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贤讲舍、船山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分别是由三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办的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机构。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它们在同一地址上前后相续，而且，它们在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等各方面都有一些相同和相似地方。它们之间的发展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院改革的趋势，同时也反映出书院教育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思贤讲舍是由清末著名洋务运动的理论家郭嵩焘创立的。1879年，郭嵩焘在驻英公使任上因受副使刘锡鸿的诬陷而被迫以病辞归国。他回到湖南后，“谋一洗三书院陋习”，欲“讲求征实致用之学”，开始了他创建和主讲思贤讲舍的活动。

　　关于思贤讲舍创立的时间，郭廷以的《郭嵩焘先生年谱》将其系于同治十一年（187年），而王兴国先生则认为“郭氏酝酿创办思贤讲舍的时间，与他倡议重建湘水校经堂的时间大致相同”，即光绪五年（1879年），并认为这年七月二十八日郭氏日记中所记思贤讲舍之事是“思贤讲舍之名第一次在郭嵩焘日记中出现”。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应该说，郭氏创办思贤讲舍之动议起于1872年至1873年之间。在同治十二年（187年）农历九月初一日郭嵩焘在从长沙前往湘阴的船上写下的日记中记载：“张力臣属于舟拟校经堂章程。思此举为修曾文正祠倡为之说，不得空名校经堂，拟名曰思贤讲舍。为议章程八则，专课生章程八则，董事经理章程八则。”这是在郭氏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思贤讲舍之名，从日记的内容看，也是郭嵩焘提出这一名称的开始。但是，原来曾提出要建“校经堂”，“此举为修曾文正祠倡为之说”。早在同治十一年曾国藩死后，郭嵩焘等曾多次讨论过在长沙修建曾文正公祠的问题，并提出曾文正公祠建在长沙北门的局关祠，这正是后来思贤讲舍所在地。这在郭氏同治十一年九月至十二月的日记多有记载。由此可见，郭氏等开始酝酿创办思贤讲舍的时间当在1872年至1873年但此议因郭嵩焘后来被召进京而搁置，因此不能据此认为思贤讲舍创办于1872年或者1873年。

　　思贤讲舍于1881年5月13日（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式开馆。郭嵩焘为思贤讲舍议定了学规十条。开馆时又亲自带领15名学生前往船山先生祠和曾文正公祠行礼，并勉励诸生“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

　　郭嵩焘建议恢复校经堂和创建思贤讲舍时曾强调“总须异乎今世之书院学馆”。实际上，思贤讲舍确实有一些与传统书院不同的地方。首先，从其办学思想来看，郭嵩焘非常重视思贤讲舍“整顿人心风俗”的社会教化作用。他对清代后期书院由于“趋利之风”，导致人心风俗败坏的现象进行了抨击：“乾隆以后，各县皆立书院，学校为最盛。而一以利诱之，于学问源流本末，全失所以为教，直使败坏人心风俗，有损无益。”因此，“欲挽回人心风俗，必自学校始”，他明确表示：“所以创立校经堂、思贤讲舍，求一挽学校之陋。”在此基础上，他希望讲舍的诸生“日读经书”以“立身制行”，并以“此十五人之才力，推衍以至无尽”，使“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同时，郭嵩焘还发起成立了禁烟公社，并“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也就是想通过禁烟公社将思贤讲舍的教化作用扩大到整个社会。其次，从教学内容来看，思贤讲舍也有别于传统书院。郭嵩焘在驻使英国期间对英国的学校教育进行过考察，他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因此，他在创建思贤讲舍时也一再强调要“讲求征实致用之学”。这里的“征实致用之学”主要还是今文经学和与“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有关的“经世之书”。同时，讲舍还聘请了殷竹坞为“算学制造”的教习，联系到当时有人攻击郭嵩焘筹备开设校经堂“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讲舍开设了算学课程应该说是可信的。另外，讲舍还订阅了《申报》，郭嵩焘也在许多场合公开表示要大讲洋务，并鼓励诸生关心“时务”。如1883年（光绪九年）正是中法关于越南问题交涉紧张之时，讲舍一个叫陈子浚的学生向郭嵩焘等呈上了“援越南事宜前后十条”，其中“多考求法国情事”，特别对法国侵略越南和与中国的交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郭嵩焘阅后感叹：“凡此诸事，吾皆未能详知，不审陈子浚何以缕缕言之如此”，并认为他“比之前岁，进益多矣”，表达了对这个学生的赞赏和鼓励。再次，思贤讲舍在教学形式和方法方面也有不同于传统书院的地方。“思贤讲舍与禁烟公社交相维持”，每次禁烟公社举行集会演讲，讲舍诸生都必须参加。这也成为了讲舍一种使诸生与社会联系并了解社会的教学形式。郭嵩焘还为讲舍规定了会讲制度。即每年四次邀请省城绅士名流到思贤讲舍采取集体讨论式的形式为诸生讲课。这种教学形式固然传统书院也有，但思贤讲舍规定更为具体。而且从会讲的内容来看，不光有“汉学、宋学所以纷争”等学术问题，而且有“人才所以虚乏之由”、“挽回人心风俗，从何处入手”等社会问题，还有一些抨击官场时弊的发言。这在传统书院是很难看到的。另外，郭嵩焘还在思贤讲舍对传统的“扃门课试”的形式进行了改革。所谓“扃门课试”就是在考试时将门窗全部封闭，任何人不能出入。郭嵩焘认为学生应该“专以读书立身为义”，只要“设立章程，以资循守”就行，不必“扃门课试”，因而在思贤讲舍的章程中废除了这一“书院陋习”。后来，郭嵩焘将主讲之席让给彭朝议（丽生），彭恢复“扃门课试讲舍生”，郭嵩焘知道后，指责彭朝议“毁弃章程，肆意妄为”。

