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老同志，但其在马日事变前后的表现长期受到质疑与责难。事实究竟怎样，这不仅涉及李维汉个人历史的评价问题，而且也是党史中应予以澄清的一段重要史实，本文就马日事变前后李维汉的言行作些客观的分析，以深化第一次大革命史的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蔡和森对马日事变前的李维汉是这样评价的：“湖南马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中央特派员指挥自溃的结果。”蔡和森的观点很明确，马日事变失败，中央特派员要承担责任。中央特派员是谁？蔡和森指的就是李维汉。
李维汉是中央特派员吗？其实，在马日事变前，李维汉在湖南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地位。李维汉在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参加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湖南的工作极为出色，五届一中全会决定李维汉担任中央的组织部长。5月上旬，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改名为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决定省委书记由夏曦接任。“五大”闭幕后，李维汉回长沙与夏曦办完交接手续，准备去汉口赴任。但5月17日，夏斗寅乘武汉兵力空虚（军队大部分赴河南北伐）率部叛变，长沙与武汉交通断绝，消息不通。李维汉北上未能成行，与中央的联系也随之中断，乃滞留在长沙。如上所述，李维汉已拟任为中央组织部长，但并未赴任；当时，党中央并没有任命他为中央特派员，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所以，认为李维汉是中央特派员一说是缺乏依据的。而当时处于尴尬地位的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前夕，究竟做了哪些工作，表现如何呢？
马日事变前，湖南形势相当险恶。何键在湘部队“五月中旬，惨杀了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柱中”；十八日，常德近郊农协委员长被军队凌迟处死；十九日，益阳县工会、农会等革命机关被军队占领……长沙拥蒋等反革命谣言到处传播”，山雨欲来风满楼，长沙革命形势紧急。李维汉对此早有准备，他积极开展工作，协助夏曦领导的湖南省委，采取应对形势的紧急措施。
早在1927年4月中旬，当国民党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成立农民自卫军时，时任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就提出，应于最短时间，用各种方式使农民至少得到3万枝枪，有很好的训练和组织。5月中旬省农民协会电令湖南各县十一支农民自卫队全部动员起来，就地自卫。原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则呜亲自担任湖南农民协会自卫队队长；省总工会任命袁仲贤为省总工会纠察队队长。5月19日，李维汉召集了近千人的工人纠察队作报告。他分析了当时危急形势，并布置工人化整为零，到号称“小莫斯科”的安源矿区汇合，准备应变，这些说明李维汉对即将发生的反革命事变有所察觉，并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已作了武装斗争的准备。
同时，湖南省委在5月20、21日的两个晚上连续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书记夏曦提出，几个公开活动的负责人郭亮、李维汉及他本人等在长沙很难隐蔽，应转移地方。李维汉同意此建议，并强调成立秘密的临时省委，目的是若长沙一旦发生事变，省委机构也不至于完全瘫痪。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林蔚、彭公达、王则鸣、刘子刚、薛世纶五人组成临时省委，以应付事变。5月21日，因夏曦不辞而别，推郭亮为代理书记，尽管当时知道夏斗寅的叛军被贺龙、叶挺击退，其余部逃往江西，但省委会议认为反革命事变仍有可能发生，决定应变措施继续有效，并抓紧向中央请示。
根据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得知：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前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从组织上来讲，李维汉已不是湖南省委的领导，虽然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长，但他并未上任，党性原则很强的李维汉仍然战斗在最前线，特别是在新任的夏曦书记临阵脱逃时，他没有退却，反而积极履行领导职责。5月21日上午，他顶替夏曦，代表湖南省委在国民党党校作报告。谢觉哉的日记证实：国民党党校开学……罗迈（即李维汉）同志也来了。同日下午，李维汉出席了长沙市委活动分子会议，报告形势后，提出领导机关要作转入地下的准备。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李维汉作为革命家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尽管有些可商榷的地方，但用“自溃”来评价当时的李维汉言行是有失公允的。
二
