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湘南地区领导发动的一次反击国民党武装反革命的大暴动，参加人数在一百万人以上，革命洪流冲击湘南20多个县，并波及粤北的部分地区，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桂阳，等七县的县苏维埃政府和湘南地区苏维埃政府，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共达一万余人。这次起义的成功，开创了历时约两个月的湘南武装割据，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这一切，为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建党、建政、建军提供了宝贵经验。
陈毅是湘南起义和湘南武装割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这一伟大斗争作过重大贡献；而这一斗争，又大大考验和锻炼了陈毅自己，从一定意义上说，由此奠定了他在党内、军内地位的基础。
（一）朱、陈合作
在湘南起义胜利的多种因素中，陈毅和朱德的亲密合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俩团结同志，挽救了濒临绝境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并使它强化，为湘南起义提供了正规的主力军；他俩协同湘南和粤北地方党周密地制订了起义计划，选定了蒋、桂战争爆发、军阀难以顾及湘南的有利时机举义，并且巧妙地安排和指挥了起义的实施步骤，有效地保障了起义的成功；起义后，又积极协助湘南的党建立政府和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造成湘南武装割据。可以说，朱、陈合作是我军初创时期良好军政关系的一个典范。
陈毅与朱德的合作，开始于1926年秋天。那时，他俩分别由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到川四万县的川军杨森部开展兵运工作，策动其响应北伐。在此期间，英国军舰炮轰万县，制造了“九•五惨案”，朱、陈相率参与领导了万县军民英勇的抗英雪耻斗争，由此结下了革命友谊。在深谈中，他俩认为共产党必须独立掌握武装。为此，朱德曾介绍陈毅与中共重庆地委取得组织联系，然后参与重庆地委军委领导人杨闇公、刘伯承等拟制顺庆武装起义计划，后因举事失败，各自东西。
转眼一年过去，他俩又在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重逢。此时，朱德统一指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留守三河坝。陈毅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在朱德麾下，他们是上下级关系。留守军在与敌军3个师血战了昼夜之后，撤出三河坝南进，10月7日抵达饶平（今三饶）以北20公里的茂芝乡，得悉叶、贺主力已经失败，而疯狂的敌人正从3个方面朝茂芝扑过来。朱部与党中央、前敌委员会都断联系，军心惶乱，情势极其险恶。朱德决意挽救孤军，立即商借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说明形势，指出前途和任务，将所有2500余人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决定“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在强敌进攻下，部队没有后方依托，不下乡上山打游击是难以生存的。而选择湘南作为立脚点，无疑是最好的目标，一因地处湘、粤、赣三省边境，是个“三不管”的地方，敌人兵力相对薄弱些；二是湘南曾受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北伐军过境时，又是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湘南地方组织领导下大大起来过的地方，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湘南革命人民遭到屠杀、镇压，党转入地下以后，仍在英勇地领导着艰难的斗争；三是党中央对湘南的革命十分重视，早在“八•七会议”时，便有过派遣毛泽东为湘南特委书记以领导湘南暴动的计划，虽然后来因为情况变化而未将暴动计划付诸实施，但是发动湘南暴动的任务并未解除，四是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里面，湘籍人员最多，他们大都乐于杀回故乡去闹革命。西进湘南的决断，不仅对保存起义军余部至为重要，且为以后举行湘南起义埋下了伏线。
这时的朱陈关系，已由指挥上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组织系统中的领导与部属的关系。朱德的决定深深地打动了陈毅的心，毅然表示：坚决护拥朱德的领导，誓愿尽一切力量助协朱德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提出要做失败时的英雄来与全师同志共勉。
朱德对陈毅的态度极为赞赏。当以后情况更加恶化，军、师干部纷纷离队，团以上政工干部只剩陈毅一人时，朱德兼代了师长，并且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部队就由我和陈毅同志领导。”这表明领导与部属的关系又改变了，朱、陈开始第二次合作。
陈毅诞生于1901年。当他在四川省乐至县的张安井村呱呱堕地时，15岁的朱德已经在仪陇县席家匾的课堂上聆听塾师席聘三讲述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和富国强兵的道理了。陈毅深知朱德在追随中国共产党之前，已经是护国、护法英雄，曾在法、苏等国研究军事，造诣很深，加之又是南昌起义最坚强的领导人之一，对他至为敬重，而朱德也知道陈毅在法国留学期间便参加过巴黎的工人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爱国斗争；在北京中法大学读书时，做过党的基层领导工作，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参与领导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和国民革命运动，是震惊中外的北平“三•一八”大示威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其后又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过中共党委书记，党、群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陈毅目光远大，气度恢宏，英勇机智，乐于助人，朱德自然以青眼相看，推举他作师的指导员（后称党代表）了。这样，他俩一军一政，亲密配合，转战闽、赣、粤、湘，直到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他俩共事经年，绩伟功丰。检索这段历史，总感朱、陈难分。他们本是在统一领导下各有分工，应有可分之处。但由于朱德的历史地位不同，声望更高，他是这支革命军队的公认代表，外间习称的“朱德”或“朱部”往往包含了陈毅本人其及工作。但究竟哪些属于陈毅的奉献，却难以剥离。实际上一场大革命中，件件般般的史迹，大都是集体的创造。
（二）继往开来
陈毅和朱德极用心地总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用以指导湘南起义。这就表明，不能把湘南起义单纯看作是南昌起义的继续，而应看成三大起义的继续、发展和提高。其主要特点之一，便是武装起义成功，并由此开创了将近两个月的武装割据局面。
