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不少史说在提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时，一般都认为事变与唐生智有关，事变曾得到过唐的默许。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当时唐生智的处境以及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证，可以认为，马日事变不但没有得到过唐生智的许可，而且因事变与当时唐生智的战略意图相抵触，事变发生后唐还曾一度对叛军采取过遏制措施。本文仅就此作一试述。

　　一、马日事变曾得到唐生智的契默这一说法缺乏证据

　　说马日事变与唐生智有关，最早见之于文并比较有权威性的是《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蔡和森1927年9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以及李立三1930年2月写的《党史报告》。《告主党党员书》是这样说的，长沙事变时，“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意愿似的。”“湖南政变反共后的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蔡文也说到，“夏、许、何是唐的部下，两湖是唐的地盘，哪有唐反置身事外之理？”李立三的《党史报告》则更为明确指出：许克祥的叛变，当然是和唐生智先有默契。”以上这些说法对后来史学界影响很大，可谓盖棺之论了。但遗憾的是上述三篇材料都没有拿出确凿证据以证明其说，充其最仅属于事后推断而已。其实，关于唐生智究竟是怎样同马日事变有“与谋”、有“默契”的，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具体证据。

　　那么为什么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些领导人指斥唐生智与马日事变有牵连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源于唐生智与叛军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部属关系，尤其是马变后不久唐即附和了叛军这些现象而已。我们知道，唐生智和马变发起者何键、许克祥一样，都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反动军人，代表的是地主土豪劣绅的利益，与工农运动势如水火，而且他们又是上下级隶属关系，算得上休戚与共了。更为重要的是，马变后一个月，唐生智即公开站到了叛军一方、与汪精卫等武汉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日渐反动，最后终于背叛了革命。鉴于此，我们党内部分领导人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即，马日事变与唐生智有关。然而正如前而所述，这个结论缺乏证据，只是推测而已。

　　二、蒋唐权力之争及两湖工农力量的强大，使唐不愿也不敢过早与共产党决裂，因此他不会默许马日事变发生。

　　前面已经指出，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唐生智同马日事变有瓜葛，那么又有什么根据可以说明唐生智在马变中的清白泥？笔者认为，从当时唐生智的处境及两湖革命形势来看，有两点可以说明唐生智不会在马变中扮什么角色。

　　首先就是蒋唐权力之争使唐生智还想暂时利用工农力量，不愿过早与共产党决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中央之后，即处心积虑，谋图吞并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实现其在国民党中的正统地位。而唐生智这时是武汉政府的实力人物，蒋要颠覆武汉政府，就意味着要颠覆唐的势力。因此，唐决心与蒋一见雌雄，以争夺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一把交椅。为了使自己在同蒋的这场较量中能占上风，这时唐生智的策略是要维持两湖的稳定局面，以协调统一两湖各派力量共同对蒋，他尤其想借重工农这支庞大的队伍来加强其与蒋抗衡的砝码。因此，唐生智这时是不愿与共产党过早决裂的。关于这一点，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后来说过，马日事变“似尚未为唐生智所预知，因为这与唐生智那时维持武汉局面，贯彻反蒋目的的政策是相违背的。”正是因为唐这时打的如意算盘是还要暂时利用共产党和工农力量，以首先打倒他最危险的对手蒋介石，当旨在反共的马日事变发生后，唐生智非常恼火，对夏许等人破口大骂，说“夏斗寅叛贼，是蒋介石的指使。长沙事件，也必是蒋逆走狗捣乱。”“对受蒋逆运动的军官决不宽容。”但是，一般史著都认为，马变后唐生智在前线对叛军进行呵斥，是在耍弄两面派手法，蒙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其实，在当时宁汉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唐生智要斗败蒋介石，只有联合两湖各派力量尤其是工农群众来共同对蒋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唐很清楚，北伐之所以进展迅速，吴佩孚能马上被消灭，就是依靠了工农群众的支持，现在要打倒一个不比吴佩孚逊色的蒋介石，同样离不了工农的力量。因此，马变发生后唐生智对叛军的指责是合乎其情理的。当然，我们应当指出，唐生智的反蒋，并不是革命的反蒋，而是军阀之间的利害之争，唐生智这时不愿与共产党决裂，也不是说他与共产党阶级立场一致，而是要暂时利用共产党和工农力量，以打倒与其争权夺利的对手。