马日事变第二天凌晨，李维汉转移到离长沙城二十里的黎家圫住在黎瑾家。“黎家是个大地主，在他们的堂屋里，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相聚，弹冠相庆叫嚣要把共产党杀绝”。李维汉从5月22日至5月31日，就在这样特殊的环境呆了9天。这9天的事态发展很快，罗明纳兹、蔡和森与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后的思想分歧主要集中在这段时间。
罗明纳兹在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中说：“最后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省党部的指导者（原文此处有“李维翰”三字）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李维汉说，这一批判的基本点不符合历史事实。罗明纳兹起草的是八七会议文件，李维汉又是八七会议的执行主席，所以8月6日有机会阅读到这份文件。李维汉强调，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没有执意要求修改，没有在会上发表声明，但心存疙瘩。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三十万农民于五月三十日（时间有误，应为三十一日）进攻长沙，李维汉见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李维汉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反驳说：“我不可能对当时根本不知道的事‘大发雷霆’，并‘斥为小孩子的把戏’。”
很显然，双方矛盾的焦点是李维汉是否下令长沙附近各县停止武装进攻长沙。事实怎样呢？根据1927年6月5日从长沙到武汉的王则鸣提供的材料证实，李维汉是下了命令的。王则鸣说：“李维汉下令取消进攻长沙的命令，说是武装暴动进攻长沙可能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必须等待中共中央的指导。”王则鸣是五位秘密临时省委委员之一，据莫同、典琦介绍，“马夜事变之前，他辞去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工作，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队长的职务，在长沙及湘潭曾指挥农民与反动军队战斗”。史料也证实，各地工农武装于31日合攻长沙，是在5月26日郭亮、易礼容等以省总会、省农民协会的名义下令的。根据王则鸣当时的身份，应为当时计划的制定者、行动的执行者之一。作为知情者，他提供的材料应该比较可靠。而且，这则材料是由苏联A•B巴库林搜集的武汉见闻，经郑厚安等翻译过来的，这更证实了材料的真实性。另外，潘心源回忆，“李维汉对我说：‘省委已通知各地不必进攻，你们是否接到此通知？’”柳直荀也回忆：“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五月三十一日进攻长沙的计划，……省方负责人……叫他们停止进发。”这些旁证与王则鸣提供的材料是一致的。
李维汉回忆，他住在黎瑾家里时，通过省委交通员李咏臣和省委取得了联系，9天内与省委通了三次信，其中有一封信的内容是：“省委来信计划组织长沙城（区）郊（区）暴动（并非所谓各路农军攻长沙计划），我去信表示不赞成，认为工纠武装被缴械，省农协武装已转移或溃散，事属冒险，且此举应当请示中央。”按照李维汉的回忆：他只是不赞成城（区）郊（区）武装攻城。王则鸣提供的材料则说。“由于交通阻隔，停止进攻的命令没有送到浏阳县和平江县，因此，五月三十一日，浏阳县县委书记潘心源率浏阳农民军偏师扑城；同日，平江县自卫队破坏了汨罗车站（长沙和岳州之间）附近的铁路，因为得到浏阳县自卫队撤退的消息，也随之撤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时不属于长沙城郊的浏阳、平江已行动，并不能说明李维汉没有下令他们停止进攻，而是因为交通而影响了命令的传达。这样说来，李维汉的回忆与历史事实有偏差，他不仅仅是要长沙城郊停止进攻，而是要求长沙附近各县都停止扑城。
李维汉下达这个命令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罗明纳兹认为：如果农民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机关之懦弱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被十万农军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蔡和森则说得与事实差距更大，说长沙附近各县有三十万农民进攻长沙。按照他俩的说法，当时的农民军打下长沙是稳操胜券，十拿九稳的事。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可将当时敌我双方力量作个对比。
首先，来看我方的力量：
