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王尔琢同志在湘南特委的积极配合下发动的湘南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一次重要的起义。这次起义使南昌起义的余部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后来得以汇合起来，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发展提供了条件。朱德同志很重视这次起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曾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多次论及。现在收录在《朱德选集》中的《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这两篇文章，就是比较集中的两次论述。
一
较长时间以来，党史学界一直把湘南起义看作是南昌起义的自然延续。湘南起义是朱德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在地方党的配合下发动的，说它是南昌起义的延续不无道理，但这是不全面的。湘南起义从它的准备、发动到与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前后经历了半年多时间。在这期间，这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经过整顿、转战粤闽赣湘边界的考验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湘南起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延续，而且是它的发展。湘南起义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地位，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湘南起义是南昌起义的继续和发展。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南昌举义旗，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这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上发出的第一声惊雷，是第一股从地下奔突而出的烈火。这次起义“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但起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党的六大决议曾有所论及，主要是没有坚决进行土地革命和没有武装农民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此外，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起义部队打的仍然是国民党左派和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参加起义的虽然是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部队，但多半还来不及改造，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旧军队的作风和习气。这些旧作风、旧习气也给起义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湘南起义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土地革命”的旗帜，同时在实践中较好地解决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问题，坚持了在湘南就地革命，因而丰富和发展了南昌起义。
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留驻三河坝的部队，在与敌激战三天撤出战斗后，仍然坚持了武装斗争。他们“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重要。他们在率领部队转战粤闽赣边界的战斗中，“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加紧训练，并开始打土豪”，“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务”。在斗争中部队坚持下来了，得到了发展，为湘南起义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和物质基础。1928年1月12日，部队在湘南特委、宜章县委和宜章农军的有力配合下，发动了著名的宜章“年关暴动”，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帷幕。暴动后，部队坚持就地革命，一面组织和宣传群众，插标分田，开展土地革命；一面恢复和发展农军，扩大人民武装，并与农军一起把起义烈火，从宜章烧遍湘南郴州、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茶陵、安仁、酃县等十几个县，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按中央指示，“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这样，湘南起义就在实践中纠正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局限，发展了南昌起义。为实现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作出了贡献。
（二）湘南起义是继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的又一次伟大实践。
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是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实现革命转变的一个重要决策。秋收起义原定在湘南汝城一带发动，并计划成立湘南政府。但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这个起义改在湘赣边界，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秋收起义受挫后，部队在毛泽东领导下从城市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义虽然受挫，“但是湖南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热潮还是继续在高涨和奋发”，因而湖南省委还准备“鼓动第二次暴动”，“鼓动农民自动起义作夺取土地的斗争，以实现土地革命”。中央在给朱德的信中，也明确要求他们在湘南“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机会举行暴动”。这说明，当时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是把在湖南地区组织武装起义，看作是贯彻八七会议决策的一个重要步骤的。湘南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和秋收起义一样，都是党的八七会议方针的产物。
朱德为了准备湘南起义，“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和布置”。还在起义前夕会见了毛泽东派来寻找他们的何长工。在会见时，朱德“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表达了他急切地想了解秋收起义情况的心情。中央在给朱德信中的有关指示，特别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经验，对湘南起义无疑是有影响和帮助的。湘南起义后，部队支持湘南特委和各县县委建立了宜章、郴州、永兴、资兴、耒阳、茶陵、安仁等县苏维埃政府，并于三月中旬在永兴召开了代表大会，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陈佑魁当选为执行委员，正式组织了湘南苏维埃政府。部队还配合特委开展土地革命，在永兴湘阴渡“插标分田”试点，迅速在湘南掀起了土地革命高潮，“于是湘南暴动又开一个新的纪元”。部队应各县的要求，帮助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师、第四师和两个独立团。由此可见，湘南起义经历了与秋收起义基本相同的历程，是继秋收起义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又一次伟大实践。
（三）湘南起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经验。
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被迫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到达湘南以后，在酃县、桂东地区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和建立苏维埃，在实际斗争中抵制“左”倾盲动主义，并寻求机会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师。1928年4月28日，这两支革命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会师后，部队人数超过万人，计有“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为便于统一指挥，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任党代表”。“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发动群众斗争”。红四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使之声威大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红四军有效地粉碎了江西、湖南两省敌人的三次“会剿”，巩固了根据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达到了全盛时期。
