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陈毅是领导湘南起义的中流砥柱，其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但是党史界对中共湘南特委在湘南起义中的作用却众说纷纭。我认为，湘南特委在起义中的作用和贡献也不可低估。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些粗浅的探索，并向专家学者请教。
首先，湘南特委发展和保存的党的“核心”力量是湘南起义夺取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
湘南起义在很短时间内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场有百万农民参加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湘南各县有坚强的党组织和一大批忠诚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正如肖克同志所说有，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进至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配合下发动武装起义，百万工农兵群众揭竿而起，革命风暴席卷湘南。
中共湘南特委组建干1925年。大革命时期，它在各县大力发展党、团组织，1926年前后就有衡阳、衡山、郴县、耒阳、宜章、零陵等二十二个县建立了县委或党的特支，发展党员1500多人。湘南特委领导农民运动是很有成就的。绝大多数县都建起了“农民协会”、“总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女界联合会”、“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农民特别法庭”等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向封建势力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动摇了湘南反动统治的基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到的农民运动搞得好的十三个县中，就有湘南的衡阳、衡山、耒阳、郴县。今郴州地区所辖11个县（市）当时就有60多万人参加农会。
“马日事变”后湘南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民协会和各群众组织均被解散，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血的教训，使湘南特委认识到，大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我们党犯了右的错误，没有及时组织力量反击反动势力的进攻。“马变”后的第三天，特委书记陈佑魁就在衡阳召集田兴、吴汉、罗子平、陈芬、夏明震等人开紧急会议。提出了分散党的组织，迅速下乡、上山的问题，要求各地的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加强党群团结，保存革命力量”。并迅速派遣陈芬、夏明震、向大复、邓宗海等三十多个同志到各县去传达会议精神，恢复被打散了的县委和特支。例如，宜章县委书记李佐民牺牲后，立即派去胡世俭接任县委书记。郴县县委书记凌云遇害，便马上指定夏明震负责县委工作。到1927年9月，各县的党组织基本上得到恢复并秘密开展了活动。耒阳县委机关还办了报纸《耒潮》揭露敌人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给人民指引斗争方向。永兴县特支恢复后，召集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而后回到水兴的黄廷芳、黄克诚等同志一起学习“八七”会议精神，讨论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指示精神，明确自己的战斗任务。湘南特委在恢复党团组织的基础上，指示郴县、永兴、桂阳、耒阳、宜章五县武装负责人于11月25日召开东华山会议，贯彻《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湘南暴动大纲》、《农村暴动政纲》等文件精神。在统一对形势和党的任务的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以县、区为单位组织游击武装力量，打击当地地主恶霸和国民党清乡队伍挨户团；（二）当各县一组织起队伍，立即实行几县联合统一行动去打击国民党的正规军；（三）在斗争中要紧紧依靠群众力量，扩大革命武装队伍，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四）成立暴动总指挥部，由黄埔军校毕业的耒阳的周济堂、郴县的王继武任指挥员。当时特委按照上级指示，针对湘南实际，及时制定行动纲领，是难能可贵的。特委将以上计划向省委作了报告。省委派遣了伍一仙、朱英、何可、何汉、邵杰生等二十多个有军事才干的同志到湘南帮助工作。东华山会议后不久，郴县、耒阳、永兴、桂阳、宜章等县分别在十二月中旬组织起多支“暴动队”、“游击队”和“赤色游击队”，参加的人数达五千多人。在斗争中缴获敌人各种武器三千多件，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捣毁了12个挨户团、5个清乡队。整个湘南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好形势。
1927年冬，当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湘南进驻杨家寨时，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和原农会主席杨子达向朱德、陈毅报告了湘南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形势，朱德听后十分满意地说：“我们来到湘南的路线走对了。”朱德还在11月中旬秘密查访了湘南各县党的具体活动情况，他来到资兴县时，还会见了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陈佑魁向朱德传达了湖南省委开展年关暴动的指示和湘南武装斗争的基本情况。朱德听了很满意，认为湘南党组织贯彻中央武装暴动精神是得力的，湘南暴动时机已经成熟，并提出要在汝城开一次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具体研究开展武装起义的计划。湘南特委按照朱德的意见迅速通知了与会同志。1927年11月26日～28日，郴县、耒阳、宜章、资兴、汝城和粤北乐昌、仁化、始兴等县的负责同志秘密到汝城参加会议。湘南参加会议的有陈佑魁、周鲁、夏明震、毛科文、杨子达、任卓宣、钟古、龚楚等。朱德在会上分析敌我形势后，指出：敌人占据城市并向农村进攻，妄图消灭共产党和革命武装，我们共产党则要以农村为阵地，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来打击敌人。湘南特委在会上强调各县要经常与朱德取得联系，通力合作。在加强和扩大党组织的同时，迅速扩大武装力量，并要求在12月中旬统一举行起义。会议结束时，朱德还特地送给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二支驳壳枪。这次会议是湘南党组织和朱德所率领的起义军力量凝结在一起的开端，也是湘南起义的总动员。然而，由于当时敌人封锁严密，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当时国民党在湘南驻扎着三个师一个独立团，而我们只有朱德率领的800多人的主力和各县的游击队），一时难以实现起义计划。但是，朱德、陈毅已下定了在湘南发动起义的决心，而湘南人民也感到起义有了主心骨了。从此以后，湘南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与朱德所领导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为湘南起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湘南特委所组建和领导的湘南农军，是全面开展起义的重要力量。
组织一定的武装力量，是保证湘南起义胜利实现的基本条件。对此湘南特委是极端重视的。大革命时期，特委曾指示和帮助各县建立起一支3000多人枪的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为维护工农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马日事变”后，由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把枪交给国民党，队伍解散了，致使大批革命者遭到屠杀，这个血的教训教育了湘南特委。为了对付反动势力的进攻，特委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在各县组织农民武装与反动派相对抗。湘南各地燃起了武装反抗反动势力的熊熊烈火。
