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爆发的湘南起义，是“三大起义”（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下同，笔者）的必然继续和发展，是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土地革命前期，创造性地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的壮举，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与“三大起义”媲美。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左倾盲动主义”的阴影，长期以来或多或少地遮盖了湘南起义的光辉，湘南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未能得到公正的看待。

　　因此，探讨湘南起义的必然性，对于正确估价湘南起义的历史地位和正确估价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显得根有必要。笔者作此试探，以就教于党史界。

　　一、湘南起义是我党长期酝酿的必然结果

　　1.发动湘南起义是中共中央的一贯主张，早在1927年8月1日左右，中央就批准了毛泽东制订的湘南秋收起义计划。

　　1927年7月下旬，中央在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之前，即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开展秋收暴动（张太雷《“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月23日，湖南省委致毛泽东转中央的信中说“所需详细军事报告，此时尚做不出，请缓数日做上。”又说“因团结湘南军事起见，特组织湘南军事委员会，”由任卓宣（为书记）、陈东日、陈佑魁、吴振民等五人组成。省委已发令在汝城之广东东江农军莫往下开，要求中央做最后决定。（见《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引文出处同此。）

　　7月下旬，毛泽东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四省秋收暴动的精神及湘南的实际情况，提出《湘南运动大纲》，确定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实行土地革命，作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生智）政府之目的。军事上，要求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此三部分兵力约为一师，以革命军一团做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8月1日左右，中央将此计划寄湖南省委，告知此计划为毛泽东提出已经常委通过。并任命以毛泽东为书记，郭亮、任卓宣、夏曦为委员的湘南特委，领导湘南秋收起义。8月3日，中央在《关于湘粤鄂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强调了《湘南运动大纲》的要点，即“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重申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成员的任命。8月8日，中央给前委指示：“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湖南革命政府。”再一次重申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湘南特委。并强调“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8月9日，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再一次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又一次强调，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毛泽东为书记，受湖南省委指挥。同时中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至此，中央对湘南起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基本完成了一系列部署。

　　2.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中放弃了湘南起义计划，但没有放弃在湘南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11、12日，彭公达、毛泽东相继由汉返长。16日，湖南省委改组，新省委由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等九人组成。18日，新省委在长沙沈家大屋初步制定秋收起义计划。19日，省委向中央报告，“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另组织一个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湖南，至万不可能时，决夺取桂东、汝城、资兴三县，建立工农兵的政权。”这里没有以湘南作为暴动发动点，是放弃《湘南运动大纲》的开始，但还是做了湘南起义的部署。8月23日，中央复函湖南省委，肯定了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原则，但批评了放弃湘南计划的做法。认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军事力量最大的地方，并且是战斗地势最便利的地方为发动点，并立即派得力同志前去湘南（未再强调必须毛泽东立即去湘南——笔者）。

　　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开会，最后确定湖南秋收暴动计划，以长沙为中心，同时暴动的是长沙周围七个县市。放弃了原拟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的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由于省委委员中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缩小暴动范围的意见，省委书记彭公达放弃了发动全省暴动的观点及要毛泽东立即赴湘南的意见。当日，常委决定，毛泽东到浏、平去当师长，彭公达到武汉向中央报告。彭带去省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表示不同意中央的批评，并说明没有以衡阳做笫二个发动点，是怕力量分散了，连湘中暴动计划也不能实现。但是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工作均已令有组织的县切实执行。

　　9月5日，中央又致函省委，严厉批评“抛弃湘南实是一大错误”。同日，彭公达返长沙，召集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暴动时间。9月8日，省委命令“各地紧急动员，限于阳历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湘南运动大纲》就这样被放弃，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事实上并未到职，浏、平农军及江西革命军一团亦未到汝城，大规模的湘南秋收起义未能切实组织和发动，这不能不说是湖南省委在领导秋收起义中的一个失误。事实上，在秋收起义期间，湘南地区确实具备大规模起义的基础，这为后来朱德和湘南特委共同领导的湘南起义的事实所证明。应该说，中央对湖南省委放弃湘南起义计划、没有派得力的人到湘南去组织起义的批评是对的。