或许有人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就导致了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吗？这个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秋收起义是在起义开始以后，毛泽东看到情况不利，断然中止了起义计划的执行，将部队加以改编后向湘南开进，在途经宁区而受到当地农军的接应和欢迎后，才驻足茅坪开始领导湘赣边界的斗争。这时的情形怎样呢？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说：“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60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3—4个月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接着说：“到今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2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出暴动，成绩都还好。……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这个时候，由于各种必要条件具备而有了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当然，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及以后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的初期经验，对湘南的斗争是起过指导作用的。
从已得的资料证明，朱、陈曾有以下渠道和机遇，获得大起义的信息：
第一，朱德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具有南昌起义及起义军南下失败的丰富经验；陈毅于8月中旬加入七十三团的战斗行列后，也获得了一定的体验，而他俩在饶平茂芝收容了来自潮汕地区的叶、贺部人员2、3百人，也透彻地了解了他们在潮汕地区的经验教训。
第二，据陈毅回忆：在10月中旬“部队到信丰、安远之间，赣南特委有几个人来接头，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搞了一个红色区域。”（按：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报告的情况，此处所说的“红色区域”还未造成边界的武装割据。）11月中旬，朱，陈率部在崇义县属的上堡山区整训时，同由井冈山过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会合，从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那里详细了解秋收起义及井冈山斗争的初期情况和经验。12月底，朱、陈与毛泽东由井冈山派来的何长工在粤北犁铺头会见，认真交换了双方活动情况和工作经验与打算。
第三，12月中旬，朱、陈在韶关收容了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零散人员达2、3百人，其中有干部数十人，向他们了解了广州起义的情况。后来（1957年11月13日）朱德曾对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同志说：那时候党的政策总归是不想打游击，而是想在城市里搞武装斗争。对此，朱、陈都引为深刻的教训。
朱、陈在获得这些信息后，便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吸取教训，用以指导面临的斗争，还集中反映于指导湘南起义。
第一，坚持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和武装革命。陈毅后来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地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陈毅所谓的“新生命”，应是人民革命胜利的希望。他早已把整个身心交给了它。当1927年8月初他日夜兼程赶上了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时，周恩来派他到七十三团去任团指导员，曾歉疚地对他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坦然地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如今起义军失败了，新生命受到了反革命风暴的摧残，陈毅当然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维护新生命的战斗，坚决拿起武装来！
第二，坚决实行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大转变。放弃“城市中心论和仰赖外援的主张，破除重复北伐的旧梦，到农村去，发动群众，走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变正规战为游击战，实行土地革命，到处“下蛋”，帮助建立群众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
在这方面，陈毅和朱德都有过许多论述。党的“七大”前夕，陈毅在延安谈到继承、发扬中国人民武装斗争的优良传统问题。他说：“农民暴动的反复，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其斗争形势是农民革命战争；其战略战术，是在广大地域上进行长期游击战争；其力量构成是以农民手工业为主干，吸收了各阶层人士参加活动；其基本政策，是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切身要求，解救倒悬，出民水火，常常着手土地改革制度等等。这样便能够成就伟大的革鼎故新的革命规模。一方面是打击了旧的封建统治，一面是多少变动了旧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联系到南昌起义，他认为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便消灭了敌人，取得了成功。然而几天之后，便令3万余人浩浩荡荡开向南去，“以为到了汕头，有了海口，国际就可以接济，一切就会好转，可以下广州，进行第二次北伐了。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他由此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质，历史、现实出发，不从依靠群众出发，就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斗争；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是一定会失败的。”
至于广州起义，陈毅歌颂了起义者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但由于单纯的城市武装起义，便重复了南昌起义的教训，他未作什么评述。