　　另外一点可以说明唐生智同马日事变不可能有“与谋”的是，当时两湖工农力量的相对强大，使唐生智还不敢过早与共产党摊牌。当时的情况是，武汉政府为了打破四面被围的困境，已于四月下旬派唐生智率其第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河南进攻奉军。这样一来，在两湖地区我们党的力量与唐生智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唐的势力明显居于劣势。对此，蔡和森曾作过说明，“当郑州未下之前，唐生智的危机并不减于我们，因为他的主要部队都开赴河南，湖南异常空虚，留驻湖南之兵，连湖南、湘西计算，不及四团，而我们湖南农军的枪支早已超过三千以上，叶挺军队借迎击夏斗寅已扼粤汉路而留驻湘鄂交境。”更为突出的是，我们党在两湖地区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仅湖南一省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农军就达十数万，有组织的农军超过四百万。在这种情况下，唐生智若集中精力对付奉张和东蒋，就必须暂时举着联共这幅招牌，以稳住其背后达支庞大的工农队伍，不然的话，他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正因有这种顾虑，马变发生后，唐生智非常惊慌，害怕共产党组织工农力量抄他的后路，因此，唐生智这时想方设法安抚共产党人。5月24日，唐电令湖南省政府，要驻长沙各部队张贴“拥护联俄、联共、工农三大政策，商学兵联合起来一致革命，铲除造谣惑众的反动派。”等标语。同时，要求军界将收缴工农枪枝“一律发还。”在前线唐生智为了稳定军心，对其部下也大讲革命辞藻，5月31日他在西平训话时说：“中国共产党，是帮助国民革命的，是促进国民革命的，与我们有益的，我们要携手并进。”“我们要民众，便不能不使民众起来。……如或因少数人的不好，使怀疑到整个群众运动，那是不对的。”总之，正象蔡和森说的那样，这时唐生智的言论“比汪精卫、谭延闿任何一个都左得多。”蔡和森说，唐生智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他怕我们在两湖起暴动，又知道我们有取得两湖之可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生智率军北伐河南后，因其后方力量薄弱，他需要的是与共产党相安无事，以保证其后院平安。因此，这时他不可能答允许克祥之流去挑动与共产党的冲突。

　　三、马日事变是何键瞒着唐生智策划发动，唐因此曾有打击叛军，压制何键之意。

　　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虽然与唐生智没有牵连，但与其顶头上司、唐系部队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有很大关系。大量资料证明马日事变是何键乘唐生智统兵北上之机，瞒着唐生智联系驻湘鄂部队密秘策划发动的。

　　何键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干过旧军队，是混身于革命队伍中的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代表人物。当两湖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展开，猛烈冲击几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时，何键从其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恨之人骨，决心发动反革命叛变，以匡扶行将崩溃的封建营垒。据当时任何键三十五军学生队队长的魏镇说，何键为组织这场反革命叛变，“他纠集了一批北伐军中的反动将领、国民党的右派分予和湖南一些身据要津的反动官僚政客、大地主，作过长时期的处心积虑的准备，在两湖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魏镇说：“何键于四月底，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前线的时机，在汉口邀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动清党反共的军事叛变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在湖南发动，跟着山夏斗寅在鄂东南响应，然后山何键自己的部队和李品仙的第八军相机在武汉举事，以成其‘两湖共举’的‘清党反共大业’”。对于这次密谋，何键后来也不打自招，他说，当时他的势力在两湖地区“在军事上尚有可为，乃密与各军事长官筹商防止共祸之法。”“遂约集了第八军李品仙部，与在长沙的张国威及许克祥部，电约张、许在长沙举行，我与李品仙在汉口举行，夏斗寅在宜沙举行，”但就在这时，因河南战事吃紧，唐生智急调何键三十五军北上参战。而李品仙又担心未得到唐生智准许，跟着何键跑，闯下乱子吃罪不起，因此也中途变卦，不愿按原计划在汉口举事。何键一看“两湖共举”的计划不能实现，便决定孤注一掷，派其参谋余湘三赴长沙策动长沙驻军首先发难。据余湘三说，他到长沙后“乃奋然本何军长之意旨”，串通许克祥等长沙驻军“会商铲共方案，佥同愤激，誓以身家性命与共匪作殊死战。”于是，5月21日，便有马日事变发生。