　　3.接受中央批评，湖南省委、湘南特委加强对湘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9月27日，在中央特派员任弼时的参加主持下，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总结了秋收暴动失败的教训，通过了《湘省今后工作计划》，其中第一条指出：“湘南、湘西没有举动，不能分散并牵制敌人的力量，以致湘东暴动失败。”省委接受了中央对放弃湘南起义计划的批评，决定派易礼容到衡阳主持湘南暴动。是年冬，省委布置了年关暴动计划，组织了各特委的军事委员会进行具体指导。12月，湘南特委在衡阳召开“江心会议”，研究执行省委关于暴动计划问题的指示。会上决定成立“湘南行动委员会”，以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朱德在汝城召开的湘南、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为举行湘南起义做了直接准备。

　　1927年1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中保留的一支部队，经千里转战来到汝城，于26日至28日，在汝城召开了湘南、粤北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定了由革命军打前锋的湘南起义计划。12月，中央两次给朱德的信中要求，如无法与毛泽东联络，则在湘南与当地组织计划发动暴动。同月，朱德在犁埠头告知毛泽东派来的何长工，几天前已派毛泽覃上井冈山，这里正在策动湘南起义，希望与毛泽东加强联系（《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朱德当时虽未看到中央指示信，但他的行动正与中央精神一致。直到1928年1月《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决议案》，在强调农民割据的地域时，仍提到应当注意“湘南区衡阳等地”（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综上可知，湘南起义不是偶然发动的，而是在中央、省委的指示下，湘南特委及各县党组织长期准备、积蓄力量的必然结果，是朱德、陈毅周密计划、英明决策的必然结果。

　　二、湘南起义是湘南各级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的必然结果

　　湘南地区早在1921年10月，即由毛泽东亲自建立了党小组，1925年6月成立湘南特委，至1926年，各县都有了党组织。大革命时期，湘南地区在特委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湘南大肆屠杀革命人士。仅郴县就被杀害一千九百余人，耒阳被杀害三千人以上。湘南特委坚决抵制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否决了对反动派不搞武装反击的错误主张，做出了武装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组织暴动队自卫队，武装反抗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湘南广大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英勇地参加了武装斗争行列。

　　尤其是汝城，在共产党员朱青勋、李湘民（即李涛）为首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后，在1926年12月就接收、改编了保商队、挨户团和警备队，以后逐步将全县枪枝掌握在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手中。“马日事变”前，汝城成立了县农军总队部，组织了三千余人的农民武装，坚决镇压了反动分子。“马日事变”后，汝城农民运动依然蓬勃发展，并于5月25日派出汝城农军一个中队前往广东仁化县，协助当地农军攻克县城，救出被囚的农运干部数十人。（《仁化县志》）

　　1927年6月，郴县、宜章、资兴、永兴、桂东等县部分农运干部和农军数百人撤到汝城，成立“湘南CP驻汝特别工作委员会”；下旬，广东东江农军近三百人亦辗转到汝城。7月9日，中央军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抵汝城。同月，湖南省委任命夏明震为辖郴、宜、资、汝等县的特委书记，特委以汝城为中心。（《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省内白色恐怖和省委工作情况》；另据曾志说，夏明震系任郴属特委书记兼郴县县委书记，郴属特委仍受湘南特委领导。）这时，各地农军共有四、五千人，数千支枪，汇集汝城。在湖南全省万马齐喑的情况下，汝城一隅革命运动蓬蓬勃勃，时有“新湖南”之称。