他对毛泽东的指导极为欣赏和倾心。以后曾说：“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末是以孤独的情怀转入湘赣边界的农村，首先毅然着手政治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新创造。”这里所谓的“新创造”，主要是对人民军队、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新创造。更广义地说，即探寻夺取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的科学实践。
从上述多方面的对比、分析和认识，朱、陈找到了自己从事革命实践的一些可以借鉴和遵循的要旨，开始在赣南、粤北醖酿，然后湘南一声暴动，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第三，不断加强党对主力军的领导和建设，使之成为军、政素质兼优的、能够自觉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新型人民军队。
陈毅从1927年8月到第七十三团任职不久，便对这支部队产生了强烈的爱。他曾说：“七十三团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从1924年就建立了。这个团的前身，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最出色最有成绩的部队。”“我到这个团工作以后，下到连队看看，觉得战士情绪很高，很有信心。战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都知道他们是反革命，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了。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族谋利益、为工农打天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他们对共产党很信任，都说共产党好，并且也很自豪，夸称他们是共产党的党军。因为有为民族谋利益的朴素观念，所以纪律很好。那时候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不扰民的观念是有的。普遍的作战决心很高，对国民党的追兵是瞧不起的。”
陈毅对正规军主力很重视。他在研究古今中外工农革命斗争的经验时发现，当工农革命，特别是农民暴动起来以后，他们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是极其英勇和坚决的，但如果仅仅是群众武装，其规模虽大，由于武装低劣和军事专门知识缺乏，往往受到反动统治阶级较强大的正规武装力量的镇压而遭致失败。可是如果工农武装暴动一旦有了正规军的暴动相配合，其威力和作用均将成倍增加，就有较大可能粉碎统治阶级武装镇压而取得胜利。因为正规军队的装备和军事素养往往是比较好的。他认为农民领袖刘邦因得到韩信掌军而打败项羽，《水浒》中的梁山伯因有10万禁军的教头林冲的投奔而军威大振，就因为韩信、林冲都来自正规军而有丰富的军事知识。
陈毅所在的七十三团，正是正规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支主力，也是南昌起义军中的一支主力，但他也只是起义军的一部分。就整个起义军而言，要使之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还有严重的改造任务。
陈毅1945年8月在延安参加起草军事报告时，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革命的国民革命军已变质成为军阀屠杀人民的工具，空前的白色恐怖遍于全国。全国人民，特别是大革命影响深入的省区，如湖南、江西、广东、湖北等地所遭受的惨杀，可无忍受，我党不得已才领导革命人民退出城市，依据农村进行武装自卫，这是一面。另一面在国民革命军中，有一部份不愿意叛变的军队，在我党领导之下举行革命起义，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另外如秋收暴动，均有军队掉头站到人民方面，跑来参加。因此，大革命虽失败，但工人农民如革命青年的武装自卫，得有正式军队的参加便更有力的发动起来了。”“这种工农兵武装自卫的大起义，造成了全新的革命局面，党不仅了解了创造军队的必要，而且必须独立担负这个任务，更必须创造崭新的革命军队，以区别于国民党的旧式部队。党研究了大革命中国民革命军的教训，一面保留国民革命中的优良部分，一面抛弃其中的恶劣部分。党必须以健全的军事方针，始能应付当前局势所提出的新课题。”
陈毅在协同朱德收拾南昌起义余部，并使之在湘南起义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的过程中，是经历了挽救、整训和使用这样三个阶段、也是三个方面的工作的，这三方面的工作，贯穿于部队发展的全过程。
所谓挽救，是将一支濒临崩溃的孤军收拾起来，做到不被拖垮，不被消灭，不丧失革命本色。要做宣传教育工作，讲清形势，指出前途和办法，要发挥党、团员骨干的模范作用，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并把这些作法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巩固起来，贯彻下去。
所谓整训，即整理组织，登记党、团员，建立建全支部，发挥党、团小组作用，加强人民军队本质的教育，发扬民主，整顿纪律，作出一切缴获交公等规定。同时加强军事训练，改革教育方法，使所学能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所谓使用，也是对部队的锻炼和巩固。如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做群众工作，助民劳动，宣传与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饷，派人、派队帮助地方发展农运，打击反动派的挑衅和进攻。发枪、发子弹帮助地方武装的建设，等等。这一切也是和军事、政治训练结合在一起的。
经过大量工作，当部队由2500人减到8、9百人时，不再减员了，剩下的都是坚定的骨干，经过战斗的胜利与群众的支援，新生力量又加入了部队，使之恢复到1500人。再经湘南起义的胜利，部队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坪石战斗来看，如果没有这样正规的主力军存在，那是不能消灭许克祥的六个团而震动湘粤大地的。
（三）统战之花
陈毅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能手。1940年秋，他为开辟苏北敌后战场，打开华中抗战新局面而组织的黄桥决战，曾将统战工作和军事斗争巧妙结合，获得了军政全胜。中央军委曾将他的统战工作经验通报全军学习。以后他在统战方面的创造，事迹颇多。陈毅在统战方面的成就，如果溯源而上，他在1927年冬支持朱德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一度合作，则是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事统战工作的最早范例。
关于与范石生搞统战这一段历史，朱德有过多次忆述。可以设想，在当时反革命军警横行，杀声震天，血流遍野的情况下，穿行在敌人缝隙之间的一支大失败后的革命孤军，可否建立这重统战关系，是要革命孤军的领导人拿出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来决断的，陈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全力支持朱德成就其事的。
分析当时作此决策的主要根据是：
第一，我党在南昌起义前便与范石生建立了统战关系，是“老朋友”了，起义后，党为继续与范联系，也有所安排。
