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思想前提。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和前途，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此期间，毛泽东和他一批志同道合的先进青年对革命后的苏俄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开始在湖南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急切地想从苏俄学得革命的理论与经验来“改造中国与世界”，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

　　一、创办《湘江评论》，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和光辉思想

　　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讴歌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由此引起的世界革命的蓬勃高涨而热烈欢呼，并及其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世界形势与中国形势的根本变化，指出了五四运动和世界革命的关系，说明五四运动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满腔热情地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倔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沙，黄埔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为此，他希望全国人民应觉醒起来，认识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起而斗争，谁起而斗争？”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实行大联合，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为争取国家的独立、社会的光明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及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引起了湖南军阀的惊慌和恐惧，他们视十月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与异端邪说，他们大力惊呼：“湖南了不得了，过激党来了。”于是，他们发公文，出告示，查禁过激主义，侦缉过激派，在社会上制造了恐怖气氛，似乎过激党来了，是大祸临头了。针对军阀政客和地主的污蔑、辱骂和恫吓，毛泽东予以坚决反击，他多次撰文指出：“请问什么叫过激党？过激主义是什么？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能够答复得出来么？”其实，被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拿出良心来和国家争回权利，从强权者索回自由的志士。湖南倘然真来了‘过激党’，恐怕就是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招惹的。”因此，对“过激党”“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一光眼，过激党布备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毛泽东以其犀利的文章匕首，投枪，矛头直指攻击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派的军阀政府、反动政客和封建余孽，坚决捍卫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

　　《湘江评论》因在湖南大力讴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湖南思想界乃至全国进步思想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受到当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的高度评价和赞赏。李大钊曾认为“《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

　　二、创办文化书社，大量出版、销售马克思主义书籍

　　毛泽东于1919年12月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北京，1920年7月回到湖南，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思想上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的关键，通过与陈独秀的交谈，毛泽东决定回湘以后创办文化书社，一方面将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推向深入，另一方面在湖南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于1920年7月上旬从沪返回长沙，他和彭磺等人邀集教育、新闻和工商界左益斋、等知名进步人士，发起成立文化书社，毛泽东任书社特别交涉员。7月31日，湖南的《大公报》刊出了毛泽东草拟的《文化书社缘起》。缘起写道：虽然有人称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搞的好，但是严格来说，还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不仅湖南，而且“全中国一样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如果说有，那就是“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文化书社缘起》郑重宣告，我们的责任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首先是使湖南有一种新文化，过去“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现在为要有新文化我们就设立这个文化书社”。并指出：“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故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文化书社以“远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力争“便宜迅速”地发售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使之“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开办之初，销售书籍达164多种，杂志45多种，日报3种，都是随到随销完，都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为了扩大影响，毛泽东以书社特别交涉员的身份，多方筹措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还与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以及彼此熟悉的一些有名人士联系，请他们做信用介绍，以便购买图书时免去押金，在所销新书报刊中，重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化书社通过销售新书报，对帮助广大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学习新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工人们看了《劳动者》，懂得了受苦的原因，增强了反抗的勇气；有的工人读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书，连声呼唤：“马克思呀！你到我们中国来吗？这种十层地狱里面的日子实在难过！”

　　三、成立俄罗斯、马克思研究会，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与方维夏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社会名人姜济寰、易培基等，先后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研究会。前者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一切事情为主旨，后者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为研究主题。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俄罗斯研究会会员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还将外地进步报刊的重要论文，推荐给长沙的有关报纸转载，如上海的《共产党》月刊上登载的《俄国共产党历史》、《列宁的历史》和《劳农制度研究》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这些文章，对湖南的进步青年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毛泽东充分利用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员的角色，组织进步师生学习马列书籍，阅读过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苛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等。阅读过的报刊有《新青年》、北京《晨报》等。毛泽东不仅向师生介绍以上马列书籍和进步报刊，而且还给他们作辅导报告，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一师，毛泽东还亲自指导萧述凡等组织“崇新学社”，开展学习活动，夏曦、郭亮则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两个团体经常聚会，切磋心得，一师附小和一师校友会会址常是其学习的场所。通过毛泽东等人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快在第一师范占有明显的优势，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由于这两个组织的积极活动，也使得后来一师学生中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成了党的重要骨干。

　　四、捍卫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刚开始就遇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极力阻挠，1920年10月罗素受张东荪等人之邀来中国讲学，他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演讲，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指出：以理论言，共产制陈义甚高；而以实际言，则行于今日之中国，不能有利，因此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陪同罗素来湘的张东荪等人步罗素后尘，大力鼓吹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资本主义，在他们的宣传和影响之下，湖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迷恋教育救国、实业兴邦的倾向。

　　对罗素等人的讲演，毛泽东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中展开了“极详之辩论”，毛泽东指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因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翻，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毛泽东认为用教育的方法使资本家等有产阶级回心向善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在现今的社会，“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但这些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教育之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政府”、“军队”、“警察”，还有“银行“和“工厂”，来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因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所以，罗素的主张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总之，毛泽东“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用暴力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权，将生产资料集中在人民大众手中，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湖南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及部分工人中颇具影响，为了肃清其不良影响，加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9年底，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发表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的文章，鲜明地指出了两种思想的尖锐对立，在有湖南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批驳最为透彻，最为有力。毛泽东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权力，进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要夺取政权，将旧制度“连根拔起”，实行“根本改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他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否则，就“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毛泽东还认为，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在阶级没有消灭，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权力”是不能没有的，“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至于国家最后是否消亡的问题，他认为国家的存在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当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就会自动地消亡，这是客观规律，不是任何人想消灭就能消灭得了的。国家消亡了，“权力”还是会有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

　　综上所述，归纳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一批知识分子热心传播队伍。当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人湖南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首先对它倾注了满腔热情。他们办刊物，建立研究会、书社等，通过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遭到军阀政府的阻挠破坏，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攻击时，他们又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表现了勇于为真理献身的巨大勇气。

　　第二、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经验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从来不是坐而论道的思辨学者，反对脱离中国的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作法，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有“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的思想，他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绝对“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为了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当毛泽东一旦找到马列主义真理，就立即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自觉地用它来研究和回答时代与现实革命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等人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集中体现在1920年8月和1921年1月蔡和森与毛泽东的两次通信中，此外，蔡和森于1921年2月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也作了很好的说明。同时，就其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来看，已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的好友罗学瓒留法不久，即在《法兰西工人》一文中提出“要从经济制度根本上改造着手，就是要变财产私有制为均有制，就是一方面都做工人，一方面都有财产。”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人还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及了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等问题。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就谈到只有彻底摧毁封建婚姻制度，才能真正建立独立自主的新婚制，他号召广大的妇女联合起来与社会奋斗，“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他把妇女婚姻的解放同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婚姻、妇女解放等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