　　郭嵩焘主讲思贤讲舍一年后，将主讲一席让给彭朝议后，相继有邓辅纶、王运、王先谦任主讲。在王先谦任主讲期间，他利用从盐务公所筹得的每年经费六百两，在思贤讲舍设立书局，刻印书籍。所刻书目，涉及经、史、子、集各部，“校勘精确，刻印优良，为清代晚期刻本之冠”。

　　民国初年，由湖南著名教育家刘人熙报请大总统批准，将思贤讲舍改为船山学社。刘人熙一贯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推崇船山学说。他将思贤讲舍改为船山学社的目的是“一面为抚怀先哲，表彰船山之绝学；一面为拯溺救焚，亟于维持人心风俗”。船山学社编辑了《船山学报》，平时也采取聚讲（集会演讲）的形式进行活动。学社还创办了船山中学和船山小学，并筹建船山大学、船山图书馆和船山专祠。从《船山学报》刊登的文章和学社演讲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宣传、歌颂旧的伦理纲常，并推崇孔孟儒家思想，试图以此挽救“人心风俗”。这种目的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与思贤讲舍创办时郭嵩焘等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船山学社的消极作用比起思贤讲舍来说显得更为明显，它客观上形成了一股较大的保守主义思潮，对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展开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当然，船山学社在学术方面的研究，以及在政治上宣传爱国，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又在船山学社基础上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早就不满于封建旧教育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他在1919年12月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就提出了“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的设想。1920年春，他在北京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和周世钊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在回长沙后“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并说“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回到湖南后，他就与何叔衡一起开始筹办自修大学。当时的船山学社有固定的社址，而且每月由省政府津帖400元。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船山学社曾利用演讲的形式反对袁复辟帝制的阴谋，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毛泽东曾听过船山学社的演讲，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后来的湖南驱张运动，船山学社的一些老先生也曾参与。何叔衡又是船山学社的社员，并与主持社务的社长贺民范、总理仇螯等关系较好。由于有这些关系，毛泽东等想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自修大学。经过船山学社社员大会的同意批准，1921年8月6日自修大学开始招生。

　　自修大学设有校董会，校董会推举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自修大学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等著名教授作通函指导老师。邓中夏、恽代英、张秋人等都曾来校作过讲演。自修大学创建之初，有中共党组织安排入学者10人，到1923年8月，大学部学生增加到24人。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维汉、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毛泽民、郭亮、夏曦、杨开慧等都在自修大学学习过。另外，自修大学还附设了法文专修科、初级中学班和补习学校。到1923年，自修大学共有大学、中学和补习三部学生20余人。自修大学还从1923年4月开始创办了《新时代》月刊。这一刊物对于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策略起了很大作用。

　　自修大学与思贤讲舍相比，无论从其阶级属性、办学目的、教学内容等各方面都有本质的区别。自修大学是由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建的，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一所革命学校。它的教学内容除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外，还把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这些都是思贤讲舍这所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创建的，为封建统治培养经世致用之才的书院所无法比拟的。但是，湖南自修大学又与思贤讲舍有着某些继承关系；而且，毛泽东等也是在比较了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的优劣后集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之长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这就使自修大学不能不具有书院的某些特征。

　　毛泽东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传统书院最大的坏处是“他的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那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而“现代学校有一项特长，就是他的‘研究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形容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不及的”。但是，与学校相比，书院有其优点：“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因此，毛泽东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另外，自修大学还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即“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凡有志向学之士均可入学”，“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不须多钱可以求学”。

　　实际上，因为思贤讲舍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同于传统书院，因而自修大学与它的联系和相同之处就不仅表现在“研究的形式”上，也表现在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方面：首先，在教育目的方面，两者都强调对社会的改造。郭嵩焘在创建思贤讲舍时试图“挽回人心风俗”，并要求讲舍诸生“日读经书”，以“立身制行”，并能“推衍以至无尽”，“使人心风俗亦将有感发振兴”。而《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宣布其宗旨是“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因此，两者都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同时两者都体现出一种湖湘学派所共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不过由于阶级和时代的不同，两者对社会改造的途径和方式不同。思贤讲舍侧重于对社会“人心风俗”的改造，而自修大学强调的是社会制度的改造。其次，在教学内容方面，思贤讲舍已经不再学习“八股等干禄之具”，而是“讲求征实致用之学”；而自修大学也主张“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尽管由于时代的不同，思贤讲舍的“征实致用之学”主要是今文经学和农桑钱谷等“经世之书”，而自修大学的“致用的学术”则主要是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两者所体现出来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也是湖湘学派所共有的。再次，在教学形式和方法方面，两者有更多的共同点。如两者都主张“自由研究，共同讨论”的学习方式。思贤讲舍有“会讲”制度，自修大学则有座谈会、讨论会、演讲会；思贤讲舍“与禁烟公社交相维持”，使诸生有一定的与社会交往的机会，自修大学则有“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当然，自修大学在教学形式和方法的改革方面比思贤讲舍更进一步。如它允许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它在校内设置园艺、小型工厂等，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这些都是思贤讲舍无法做到的。

　　对于湖南自修大学集古代书院和现代学校之长的特点，当时的教育界也有评论。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撰文指出，自修大学“合我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欤”。另一著名现代教育家李石曾也赞扬自修大学“为一新教育制度之新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赖此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此非其他大学所能而为自修大学独有之希望”。但这样一所新式学校却遭到了封建军阀的摧残，1923年11月在它创办仅仅两年多即被湖南军阀赵恒惕以“该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而封闭了。这样，由思贤讲舍到湖南自修大学这样一个传统书院向现代学校发展演变的过程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