第二，作为滇军之一路的范石生部孤悬于湘、粤、桂诸军阀的虎视之中，自感进退无援，有求于我。
第三，在范部内仍有我党组织可作内应。
第四，朱、范之间有过多年的同学、共事关系，私交颇厚。
第五，我军为了立足、举事，也须借这么一个关系作掩护。
第六，朱、陈等领导人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灵活的策略手段，在领导集团一致的支持下，可以驾驭这种局势。
因此，当范石生派该部共产党员韦拔萃（伯萃）来邀朱德前去汝城进行合作谈判时，朱德向党组织作了报告，朱德后来说：“我们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和批准，同意同他合作。”
部队中负责主持党务工作的是政治委员，当时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称为指导员或党代表。党代表是陈毅，陈毅就此事召集了党的会议，经与王尔琢、蔡协民等讨论后，一致同意朱德前去谈判，确定谈判必须坚持的原则是独立自主，要向对方说明：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对方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对方不得干涉。
朱德前去汝城谈判后，达成协议。于是，朱、陈部队便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番号伪装起来，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
根据协议，朱、陈率部由江西崇义上堡移驻湖南汝城。接着，部队人员全部换上了新棉衣，发了饷，补充了械弹给养和医药，又吸收了一批新战士，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士气大振。但由于佩戴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符号，打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局外人从表面上看问题，难免产生疑窦：如果朱、陈部队搞的是“白皮红心”术，仍然坚持共产党的立场，难道范石生会那样厚待他吗？
“消息没脚，日行千里”。当党中央接到这些情报时，立即引起了警惕与猜疑。早在朱、陈撤出三河坝之后，中央和南方局就象娘寻找爱儿一样，千方百计地打听他们的消息，指令广东、江西、湖南3个省委派人带信查找，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也在想法联系。但一切徒劳，都没有追寻到下落。现在忽然得到了“朱德部已被范石生收编”的消息，非坚决干预不可了！
1927年12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写信给北江：
“……以前叶、贺的二十五师，已受范石生之改编。目前特委即须严格的奉省委命令，训令××（按：指朱德）及师中全体同志，马上设法从敌人军队中拖出来与现在的武装会合，如果违抗命令，即全体开除党籍。……”
192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说：
“……据江西省委报告，你们入湖南时，曾与范石生有一度之联络，此事如果属事实，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能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很是疑问，……假如你们已经与范石生发生了组织关系，你们便应坚决根据上述的使命，从他的军队中分化出来。这就是说，不但将我们的军队抽回来，还将范石生的军队拉出一部份来。这一工作自然是很艰难而且很秘密的，但我们必须很谨慎的努力去做。至少要将你们有的队伍抽回来。指导机关切实讨论迅速执行。”
192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写信告诉朱德他们：
“……你们在脱离范石生时，必须扩大这个‘叛变’的影响到他的军中去，尽可能的带走他的队伍，拆散或消灭他的军队，即是保障和增厚我们的力量……假如同志中有怀疑脱离以及拆散范军的政策之人，必须无顾忌的予以开除，万一主持的同志领导着队伍反对这个决定，中央特命北江特委及××同志行使非常手段领导服从党命的同志消灭这一反抗。”
中央为了预防和应付可能发生的变故，信中的语气是异常严厉的。不仅如此，而且还直接号召朱部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共同监督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要他们坚决支持北江特委和中央代表在必要时采取非常手段以消灭反对中央这一政策的主持人的反抗。中央的这种坚决态度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解理的。一如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的决定中所说：“国民党现在已经完全成为军阀的玩具，国民革命军已经是军阀部队通用之名词。”但是否可以对国民茧命军的所有部队都可以不加具体分析地一概认作“敌人”，是否可以认为其中一概没有暂时可以争取利用的“中间势力”呢？朱、陈以实际行动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范石生和蒋介石、许克祥、钱大钧等等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由此而产生了争取、利用的策略思想。而且，中央的信他们一件也没有收到，故未引起是非争论。从事后看，朱陈的决策成功了，这显示了他们独当一面的领导才能和创造精神；如果收到了中央的指示信并机械地执行，结果如何，则难所逆料了。
事实上，朱、陈在中央的上述指示信草拟之前，已经在有步骤地开拓前进，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成立了秘密的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军委员会，陈毅任书记。
十六军党委掌管着哪些部队的党务呢？一是由朱、陈直接领导的一四○团，二是张子清、伍中豪带领的井冈山部队编成的一四一团，三是以后由何成举为营长的、由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改编的第十六军特务营；还有便是十六军原有的共产党组织，其领导人主要分布在十六军政治处、秘书处。党委主要任务是确保在执行合作协议中的独立自主，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不受干预，保持部队的革命本色，并在十六军番号的掩护下，更好地走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合作协议是被切实地执行了。事实证明，范石生没有食言。合作前，朱、陈部存上犹、崇义地区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合作后，仍然继续。进入粤北后，沿途公开支持农民暴动，途经仁化时，帮助恢复被破坏的农运组织和农民武装，将当地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号召当地群众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并在曲塘等地处决了廿多名土豪劣绅，还派队支援了曲江西水地区的农氏暴动。（这些史实，至今粤北地区还保存着当年的文字资料。）当国民党广州当局查觉第一四○团即南昌起义军余部而密会十六军予以解决时，范石生及时通报了情况并送巨款使朱、陈率部安全撤离。