（一）农民攻城人数。湖南省博物馆的程鹤轩、欧金林在湖南省大规模的、全省范围的“湖南农民运动”专题调查，以及当年参加过农民运动的老同志回忆的基础上认为：“十万农军向长沙进攻”比较符合历史事实。各地动员组织的具体情况是：湘潭、湘乡、宁乡一万人；衡山一万人；浏阳县五万人；醴陵县二万人；株洲及近郊二万人；长沙近郊区七千人；华容县一千人；岳阳县一百人。以上共计为十一万八千一百人。浏阳农民自卫军动员组织起来了五万，但真正进攻长沙的农军又有多少呢？《晨报》报道说：“浏阳农民三千人”，“围攻省城。”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李仲任回忆，“有浏阳农民自卫军两千余人向长沙猛烈进攻。”李维汉回忆，在小吴门见到的浏阳农军，也决无数万之众。何况这些人中，还有些妇女宣传队、炊事员，则战斗人员更少。我们不妨大致估计，浏阳攻城农军最多三千人。湘潭工农义勇队动员了一万人，但被各个击破。柳直荀回忆，“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附近三十里的姜畲地方而没有适当的指挥人才，结果被敌各个击破。”宁乡、湘乡农民自卫军奉柳直荀的命令，调往湘潭集合，也已全部回原地，农民军数量已计入湘潭义勇队。柳直荀时任省农协秘书长，是马日事变后最得力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领导的义勇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没有进攻到长沙，在湘潭附近就被击破。长沙近郊区动员了七千人，但也只有三千人准备进攻长沙。《晨报》称：农民协会委员长易子义……“啸聚党羽三千余人开会，约期进省捣乱”。而且很快被反革命军队镇压。至于醴陵、华容、平江等地就更维组织农军对长沙的有效进攻。
由上可知，战斗力最强的浏阳、领导人最得力的湘潭、离长沙最近的长沙近郊，进攻长沙的情况尚且如此，至于其它地方就更不用说。因此，即使李维汉不下停止进攻的命令，进攻长沙的农军肯定也为数不多。“十万农军围城”是不可能的，“三十万农军进攻长沙”更与具体数字相去甚远。
（二）农民的武装。农民自卫队队长王则鸣提供的材料说：“全省农民协会拥有八千名配备步枪的自卫队队员。浏阳县农民拥有千支步枪和两千支梭标。”但浏阳的具体负责人潘心源对武器情况应该记忆更准确，他回忆，“第一路兵力约枪二百余支；第二路约四百支”，这比王则鸣提供的数据少了五分之二。此外，醴陵县有枪400多支；湘乡有枪430支；湘潭县农民自卫军枪近一百，区农协所属的农民自卫军一般有枪三十到五十不等；韶山特区农民自卫军有200多支快枪（一说80多支）；茶陵、攸县有枪300多支。农民协会拥有的武器有据可查的只有二千多支枪。由此说来，八千支步枪的数据是不准确的。至于绝大多数农民，他们的境遇应该与孔福生差不多。他是这样回忆的，“农民起来了，他们并冒得什么武器，只晓得送了命也不管……在一天就要搞一天，要不然，凭根锈梭标，有什么用呀！”农民就是这样凭些梭标打天下，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手里还只有锈梭标。
（三）农民的组织。马日事变后，没有领导核心的湖南省委对全省的农民武装没有有效的、统一的领导。郭亮在22日离开长沙去湘阴，24日到了武汉向党中央汇报湖南工作。农协秘书长柳直荀在长沙、湘潭之间打游击战，居无定所。地方农协除浏阳的潘心源、衡山的陈新宪、长沙的易子义等较好地组织农军外，其他地方都缺乏有效领导。如湘乡农军因首领俱去，余众不能不散。有些地方农协还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如长沙河西第十区农协在进城前，通过决议案计十六项，提出，“军人斩草不留，家产充公”，“城厢土豪，杀绝全家”；“进城后准纠察抢劫商家，以示鼓励”等。这些决议案提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通过满足农民的眼前利益，而去调动农民的革命热情。用这种方式去组织农民，既缺乏战斗力，又误导了农民。
农民因其阶级局限性使然，当进攻顺利时，农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农民积极性高，参加革命的人数也会随之增多；但进攻受挫时，农民武装会迅速溃退。专门研究党史的陈继馨在掌握大量湖南农运资料后，作了这样的结论：当时湖南农民武装数量不大，军事训练也很缺乏，因而不能抵挡正规的反动军队之进攻，还不足以作为革命的农村政权的保障和依靠。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接着，我们再来分析当时敌人的情况。
据当时参加了马日事变的敌方团长李仲任提供的材料可知，五月二十四日在长沙驻扎的军队有：李仲任的第三十五军第一师第三团、王东原的三十五军教导团、周荣光的警卫团、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陶柳的警卫队。当时尽管在长沙只有三个团多一点兵力，但都是训练比较有素、装备比较好的正规部队，而且当时反动军队的总后台何键，还可以源源不断地派军队驰援长沙。这与既没有统一领导，又缺枪，仅凭一些梭标临时拼凑起来的农民武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罗明纳兹、蔡和森等许多人对农民武装扑城却充满信心。其实，形势逆转，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正如《晨报》对工农武装进攻长沙评论时说的：“人虽甚众，枪弹不足。以卵击石，决难持久也。”这是客观的评价。浏阳农民自卫军与李仲任团接触仅一个小时就溃退，则是实证。
对湖南农民运动非常熟悉的李维汉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深知：敌强我弱，不能硬拼。毋庸置疑，李维汉下令停止武装攻城是正确的！那么，这段历史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肯定的评价呢，这就涉及到对李维汉的评价问题。
三