湘南起义开始后，特委和各级党组织在朱德、陈毅等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努力扩大革命武装狠狠打击敌人，采取了以下措施：
1.动员青壮年参加农军，扩大军事力量。例如宜章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就是年关暴动后由胡少海组建起来的，由200多人发展到800多人。郴县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就是由原来的几支赤色游击队、一个独立连扩大为6000多人枪的部队。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武装力量扩大也无一不是这样。参加农军的青年农民，由于明确是为自己闹翻身，求解放，因此，士气高涨，斗志昂扬，打起仗来特别勇敢。
特委在抓好扩大农军队伍的同时，还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出身贫苦的情况，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里去做分化瓦解工作，从中壮大自己的队伍。例如特委派许尤生同志通过他姐夫在唐生智部当连长的关系，打进去当上了副官。在朱德进军郴州攻打大铺桥之时，率六百多名士兵起义，走向革命队伍。
2.特委在提高武装力量的军事素质方面，既注意从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回到湘南的人员中挑选骨干，派到农军中去委以重任；又请朱德部队派遣一批指挥员到农军中去任师、团、营干部。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除抽调一批经过严格考验的党政干部到部队去以外，部分师、团党代表由县委书记兼任。
3.积极解决武器缺乏的问题。特委一方面发动各县自造大刀、土枪、土炮武装自己，更主要的是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例如朱德将在坪石缴许克祥的武器装备了宜章的第三师，并送了一批武器装备给郴县农军第七师。
4.在对敌作战中，主力与农军密切配合，统一指挥，千方百计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例如，许克祥率领一师之众妄图消灭我主力时，我军在朱德、陈毅指挥下，由主力和农军两路夹击敌人，当敌军北逃时，朱德又指挥郴县农军进行阻击，置敌于绝境，达到全歼的目的。
朱德率领主力军在农军配合下，半月之内一连攻下四个县城，起义军走到哪里，那里就立即出现建党、建政、建军的大好局面。主力军未到的地方，农军一到，也同样掀起了革命高潮。大量事实说明，湘南特委领导各县所组建的农军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湘南特委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中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和成败的关键。武装暴动离开了土地革命就成为单纯的军事行动。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湖南省委对开展土地革命问题也作了具体指示。但是，土地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并没有解决。湘南特委在起义中经过实践解决了这一问题。早在1927年11月，特委就召开会议认真讨论毛泽东制定的《湘南暴动大纲》，当湘南起义在宜章拉开序幕以后，特委首先指导宜章县委建起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领导下，广大群众立即投入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恶霸的土地财产分给穷苦农民。紧接着郴县、永兴、耒阳、资兴、安仁等六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特委根据湘南具体情况，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具体方针：
（一）在苏维埃政府中设立土地委员会，专管各乡村土地的没收和分配工作；
（二）没收土地的对象是：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官僚资产阶级、祠堂庙宇的田地、茶山；
（三）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由各乡村土地委员与村代表共同制定方案，进行插标到各户。这个分配土地的方案是我党历史上分配土地之首创，此方案一提出就受到广大农民的烈热拥护，在很短时期内湘南就插标分田70万亩。资兴县有耕地20万亩，插标分田10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50％；郴县总面积32万亩，插标分田18万亩，占耕地面积60％，在插标分田中，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送交农民特别法庭审判的土豪劣绅179人。农民得到了土地，革命热情更为高涨，对土豪劣绅的一言一行，随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报告，苏维埃政府碰到什么问题，农民全力帮助解决。
湘南特委在建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恢复工会、农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的基础上，于1928年3月中旬在永兴召开了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特委书记陈佑魁担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选举出朱德、陈毅等21人为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政纲”、“暴动总口号”、“工农武装”、“土地问题”、“肃反问题”、“县区乡苏维埃组织法”等7个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一颁布，各地便进一步掀起了土地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湘南起义中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特委在湘南起义中的失误虽有主观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客观因素所引起的。
特委在领导起义中，面对蒋介石派重兵实行南北夹击、围剿湘南的局面，盲目地执行“坚壁清野”的极“左”路线这种“左”的错误被钻进革命内部的反动分子所利用，使郴县部分地方出现“反白事件”，造成了巨大损失，对此湘南特委是要负领导责任的。但是，这个问题的出现也应从客观上具体分析。一、当时国民党大屠杀的反动政策，激起我们党内的同志愤怒，急于报仇雪恨的心情非常突出，产生了盲目主义，认为要“拼个你死我活”方罢你。二、当时苏联派来的代表在我们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他们以俄国历史上实行焦土政策挫败过敌人的经验用于指导中国的斗争，而特委的同志照搬苏联经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三、被湘南起义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当国民党全面进攻时又慌了手脚。因此，群众意见听不进去，忘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脱离了人民群众。任何一个党政和个人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犯点错误是难免的，但必须客观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才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
总之，湘南起义是党历史上五大起义之一。它为我党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湘南特委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应载入党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