由此可见，与范石生搞统战于我军大有利益。朱德曾说：“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我当时化名王楷），求得休整的机会，待机行动。第二，可以得到物资补充。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路费。”“黄绍雄要进攻范部时，范要我们担任后卫，我们因而得到范部遗留下来的大批物资。”
为了巩固合作，争取范石生中立，所以朱、陈也为他做过一些事。对此，朱德曾说：“那时广东、湖南的国民党军队要打范石生，范石生就借我们的力量，同他们打了一下，干了一个多月。”
在此期间，朱、陈与湘南、粤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都沟通了联系。11月下旬，朱、陈曾在汝城召开了一次湘南和粤北党组织负责人的会议。朱德曾追忆说：“为了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集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进行讨论和布置。”这次会议，拟制了在1927年12月中旬发动“年关暴动”的计划。后来由于朱、陈奉命率部南进支援广州起义而搁置，但各县却根据会议精神作了准备，这为以后湘南起义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1944年朱德回顾这段历史，欣慰地说：“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
（四）湘南霹雳
一、主力军的作用
湘南起义由富有戏剧性的智取宜章揭开序幕。从表面看，是靠计谋取得了这次胜利，使那些有权有势的统治者转瞬之间成了阶下囚。其实主要是军事手段发挥了决定作用。因为“请君入瓮”的宴会正在进行之际，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县政府、警察局和团防局，胜利已成定局。没有这支经过北伐战争锻炼、有民主革命传统、又经过南昌起义考验的被誉为“铁军铁团”正规军作中坚的主力军，没有朱德、陈毅等久经考验的富有指挥经验和韬略的军政领导人的共同策划，结局很可能不象已经看见的那样。
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建制已正式公开。从现有史料中仍有当年布告、印信可见。
宜章暴动的胜利使一切反动派咬牙切齿。
马日事变的刽子手，国民党独立第2师师长许克祥，带领六个团扑向宜章，发出扑灭这次起义的疯狂叫嚣，妄图重演一次“马日事变。”
朱德、陈毅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使敌人首战扑空，折了锐气，接着选择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从岩泉、栗源、武阳司、长岗岭一直打到后方基地坪石，痛快淋漓地将其六个团逐一击溃，大获全胜。
这次胜利不仅灭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也大大激发了湖南各地工农大众的革命热情，纷纷响应起义。他们为有这样一支能征惯战的主力军和英明的指挥员而欢欣鼓舞。
朱、陈所部趁坪石大捷的余威再占宜章，直指摺岭，以奇袭解决摺岭守敌，不战而下良田。然后以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策略，解决了大铺桥的全部守敌，打开了郴州的南大门，不战而进入郴州城。接着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以主力直取耒阳，以一部兵力侧击永兴、资兴。由于主力军的这些坚决而果敢的作战行动，迅速扫清了残敌，为建立革命新秩序，逐渐铺平了道路。
这支部队有时不得不几面作战。蒋桂战争正在湖南境内进行，有时既要对付唐生智的部队，又得同时同白崇禧的部队打仗。事隔近三十年之后朱德谈到这段经历时还深有所感地说：“当时，白崇禧、唐生智旧部和我们，三家互相打。但是，那时我们不知道联合一家打另一家。在湘南有一仗打得最奇怪，本来是自崇禧想打我们的，可是我们已经退出了那个地方，他不知道，而我们却清楚地知道哪里是唐生智旧部的部队，哪里是白崇禧的部队。结果他们两家打了一夜，白崇禧打了唐生智旧部。”
湘南起义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主力军、地方军和地方赤卫队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当时，以冷兵器为主要武器的农军，与拥有洋枪洋炮的敌人对比，战斗力显然悬殊。如果没有象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样的主力军，很难想象能战胜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这些正规的反革命武装。但是，朱、陈部队有了当地农军和群众武装的有力支援，就使战斗力大增，往往出现以少胜多的战例。
朱德和陈毅早在赣南和粤北时，就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帮助组建地方军，向新组建的地方军选派优秀干部，赠送枪枝弹药。刚刚脱离范石生部时，朱德、陈毅派了八个干部并赠送一些械弹帮助仁化董塘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智取宜章之后，为解除后顾之忧，曾两次派兵攻打盘据在粤北坪石的国民党游击司令胡凤璋部。这些战斗都发动当地农军密切配合，并使他们在实战中经受了锻炼。打许克祥的战斗，得到了更多的农军和革命群众的配合和支援。这些农军中有刚由圣公坛的农民自卫军改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防营和乐昌皈塘的农军。坪石大捷后，皈塘农民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乐昌独立营，以后随军北上，成了宜章独立团的一部分。重占宜章后，宜章独立团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随着军事形势的不断发展，先后组建了郴州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耒阳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和永兴、资兴两个独立团。他们在配合主力军作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主力军、地方军和地方赤卫队的密切配合，是朱、陈在实践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认为，这是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体制在早期的雏形。
二、支持政权建设
伴随着军事胜利而来的就是普遍而深入的政权建设。可以说军队推进到哪里，政权建设的工作就跟到那里；这反过来又促进和支持了军事斗争。
