。而回忆材料，因时过境迁，记忆渐淡，将某些人物和时间记错是完全可能的。肖三日记明明记载罗学瓒未能参加成立大会，而会务报告却说他参加了成立大会，这可能就是因为三年后毛泽东追记此事时记忆有误所致。陈书农的回忆更存在此种情况。李维汉同志的回忆，十四人中除他本人外，其他十三人都和肖三日记记载相同，很可能是参考了肖三日记的记载。而李维汉同志参加成立大会问题，除他本人回忆外，别无佐证，一时尚难定论。所以，我们认为，出席新民学会成立大会的人员应是肖三日记所载十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