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中共湘南地方党组织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湘南起义。这次起义历时3个多月，参加人数达一百万以上，它发动群众之广，坚持时间之长，是我党自“八七会议”以来组织领导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革命史上又一重大历史事件。湘南起义，不仅保存和进一步发展了南昌起义的部分武装力量，坚持了武装斗争这面光辉旗帜，而且先后在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桂东等7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四师、第七师和2个农军独立团；成立了农民赤卫军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广泛地开展了以插标分田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革命运动；培养和造就了我党我军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湘南起义，对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终形成，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开辟，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就湘南起义在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的历史作用，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湘南起义牵制了湘粤两省的敌军，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927年9月，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率工农革命军南进湘南，意在向南昌起义部队靠拢和再度考虑实现湘南运动计划的可能性。但10月中旬，部队经艰苦转战到达酃县水口时，发现汝城一带有敌军重兵驻扎，以及从报纸上得到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一带失败的消息，才转兵进军井冈山。尔后，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驻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并着手建立革命根据地。继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城、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之后，1928年的1月和2月，毛泽东又率部先后顺利地攻克了遂川县城和宁冈县城，并成立了这两个县的工农兵政府，正是工农革命军在遂川、永新，宁冈等县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开创根据地局面的时候，爆发了湘南起义，从而使湘粤两省军阀忙于调兵遣将，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对湘南起义实行反革命“协剿”。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湘粤敌军的视线，减轻了来自西北面对井冈山的军事压力，使工农革命军可以放手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各项开创根据地的工作。因此，无可非议，湘南起义客观上起到了从侧翼配合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工作。

　　二、湘南起义，为井冈山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积蓄了武装力量，为井冈山的各次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朱毛两军会师，是中国革命历史进展中的一件驰名中外的伟大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有湘南起义保存了南昌起义的火种，同时在暴动中又组建、扩大了人民的革命武装，这支万余人的革命队伍浩浩荡荡奔向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当时我党独立领导的一支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尽管由于当时客观环境和经济给养上的困难，不久后红四军缩编成四个主力团，其他湘南农军分三路返回湘南地区坚持革命斗争，但红四军的四个主力团中，就有2个团是来自湘南起义的队伍。两军会师后，不论是旗开得胜的五斗江战斗，还是胜利地粉碎赣敌的进攻、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全盛时期的龙源口大捷，参加湘南起义组建起来的红28团、29团，都是冲锋陷阵、屡建战功的主力部队之一。此后，在井冈山根据地巩固、发展和红军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红28团和由秋收起义部队组建起来的红31团，也都是革命武装的中坚力量。此外，湘南起义期间主力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的革命实践，也为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我军一整套带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三、湘南起义兴起的苏维埃运动，为在井冈山根据地为建立湘赣边界各县统一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基础。井冈山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先后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3个县的工农兵政府，但还没有建立领导边界各县斗争的统一的权力机关。在湘南起义的过程中，苏维埃运动在各地蓬勃发展，先后有宜章、郴县等7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各县中区、乡两级苏维埃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相继诞生。为了加强对暴动的领导，更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中共湘南特委于3月16日至20日在永兴召开了全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驻点在郴州，主席陈佑魁，成立后，开群众大会庆祝3天，扩大苏维埃影响”。大会选举产生了陈佑魁、刘冬生、何长工、陈毅、朱德、宋乔生等21人为执行委员：通过了“（一）政治决议案；（二）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政纲；（三）暴动总口号；（四）工农武装；（五）土地问题决议案；（六）肃清反革命条例；（七）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7个方面的要案。这种在暴动期间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起来的全湘南统一的权力机关，尽管由于历史的环境，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因为“湘南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和宣言，通电，飞翔于湘南各县，是很普遍”并且“农民很信仰”，所以，它的政治影响波及到湘粤赣等省，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这种在一个地区建立统一革命政权的尝试，以及它所获得广大人民拥护的实践，无疑对两军会师以后，在井冈山建立统一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直接地提供了多方面的实践经验。而且在这个统一政府中担任工农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的，就是曾担任过宜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科文和湘南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宋乔生，来自湘南的邓允庭、吴仲廉、彭儒则分别担任了这个政府的政法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此外，还有原来阳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徐鹤担任了井冈山新遂边陲特别区委书记，他的爱人刘鹈则任特别政府的妇女主任。可以说，湘南的苏维埃运动为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培养了不少干部，并直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起了先导作用。

　　四、湘南的插牌分田运动，为井冈山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准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最终产生《井冈山土地法》起了奠基的作用。两军会师前，井冈山的土地革命运动还只是停留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的阶段。而在湘南暴动期间，湘南各县制定的《土地分配法》虽然它还不够全面，尚待完善，但它却明确提出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封建地主阶级，公开向封建的土地制度挑战；明确提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规定以原耕为基础开展分田，从而保护了自耕农的利益等。而这些规定，都是广泛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原则问题。各县苏维埃政府，还用布告的形式将《土地分配法》公布于众，进而发动农民群众，在各乡村召开分田大会，烧毁地主的田契，组织各级土地委员会，丈量土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插牌分田运动，使千百年来农民渴望从地主老财手中夺回土地的愿望终于成了现实，所以“湘南农民整个的参加斗争，要算分配土地后才有”。正因为受苦受难的农民真正获得了土地，才有全湘南一百多万人参加到这个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洪流中来。这表明，湘南起义中开展的插牌分田运动，最初显示了土地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强大威力。1928年5月以后，井冈山根据地内广泛深入开展的土地革命之所以成功，同年冬，之所以能形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井冈山土地法》，以及土地革命过程中的某些具体做法，都与湘南的插牌分田运动所积累丰富的经验有着密切联系。湘南的插牌分田为《井冈山土地法》的诞生，起了奠基的作用。

　　五、湘南起义为井冈山根据地党、政、军的建设，造就和提供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如同一声春雷，震撼了大地，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它鼓舞了民众，扩大了革命影响，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心。它不但在政治上动摇了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基础，在军事上给国民党右派军队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它也为革命汇集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尽管在暴动的后期由于“左”倾盲动政策的影响而使暴动遭受挫折，但暴动的本身却又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为根据地的党、政建设，为红军的改造、壮大，以至为以后整个中国革命进展，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胆有识，战功卓著的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例如，两军会师后，先后在井冈山党的高级指导机关前委、军委、特委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就有朱德、陈毅、毛科文、宋乔生、吴仲廉、彭儒等；在红四军、红五军各级军事指挥机关任职的有胡少海、胡世俭、旷朱权、邓宗海、刘泰、黄克诚、李一鼎、陈东日、蔡协民、杨得志、刘之至、黄义藻、李克如、肖克、栗裕、唐天际、伍若兰、曾志等数以百计。尤其是从湘南起义军中选拔了如蔡协民、陈东日、张际春、高静山等一批优秀的政治、军事干部，到袁文才、王佐所领导的三十二团各级担任领导职务，对该部开展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由于他们深入细致的工作，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教育，从而加快了这支带着浓厚绿林习气的地方农民武装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使这支部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和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