　　7月中，汝城，广东、郴县、桂东等地农军向桂东进攻，在大塘一带打垮桂东挨户团。随后，郴县农军回郴县坚持斗争。广东农军经资兴、永兴向武汉进发，十八日至衡阳。湖南省委告知，武汉“分共”已三日，要广东农军仍返汝城。为团结湘南军事，特成立湘南军事委员会。下旬，广东农军返回汝城。8月上旬，准备按计划将在汝城之各地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以汝城为中心，开展湘南秋收起义。部队整编尚未就绪，8月15日拂晓，国民党十六军即以三个整团的兵力，在汝城土匪何其朗导引下，突袭围攻汝城，广东农军英勇御敌，但终因众寡悬殊，损失殆尽。汝城、宜章农军突出重围后，在濠头集合五百余人，组成一个团，开往江西上犹、崇义一带打游击。9月下旬，接湖南省委指示，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团长何举成，党代表任卓宣（后叛变，改名叶青），就地举行秋收起义，然后向衡阳方向进发。26日，部队占领桂东，但不知毛泽东已率部向井冈山转移，仍于27日向汝城、衡阳方向进军。途经沙田，将桂东二十余名土豪劣绅公审处决。29日拂晓，攻占汝城，先胜后败，随之撤出。十月，部队进军受阻，即在湘粤边界设卡收税，打土豪，筹粮款，一面派人赴上堡与朱德联系。10月底，十六军秘密党员韦昌义来介绍朱德与范石生谈判合作情况，要求“二师一团”也接受十六军番号。于是，部队改番号为“十六军特务营”，后来因行动迟缓，在韶关被范石生部围攻而失败。

　　湘南秋收起义中的“二师一团”虽然失败了，但湘南各县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暴动事件始终未息。在1927年冬：郴县成立了暴动营，辖六个暴动连，在良田、五盖山、折岭一带开展武装暴动，并处死了一批大土豪。耒阳县委书记带二百多名农民武装人员，从春江铺一直打到郴县。耒阳农村的暴动彼伏此起。永兴县特别支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相机发动暴动。安仁县华王支部组织了一支十几个人的游击队。汝城、桂东农民武装起出埋藏地下的枪枝，编为汝桂边区赤卫队，在汝桂边界暴动。宜章也有一支农民武装在山上打游击。此外，资兴、嘉禾、临武等县也加紧恢复党组织，准备暴动。

　　综观湘南地区在秋收起义中之所以未能形成大规模的农民暴动，除湖南省委放弃湘南秋收起义计划是主要原因外，湘南当时缺乏朱德、陈毅这样高瞻远瞩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加上集结在汝城的农军主力失败，缺乏朱、陈部队这样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革命军队，也是重要原因。

　　但是，湘南起义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湘南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发展，必然使湘南处处布满起义的干柴，一旦朱德、陈毅率部前来点燃，一场起义的熊熊烈火势必燎原。

　　三、湘南起义是“三大起义”的必然继续和发展

　　由于有“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总方针的指引，有坚强的湖南各级党组织和坚实的群众基础，有“三大起义”的经验教训作借鉴，有朱德、陈毅这样卓越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及其率领的经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千里转战磨炼的一支革命军队，还由于起义的领导者及时把握了湘桂军阀混战、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这样的大好时机，所以，湘南起义必然是“三大起义”的继续和发展。

　　在起义时间上，自1928年1月宜章年关暴动起，至4月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止，湘南起义历时三个多月，起义时间之长，超过了“三大起义”。

　　在起义规模上，湘南起义遍及二十多个县，参加起义的人数达一百万以上。据《中央通告第三十九号》（1928年3月30日）载：“湘南二十余县都被工农割据”（中央档案馆编《十共中央文件选集》）。可见起义规模之大，实已超过“三大起义”。

　　在建立政权上，朱、陈部队每占领一地，则帮助当地建立政权，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共建立了六个县苏维埃政府。在3月20日的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上，还选举产生了湘南苏维埃政府（主席陈佑魁）。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过程中没有建立政权，早于湘南起义二十多天的广州起义，虽然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而存在时间只有几天。