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前后的表现长期遭质疑，其正确的意见被贬斥，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其一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露头与影响。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蒋介石血腥的屠杀政策，在党内与革命队伍中滋生一种不顾客观形势的冒险复仇情绪。人们企图通过局部的反抗以震慑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以勇于牺牲的精神来挽救革命危局。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即在共产党内露头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是这种冒险复仇情绪的突出表现。在当时形势与情绪影响下，李维汉停止武装攻城的举措，显然有违人们的意愿，是难以理解和被人接受的。所以，李维汉的行为遭人责难，是不难理解的。
其二，对李维汉曾经犯过右倾错误与马日事变中的具体表现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召开12月会议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逐渐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李维汉任湖南区委书记时，他忠实地执行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的各项决议。如长沙泥木工人协会缴了叶开鑫三千多支枪，在陈独秀的干涉下，泥木工人协会将枪支交还给国民党何键部。显然，这一行动是极为错误的。既然李维汉服从与执行了中央的各项决议，听从了陈独秀的意见，因此，李维汉在马日事变中下令停止农军武装扑城的行动是右倾错误，理应受到人们的谴责。殊不知，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我们要将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前后的表现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评价，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首先，我们不应当把责任强加在李维汉一人身上。1927年5月26日，全国总工会、农协电告湘工农团体长沙事件必须静候解决，“派谭平山等五委员组织特别委员会赴湘处理”。5月28日全国总工会、农协通电在《民国日报》发表。全国总工会与农协的指示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传到湖南，尚不清楚。不过，李维汉得到指示后，就下令农军停止攻城。由此看来，李维汉下令农军武装攻城，应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他是忠实地执行上级指示。因此，责任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其次，客观地分析湖南的革命形势，李维汉执行上级指示，下令农军武装攻城的行为也有其正确之处。如前所述，从当时湖南的革命形势与长沙城内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来看，革命正处于危急之中，敌强我弱。若当时湖南区委组织工农民众蛮干，后果更不堪设想。在形势急剧恶化，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制止农军武装攻城，应当说这一举措使农民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为何要受到指责呢？
当然，若李维汉下令停止农军武装攻城，自己却置党的事业于不顾，临阵脱逃，则应另当别论。马日事变后，李维汉、郭亮、夏曦等共产党人成了军阀许克祥通缉的要犯，他们随时有遭逮捕杀头的危险。然而，身处险境，匿居黎瑾家的李维汉尽管不能如往日一样公开进行革命活动，但他仍然用书信与组织保持联系，以指导省城的革命斗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黎家与徐特立相逢，“问徐老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说到省委曾派薛世纶找他谈话，不知谈过没有”。同年7月，在汉口作为徐老的介绍人，介绍徐老正式加入共产党。可见，在革命处于低潮，斗争环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李维汉心里惦记的仍然是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
李维汉在有生之年，对马日事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他在《回忆与研究》中，对自己在马日事变前后的表现作了一定的辩解。他积极倡议和支持编写《马日事变资料》，以便于后来者能够更全面地掌握事件真相，真正拨云见日，看到当时问题的实质。我们确实也应该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示其本相：李维汉在与夏曦办完交接手续后，到六月下旬李维汉回武汉这段时间，他的表现是上乘的，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不是中央特派员，又确实是他下令停止武装进攻，但这不能成为陈独秀主义分子的依据。李维汉在担任湖南区委书记期间，执行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政策，没有事先防范事变，说明他当时的认识水平与绝大多数领导人处于同一水平，犯了一般革命家常犯的错误。从这个角度而言，受到以后的中央批评，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