朱德、陈毅都象重视军事斗争一样的重视政权建设，支持政权建设。军队每到一个新的区域，他们都尽快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共同研究如何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以便统一领导那里的对敌争斗、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群众组织、革命新秩序等工作。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发展，在各经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建立了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桂阳、安仁等地的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以及邻近的一些县份的区、参苏维埃政府。建立和恢复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掀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3月16日至20日，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在永兴召开，陈毅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代表的名义出席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湘南地区最高一级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湘南苏维埃政府。陈毅和朱德都分别当选为湘南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湘南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有利于统一领导湘南地区的对敌斗争、土地革命和全面的根据地建设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如此规模上从事政权建设的一个壮举，只是由于形势变化，政府工作刚刚起步，7个师的敌人就已开始进攻，到3月底便退出了湘南。
三、血的教训
在武装起义的洪流冲决湘南的反革命势力的时候，也出现了逆流。
湘南特委一度执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革命队伍内部引起极大混乱和强烈不满。他们企图以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的“焦土战略”对付湘粤两省敌人的联合进攻，遭到群众普遍的抵制和反对，虽然一再进行解释，并准备把焚烧宽度减少为大道两侧各5里，群众依然不满，怨郴州是湘南重镇，又是湘、赣、粤、桂四省通衢，被湘南特委定为最先执行焚烧计划的地方，因而这里矛盾更为突出，群众反应更加强烈。这时，由于湘桂战争结束出现的不利形势，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趁机煽风点火，蠢蠢欲动。
郴县县委对群众的反应早有觉察，定于3月12日在郴州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进一步作宣传解释工作。不料混在群众中的暴徒趁机制造暴乱，扯掉系在头项上的革命标志红带子，换成白带子，当场杀死郴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和革命群众200余人，随后又煽动和裹胁不明真象的群众“反水”，捣毁县委、县总工会、少先队等机关，进一步扩大事态，终于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史称郴州“反白事件”。
此时，郴州兵力空虚，形势极其严重。陈毅正在永兴参加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临危受命，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部南下，在各地农军和革命群众的配合下，迅速平定了郴州的暴乱。
陈毅奉命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郴县县委书记的名义驻在郴县，收拾危局和负责恢复革命秩序。他以对革命的无比忠诚、远见卓识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坚决清算“左”倾盲动主义的遗毒，摒弃种种“左”的错误。他一面下大力恢复和整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包括建立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宣布革命法令，很快使一度停转和失灵的党和政府的机器恢复正常而有效地运转起来；一面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参与“反水”的人员作出相应的处理。对个别证据确凿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坚决镇压，对于绝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只要不继续坚持错误，反对革命，一律不予追究，使他们打消顾虑，重新回到革命方面来。这就使郴县的各项工作在稳定的条件下向前推进。但是对“左”倾盲动主义的破坏作用是不能低估的，由于它在内部造成混乱，也在客观上援助了敌人，并且损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耽误了根据地建设的有利时机。
四、参加根据地建设
在短短几十天中，湘南各地发生了翻地覆的变化，武装割据局面逐渐形成。
在推翻了反革命政权的地方，工农群众当家做主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府代表人民的意志，以革命的名义颁布法律、法令，惩治反革命，作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分配土地的规定，领导插标分田，破除各种陈规陋习，举办宣传员训练班，办党校，办农运讲习班，办识字班和夜校。陈毅不但经常进行革命宣传，有时还挤时间讲课。
还建立印钞厂，发行货币。这种货币至今还能见到的是“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上有“中华苏维埃元年”字样。这种面额为一元的纸币可兑换银洋一元，起初用于发放工作人员的津贴，只限于小范围内流通，但很快得到公众的承认，成了集市交易的流通货币之一。
出于保卫红色政权、保卫胜利成果的需要，工农踊跃参军。朱德1957年11月讲到湘南起义时说：当时“要求参军的人多得要不了。有些地方没有我们的军队，群众也自发地起来打土豪。”各个部队都有扩大，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湘南起义前的12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
五、撤出湘南
湘南起义的伟大胜利，引起各方注目。此时正当蒋桂战争结束，湘粤两省敌军迫不及待地以多达7个师的兵力投向这一地区。大敌压境，使湘南革命根据地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
当此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为了挽救革命，朱德陈毅和湘南的党、政商议，作出了退出湘南的果断决策。这是有利于长期坚持斗争和保存辛苦聚集的革命力量的。
在撤退的步骤上，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和部分农军由耒阳经安仁、茶陵、酃县等地直奔井冈山。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部以及郴县、宜章、资兴、永兴等地农军和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共约七、八千人，经由资兴、酃县等地向井冈山转移，由于湘南特委主要领导人受“左”的影响较深，不承认在革命不利时的转移是正确的，因而不愿到井冈山、执意回衡阳坚持斗争，结果在途中全部遭受损失。两路军队和随军行动的各地农军、党政机关、革命群众，给敌军以重创后，按计划在酃县沔渡、十都等地会合，终于保存了这支正规军和近万名优秀的湘南儿女，实现了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井冈山的伟大会师。