　　在土地革命上，湘南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土地问题决议》，各县苏维埃政府亦先后颁布了《土地分配法》，主要内容有：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等等。接着进行了大规模的插标分田运动，资兴分田十多万亩，郴县分田三十二万亩，耒阳355个乡中有260个乡进行了插标分田。由于进行了土地革命，湘南起义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仅据九个县的不完全统计，起义过程中共有七万多农民踊跃参加农军。资兴龙溪洞农民在起义队伍开到井冈山以后，还于当年向当地苏维埃政府缴纳了公粮。湘南起义中这样大规模的土地革命为“三大起义”所没有。

　　在军事上，朱德在湘南起义前夕，开始将马列主义军事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军事实践相结合，初步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例如：“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兵我猛攻”，“孤敌疲兵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湘南起义史稿》）。1928年1月坪石战役，朱德采用诱敌深入、抗敌疲敌、突然围袭、猛打猛冲的战术，指挥部队和农民武装，基本歼灭许克祥部两个团，打烂其另外四个团，俘敌一千余人，缴获一千余支枪、三十余门追击炮、过山炮和大批弹药。坪石大捷，开创了革命军队采用游击战术大量歼敌的先例，是主力军、地方军、赤卫队配合作战的最早的成功的尝试之一。

　　坪石大捷后，朱德帮助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初步摸索了由赤卫队到地方军，再到主力军的发展革命军队的道路。

　　朱德指挥的部队在湘南起义中不断壮大自己，由发动起义时一千二百余人的小队伍，发展到上井冈山时一万多人的大队伍，与“三大起义”的军事力量从发动起义时人数多，到结束起义时人数大量减少，成一鲜明对比。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湘南起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继承了“三大起义”，并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三大起义”。

　　四、湘南起义中不存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长期以来，湘南起义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历史地位，笔者以为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种种缘故，长期以来对“三大起义”宣传多，对湘南起义宣传少，如1928年3月6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附文》就视湘南起义为“湖南南境农民自发暴动”。二是人为地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误的阴影或多或少地遮住了湘南起义的光辉。

　　诚然，正如“三大起义”均各有其缺点一样，湘南起义也有缺点。但是，笔者不同意湘南起义中的湘南特委犯了“‘左’倾错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或“‘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等看法。因为这些看法实质上同属一个概念——“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而这些看法是无时间根据、无理论根据、无事实根据的。由于这些看法影响了湘南起义的历史地位，有必要明辩是与非。

　　从时间根据上看，1945年扩大的六居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左”倾情绪开端于“八七会议”，至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时形成为“左”倾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到1928年初许多地方已停止执行，至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湘南起义发生于1928年1月至4月，正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正在结束之时，因此，指责“湘南起义时间，正是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思想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而湘南特委又犯了‘左’倾错误，”显然与历史事实，与《决议》大相径庭。

　　从理论根据上看，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决议》的结论是：“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这就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湘南特委在领导湘南起义期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误，无异于说湘南起义是不应当发动的“毫无胜利希望”的“冒险主义”行动，这与湘南起义是“左倾盲主义路线的产物”观点并无本质区别，等于否定了上百万湘南人民参加起义的伟大革命热情，也无从评说朱德、陈毅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湘南起义中的伟大历史功绩。从迄今所知的历史文献看，还未见到“湘南特委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误”的提法。毛泽东曾经对湘南特委的错误批评甚烈，而他在井冈山时期所撰的文章中，就从未将“左”倾或者“左”倾盲动主义的帽子套在湘南特委头上，最严厉的批评也只有“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这句话（《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这“左”与“左”倾或“左”盲动主义路线，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过“左”是局部的工作偏差，湘南特委在起义中发生过。“左”倾或“左”倾盲主义路线，是倾向性、全局性的方向路线错误，说湘南特委在起义中发生过这种错误，没有理论根据，是后来人为的。