湘南起义以它的本身历程证明，要在敌强我弱、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坚持革命并取得胜利，就不能采用“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湘南起义所以能够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由宜章暴动迅速发展成席卷湘南十一个县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就是因为起义部队就地闹革命，在“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本身”的结果，湘南农民在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发展了革命形势，初步展现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运动结合的威力。
但是，湘南起义同当时许多起义一样，未能彻底摆脱“左”倾盲主义的影响，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为了打破敌人对起义的“会剿”，错误地命令各县县委动员群众“焚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衡阳、郴州一线）五里宽民房，以打断和两广联络”。这种“左”的做法，遭到广大群众的反对，给地主豪绅造谣惑众，制造暴乱以口实，导致了郴州反革命暴乱事件。其他县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在暴乱中，仅郴州城市就有一千多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严重地削弱了革命力量，使部队和农军在湘粤两省敌人的夹击下站不住脚，披迫撤离了湘南地区。正如朱德所指出的，起义由于“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失败了。
湘南起义的失败，再次证明了“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危害。但从它的整个过程考察，从它注意开展土地革命，注意建立工农武装和政权来看，它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因此，说湘南起义是盲动主义的产物，进而否定它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显然是不对的。
二
湘南起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用鲜血凝成的。它为毛泽东系统地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毛泽东总结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中，凝聚着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以及参加湘南起义的英雄们和人民的智慧。朱德在湘南起义中的主要贡献是：
（一）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为了稳定部队的情绪，在天心圩整顿中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前途的讲话。据杨至诚、粟裕、赵镕等同志的回忆，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中国革命同俄国革命作对比，指出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最后赢得了1917年革命的胜利。现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也处在黑暗时期，但是中国也会有“自己的‘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第二，对中国封建军阀的本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他们贪婪成性，“是协调不起来的”他们是要互相争战的。在他们互相厮杀中，革命力量必将得到发展。第三，指出争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是“打游击”，是“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朱德的这个精辟的分析，对当时情绪低落的部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坚定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信念，稳定和保存了这支革命力量，保证了湘南起义的胜利。
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讲话在理论上的意义。如前所述，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应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党内认识不一致。但这是一个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科学地、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使之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是毛泽东。这就是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朱德的这个讲话，虽然比较简略，但已涉及了这个理论的几个基本方面：如关于革命力量在敌人相互混战的间隙中存在和发展的思想，武装斗争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思想，革命要有一个根据地的思想等等。湘南起义就是朱德这些思想的一次实践，起义的胜利和发展证实和丰富了这些思想。因此，朱德的这个讲话，对“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对军阀的分析，更有他的独到之处。朱德在辛亥革命后，亲身经历了中国封建军阀的混战，他看透了他们的本性，懂得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协调不起来的，只要他们存在一天，他们间的斗争就不会停止。而封建军阀间的这种角逐，即给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这是朱德对中国封建军阀本性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对中国革命力量能够存在和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
（二）为大革命失败后实现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开拓了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和退却时期，与之相适应，以正规战为主的军事战略也必须有所改变。许多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探索，提供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就有朱德开拓性的贡献。他在参加革命前就有关于游击战的实战经验，并有显著的战绩纪录。1926年他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就有打算在回国后搞游击战的思想。因此，当教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时，他就回答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在天心圩整顿中，他回答革命怎么办的问题时，也是“打游击”三个字。朱德自己说，他在这一点，起了一点带头作用。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在当时，要在这支打正规战锻炼出来的起义部队中实现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朱德为此进行了艰巨工作。他在上堡的军事训练中，亲自编写讲稿，亲自讲课，作示范。他根据当时的条件，讲“以少胜多”，“讲求新的战术”，讲“不能和敌人硬拚”，“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他还率领部队在湘南起义中进行实践：如“智取宜章”、“坪石大捷”等，特别是打许克祥的坪石大捷，许克祥率六个团的优势兵力进攻占领宜章城的起义部队，朱德毅然让出宜章城，而把部队隐蔽集结在宜章西南的山区，伺机猛攻运动中的敌人，乘胜直捣许的司令部所在地，将其击溃。这是一个“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出奇制胜的杰出战例。朱德以后在井冈山时期又指挥了许多著名的战斗，并在这个基础上同毛泽东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朱德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为建立我党的游击战争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湘南起义离开现在已经60年了。领导起义的朱德、陈毅、王尔琢，在他们为中国革命作了毕生的奋斗后，也离开了我们。但是，湘南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和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光辉业绩，将永驻人间，激励我们奋勇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