湘南起义开创了湘南割据局面。这个割据的时间是短暂的，它随着武装的转移和敌人的侵占而终止。然而，它所聚集的力量和创造的革命经验，却带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三军会师，造就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红军）最著名的一支主力——红四军，同时也是湘赣边界第一次割据经验和湘南割据经验的汇聚，随即开始了在第二次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新阶段。
（五）有所不言
陈毅生前所作的报告、讲话，曾多次涉及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这一段史实，但总不肯细谈，甚至跳过湘南起义一节，当然更不会有湘南武装割据之说。甚至于他自己在湘南起义和湘南割据中的活动，更是只字未提，好象在他的革命经历中就没有湘南起义的事。
1928年8月29日，陈毅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红四军的组成情况的记录（因而不详细）中有：“朱是贺叶失败后有几百支枪，后在范生石处补充了力量，后打许克祥，将其五团打垮了，因东西太多未追，故未得到多少枪，得到许多大炮和子弹，乃到湘南招兵，后又与唐生智两团打，得了500多支枪，此时可以恢复到七十三团时的力量，子弹每人有400发，到处广大群众欢迎，同志很高兴，后又将白崇禧打垮了。朱此时有千数百枪，2000多人，有机枪、后到井冈山。”在这一段叙述中，他把湘南起义过滤掉了。
同年9月1日，他在向党中央呈送《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1928年1月，脱离范石生到湘南（按：未说明到湘南去干什么），连战击溃许克祥、周斓、白崇禧所部，实力增加两倍。是年四月湘南暴动失败（按：未讲1月暴动开始及其发展），不战而安全撤退至江西宁冈与毛部会合，同行有湘南郴州、耒阳、永兴、宜章、资兴五县农军，计宜章第三师，郴州第七师，耒阳第四师，永、资两县各有一个独立团。（按：未讲这些农军与湘南起义的关系）。”
1945年3月1日，陈毅参与起草党的“七大”的军事报告时说：“这个暴动（按：指秋收起义）失败后，不久与南昌暴动军的余部（肇庆独立团后身为其中骨干，配合湘南暴动农军）会合于湘赣边界井冈山。”这里未述及“南昌暴动的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与湘南暴动的关系。
1952年6月14日，陈毅说：“……到大余以后，反革命自己打起来了。屁股后面没有追兵了……部队看到了光明，稳定了。”这里讲的是10月底以前的事。下面紧接着说：“正是这时候，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便更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同志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很有影响。部队的湖南人最多，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便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希望。”其间的湘南起义只字未提。
有人认为，由于陈毅谦虚而不提湘南起义。
陈毅谦虚，并且总是愿意在党内、在人民内部作自我批评，这是人所共知的。他曾说：“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这种自励当然会影响他对湘南起义的评述。但陈毅决不是“谦谦君子”，他作为一支人民军队的领导人是有原则遵循的，这便是党的领导的原则。对于一个地区的农民暴动，即使军队参加了，支持了，军队领导人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甚至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不能认为这起义便是军队领导的或军队的领导人所领导的，而应是地方党领导的；军队配合农民暴动是使自己成为农暴的“主要副力”，起“导火线”作用。陈毅在叙述朱毛湘南农军三军会师井冈山之后，说：“会师于湘赣边界井冈山，配合当地进行土地革命，其规模和力量便逐渐强大起来。”他对于红四军与井冈山土地革命的关系，也是用“配合”一词来表述的。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让路”，其目的在于突出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这种说法，也承认了湘南有武装割据的史实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形；（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这些条件，湘南地区是具备了的。如果与井冈山对比，唯有地形一项略为逊色。
从时间上看，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根据《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叙述）并非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时的1927年10月便有了，而是在1928年初才形成的。到3月间，因毛应湘南特委的要求而率部往湘南，致使边界被敌人占领，直到4月底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才再次开始湘赣边界的割据。
而湘南呢，在1928年1月宜章暴动揭开湘南起义的序幕时，县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还谈不上武装割据。湘南各县开始建立苏维埃政府是在2月初粉碎了许克祥进攻的坪石大捷之后。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宜章暴动后，“歼灭许克祥部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湘南。湘南各县的地方党组织就来和我们联系，要求建立地方武装。我们支持他们。首先是帮助宜章县组织一个地方团；我们攻下郴州后，又帮肋郴州组织了一个团。之后，我们相继攻下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暴动。共有11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1928年初的湘南暴动。”
从这段话看，朱德对湘南暴动时间的起迄线是划在从宜章暴开始到建立苏维埃政府为止，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的事情呢？则没有提。从湘南斗争的实践出发，可以理解为此后便是武装割据的阶段了。尽管当时并没有这说法。
由此可以认为，湘南武装割据是由湘南起义的成功直接转化而来的，开始时间可以从1928年2月算起。这比湘赣边界武装割据开始的时间略晚一些。但由于它的形成是由武装起义的成功直接转化，所以它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规模也比较宏伟，在土地政策和经济建设等方面都有新的创造。这是值得重视的。但由于当时军阀之间的矛盾已趋缓和，战争停息，便又开始了对湘南革命势力的大进攻，到3月下旬，敌人南北夹击的局势已经形成，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陈遂令部队向井冈山转移，“不战而安全撤退”，开始约两个月的湘南武装割据遂告中止。