　　那么何键策划马日事变为什么要瞒着唐生智呢？这首先是因为唐与何在清掌反共的时间迟早问题上意见不合。如前所述，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首先要打倒的是张作霖和蒋介石，他还想暂时利用共产党和工农力量，不愿与共产党过早决裂。而何键则没那么多顾虑，他无论跟着唐生智还是跟着蒋介石都会有饭吃。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当好地主阶级利益的守门神，因而当工农运动荡涤封建势力时，他不惜违背唐生智的意愿而密谋提前与共产党决裂。其次是在军队派系上，何建与唐生智也有一定的隔阂。何键三十五军虽属唐系，但并非唐之心腹。何键是醴陵人氏，其三十五军以醴陵的“子弟兵”为骨干组成。唐生智欲以军官系为主干来建设其所属的三个军，结果是“八军、三十六军中之中下级军官，无不易以军官系，而于何部独有所不能也（何非军官系）。”所以唐生智与何键实际上是貌合神离，互有猜忌。基于以上这两种原因，何键策划马日事变就理所当然地不愿让唐生智与闻了。

　　由于马日事变出乎唐生智的意料，打乱了唐的战略构想，事变发生后，唐对何、许非常疑惧，遂有制裁叛军及压制何键之意。5月24日，唐生智致电湖南省政府，对马日事变表示“深堪浩叹”，指令许克祥等长沙驻军慨归唐的总参谋长，湘省代主席张翼鹏指挥，“非有命令，不许有何举动。”26日，唐又致电张翼鹏，“请以刚毅不挠之态度，镇慑一切。”后来，许克祥自己也承认，马变后唐生智曾两次派人诱杀他，但都没有成功。其实，唐生智对于叛军的这种恶感，当时我们党内部分领导人也都予以承认。7月4日，中央召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湖南问题时，蔡和森说：“何键同唐生智有冲突，马日事变为何主持。”毛泽东也认为：“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的权，店本希望我们来恢复湖南局势，但见我们没有力量，由他自己恢复了。“唐意在打何”，“或有决心解决何。”李维汉后来也说过：“马日事起，唐生智曾有借此除许压何之意。”

　　当然，我们都清楚，马变发生一个月后，唐生智回到湖南却公然站到了叛军一方。但这仍不能说明他与事变有什么蛛丝马迹，这只能说明唐生智这时因形势变化，改变了他原来的战略设想。河南战事结束，唐生智班师武汉后，对以何键为代表的军方和共产党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这时何键所属三个师分驻武汉周围要地，地位举足轻重，再加上李品仙第八军”因以拥唐反共为主旨，早与何键相结纳。”这就使唐和智不得不慎重对待何键。另外更为严峻的是，唐部所属三个军的高级军官已于6月7日在河南驻马店开过一次会议，决定“拥护唐反共”，大有进行兵谏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唐生智非常清楚，如果不马上与共产党决裂，他不但要失去军队，而且还有可能遭逢不测。至于从共产党和工农力量方面来讲，当时我们党由于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对马日事变不敢坚决反击，只是一味妥协退让，结果使唐生智看到了共产党的软弱无力，于是他原来那种对共产党和工农力量的畏惧感就打消了。基于上述这两种认识，唐生智决定改变策略，即附和叛军，提早与共产党决裂。对此，李维汉曾作过概述，他说：“唐何之间的矛盾，是他们内部的矛盾。何键主力当时不在湖南而在武汉、河南一带，对唐有威胁，唐鉴于何势大难除，又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左右，乃决心舍小就大，决心反共。”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唐后来与叛军站到了一起，但马变并不是他的愿望。

　　从以上对唐生智当时所处环境的分析及对有关资料进行考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马日事变不仅与唐生智没有干系，而且它还违背了唐生智当初的战略意图，因此马变发生后，唐生智曾有意对马变肇事者进行打击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