　　从事实根据上看，迄今所能举出湘南特委的主要错误事实是，为抵抗湘粤敌军南北夹攻，做出了焚烧湘粤大道两侧共三十里的错误决定。这确是盲动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一种错误，但不等于就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一文中，只把烧屋行为视为盲动主义残余的的一种表现。事实上，湘南的烧屋决定并未执行。郴县3月12日“反白”暴乱事件后，湘南特委马上任命陈毅为郴县县委书记，妥善处理。除处决了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外，对受蒙蔽的农民概不追究。陈毅还代表县委向群众检讨，苏维埃政府出示布告，不准烧屋。几天内即安定了局势。湘南特委在3月16日至20日的湘南工农兵代表会上，再未提及要烧屋的决定。证明湘南特委在朱德、陈毅的帮助下，经过“反白”事件的教训，很快纠正了错误。由于纠正了错误，马上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仅“反白”事件发生的郴县，就有六千余人上井冈山。对于事实上不构成路线和倾向性错误，而又很快纠正了的烧屋决定，不应该言过其实。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不赞成下列说法：湘南起义部队是由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才不得不退出湘南上井冈山。这种说法，无法解释朱毛会师是伟大的会师。既然造成朱毛会师的湘南起义是“盲动的”、“失去人民群众支持的”，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去会师还有什么意义？“失去人民支持的起义武装”，又怎么可能由一千二百人发展到一万多人呢？长期以来，许多人只知道朱毛会师，而不知道造成朱毛会师的湘南起义，这是不正常的。“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才有光辉的井冈山时代”（肖克《湘南起义稿•序》）。应该按照朱德所说：“写井冈山历史，湘南暴动这方面也要写，这样就比较全面”（《朱德1962年8月4日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载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实际上，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不是由于盲动主义，而是基于下列因素：一是湘桂军阀混战结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强大的敌人南北夹击起义军，敌我力量悬殊；二是湘南处湘粤大道要冲，地形不利于工农武装割据；三是朱毛早有会师井冈山的意图。在犁埠头，朱德已派毛泽覃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在会见何长工时，详细了解了井冈山的情况，告知了这里正在策动湘南起义，并表示：“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何长工《伟大的会师》）这些行动，符合中央给朱德的指示信（1927年12月21日）精神，信中要求朱德速与毛泽东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3月底，毛泽覃从毛泽东处返回耒阳，向朱德报告了井冈山的情况，于是，出现了朱德、陈毅有组织、有步骤地率部转移，毛泽东率部相机策应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最后实现会师的结果。

　　当然，湘南特委起初是主张死守湘南，但后来事实上接受了朱德、陈毅的正确决策，放弃了原议。这从彭公庙会议看，杨福涛、席格思只坚持湘南特委机关往衡阳，而未阻止整个起义部队转移，未阻止湘南起义的光辉结果——朱毛会师，则足可证明。可想而知，湘南特委既然能够命令时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率部到湘南，还撤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如果硬要坚持己见，难道不可以命令当时尚不是中央委员的朱德、陈毅就地坚持？不可以命令湘南各县农军死守湘南？
至此，结论是肯定的：第一，湘南特委在领导湘南起义过程中，并未形成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或者“左”倾的错误；第二，湘南特委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影响，曾有过“左”的认识上、工作上的错误；第三，湘南特委在领导湘南起义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八七会议”的正确的总方针，这是主流，是她的历史功绩所在，也是湘南起义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起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从史实上看，“三大起义”都曾受过“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后来的史书评论从未对其上纲上线。对湘南起义期间湘南特委的错误也应实事求是评说，否则，势必影响湘南起义的伟大意义。同“三大起义”中的失误一样，湘南起义中的失误，也是瑕不掩瑜无损于起义本身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

　　正如“三大起义”各有其独特的伟大意义一样，湘南起义也有独特的伟大意义。湘南起义创造性地进行了武装斗争、建立政权、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不但发展了“三大起义”，而且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湘南起义的必然结果是：实现了闻名中外的朱毛会师，为井冈山根据地输送了一万多人的兵力，尤其输送了南昌起义中保留的一支坚强部队，使之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主力；湘南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一起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主力——红四军；会师后仅两个月就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达到全盛时期。以后，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四军还创造了中央根据地。

　　可见，湘南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客观存在，她确实继续和发展了“三大起义”；与“三大起义”媲美，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