由此可以判断：朱毛会帅后的湘赣边界第二次武装割据，既有着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湘赣边界第一次武装割据的经验，又有着朱、陈带来的湘南武装割据的影响，由此而将边界第二次武装割据推进到一个全盛时期。
提出湘南武装起义直接开创湘南武装割据的事实和论点，是否意味着强调湘南起义有不同于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的特点和成就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三大起义都不曾直接开创武装割据的局面。
那么，是否可以说湘南起义比三大起义有所发展和提高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湘南起义吸收了三大起义的经验教训，是有所继承发展和提高的。但由于发生的具体条件不同，又不能相提并论。如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但在过去“左”的影响下，为了人为地树立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许多事往往不能同毛泽东的茉一经历和史迹并提，更不能有所超越。因而在党史军史上就出现了一些至今仍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因为毛泽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担任了师长，乃将南昌起义余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的事未作宣传，而要“回避”；因为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割据，就不能认为湘南也存在武装割据。这种违背史实的现象不能让其延续了，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恢复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已是全党全军全民所承认的了。陈毅生前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忌讳呢？未敢妄加猜测。然而，陈毅却不止一次地申言：“历史总是后人写的。”这表明他希望借助于历史的考验和后人的努力。
陈毅“有所不言”，但也“有所言”。比方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广东饶平茂芝乡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问题，便是一个未见人提及、鲜为人知而由他忆述的历史事件。他说：“我们和反革命打了一仗，也有一些损失，由朱德同志率领，由三河坝退至饶平……，还想接应叶贺……一直到和叶部少数残兵败将在饶平会合后，才知道贺叶已经垮了。”“这时候，我们约有两千多人，以七十三团作基础编为第一营，算是个大营，共四个连，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导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个部队的领袖。”
同年10月24日，南方局恽代英给中央的报告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即二十五师）据彼处派来之人报告，……退闽边时似以平和、武平、蕉岭、平远为阵地，取其粤闽赣边界也，周师长亦指定武平县署为彼通信处，最后梅县方面同志来函，亦云该师正面向武平前进”，看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成立后，师长即由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担任，而且还在退闽边时派了人于10月24日以前到南方局作了报告。
周士第离队以后，即10月下旬，第一师在赣南安远县之天心圩整顿以后，第一师的师长便由朱德兼代了。这时，朱德已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部队就由我和陈毅同志领导。”这表明实际上朱德已经是师长，而陈毅已是党代表了。
但此时，敌情严重，为了隐蔽部队目标以便保存实力，故从大庾整编起，又暂时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作为伪装，朱德化名王楷任纵队司令，陈毅是纵队指导员。11月下旬，以同样的理由，利用朱德与范石生的旧关系进行统战工作，运用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番号作掩护，顺利地完成了湘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7年12月20日，广东省委指示北江：“马上改编部队，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暂成立北江特委”，指定“××（接：指朱德）代师长同志……五人组织之。”次日，中共中央也指示朱德及其军中全体同志：“你们这一部分队伍的组织形式，广东革命委员会已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你们现在已到湖南，如果暴动占据了一个地方，即可由当地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任命为某某地工农革命军第几师”，这封信虽未送到朱德部，但他们后来正是这样实行的。即1928年1月13日他们取得了宜章之时，又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这个做法，与其说是“成立”，不如说是“恢复”或“公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个番号更为确切。
湘南起义已经过去60年了，朱德不止一次地对它作过评述。陈毅虽然“有所不言”，但他对朱德有关湘南起义的评述，从未发表过不同意见。这也许也是“朱陈合作”的延续吧。
朱德说：“湘南起义，就使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是漫长的，可以说共产党所领导的廿二年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史，便是这么一棵长青树。而成功的湘南起义，可以看作这棵长青树南枝上的一朵鲜花。世间没有不败的鲜花，但它能孕育新的种子，这些种子多少都被带到了井冈山，经由毛泽东等英明高手的精心培育，又产生了红四军的发展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代，这是又一簇更香更美的鲜花。1929年9月28日，陈毅在上海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李立三、周恩来的多次交谈和指导下，为中央起草了给四军前委并转全体同志的信，其中有这样的名言：“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凝结着陈毅自己的实践经验，更凝结着井冈山和湘南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而由党中央宏观地在理论上加以概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