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暴动是我党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它已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大事件而光荣地载入了我党我军史册。然而对于暴动前一个对其很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即朱德与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建立的统一战线，人们却很少论及。笔者想就所见到的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论述。

　　一、它是朱德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策略原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正是在部队极端困境之下，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主张与范石生建立合作关系的。这个统一战线从1927年11月初到1928年元月初，仅仅两个月时间，但却使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得到了必要的休整和补充，为湘南暴动的发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证明，朱范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成功的、正确的。

　　从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来说，有三点：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朱德和陈毅率余部2000多人，由闽西进入赣南，至11月，对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终于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部队的给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时，隆冬季节即将来临，大家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的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是没有着落，尤其严重的是枪枝弹药和被服无法得到补充。朱德、陈毅、王尔琢等曾多次在一起商议解决的方法。在一次会上，朱德大胆提出了与范石生建立暂时的反蒋统一战线，以便从范部取得弹药、给养。这在当时看来是唯一的办法。此其一。

　　其二，朱德这支匆匆从各方面会合起来的部队，当时的处境极端险恶，除了给养困难外，四周有数万敌军虎视眈眈，企图吃掉这支孤军，而部队又与上级失去了联系，要保存这支部队，必须找个隐蔽的落脚点，摆脱敌人的追击，保存自己的力量。

　　其三，革命再起，需要一个有利的时机来发展革命力量。在上堡时，朱德就已开始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打土豪活动，积极恢复农会组织，并曾派人到湘南和粤北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在汝城召开会议，制定革命再起的计划；实现这个计划必须找个有利的环境，等待有利的时机；先在国民党军队中隐蔽起来，利用合法的旗帜作掩护来进行党的活动，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是完全必要的。

　　在江西大庾时，朱德就说过：“我们要找朋友，要保存自己，发展斗争，没有朋友是不行的。现在我们是在退却，大家都拖得很苦，但办法还是有的”，这就是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这个想法，并非空想，也非盲目行动，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第一，利用朱德和范石生的个人关系。朱和范曾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在讲武堂参加同盟会是由朱德介绍的，他们在护国战争、靖国战争中又曾并肩作战。范非常敬佩朱德的大智大勇。唐继尧回滇倒顾〔品珍〕以后，朱出国寻找革命道路。范石生便随杨希闵、蒋光亮等顾品珍手下的滇军将领，率部流亡广东、投奔孙中山。

　　1927年范的部队就驻在湘南、粤北的交界地区。范曾托人捎信给朱德，说两人既然是老朋友，他不愿意与这支革命队伍作战，而且希望能给予协助。在范部中。不但范石生是朱德的同学，而且还有三个师长都是朱在云南讲武堂任队长兼教官时的学员。有这些旧关系，朱德完全可以做工作争取同范石生合作。

　　第二，利用范石生与蒋介石及桂系军阀的矛盾。范石生投奔孙中山后，被任命为建国军滇军第二军军长。后来，因为范的父亲被唐继尧所杀，为报父仇，范擅自率领第二军，回云南倒唐。行至广西时，蒋介石便乘机调东征军回师广州，消灭了杨希闵的第一军和蒋光亮的第二军。范见势不妙，就归顺了蒋，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进驻湘粤边界。由于范不是蒋的嫡系部队，加上过去范在东征途中主持的一个军事会议上，与当时任粤军许崇智部参谋长的蒋介石发生过磨擦，所以，蒋列范早已心怀恶意，不许他扩大地盘和增添兵员，克扣他的军饷，常给范小鞋穿。而南面的桂系军阀和北面的湖南军阀都去整他，企图夺走他仅有的一小块地盘。范寄人篱下，无可奈何，左右为难，孤立无援，但他又急于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也想寻盟友，借以“捞取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据此，朱德当时很有信心地说：“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与范石生建立起反蒋统一战线，这不仅可以解决我们当前的燃眉之急，而且还可以相机争取范石生向左转。”

　　第三，利用我党曾经同范石生的统战关系。朱德所部在范部改编成十六军后，就同我党建立了统战关系。周恩来曾派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王懋庭，在范部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南昌起义军到达长汀时，曾收到范的来信，说他准备在广东接应起义军。南下途中，周恩来还特地给朱德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同范部发生联系的。尽管国共合作在当时已破裂，但这个时候，朱德部队公开打的仍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宣传的也是北伐宗旨，这就容易为范石生所接受。

    第四，在范部中，还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的工作作风很好，受到范的赞赏，范也不反对他们的活动。起义军在江西大庾时，范派一名参谋送信给朱德，此人就是共产党员。这就更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

　　朱德就是根据以上有利条件，详细分析了范石生的思想动态，各系军阀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建立统战后，可能出现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前景，提出同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的。由此可见，朱德这种从实际出发，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来壮大自己力量的策略，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与范石生在反蒋问题上的一致，就是他们之间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

　　二、坚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三大原则

　　在朱德提出部队与范石生进行合作时，部队中曾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同志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另一部分同志却提出了相当尖锐的反对意见，认为：第一，范不论与蒋矛盾多大，毕竟是我们的敌人，与敌人搞统战是右倾投降；第二，范部被蒋收编日久，其部下官兵受蒋影响很深，既使范同意了，其部下也不会同意的。第三，范部生活作风腐化，军纪败坏，与之合作，部队编入他们的序列，必然会处于他们的恶习包围之中，掉进军阀部队的染缸，使我军变质。针列这些意见，朱德指出：“我们应该全面、本质地看问题，搞统战是不是右倾投降呢？我觉得这要看对革命有利无利。如我们利用统一战线，壮大了自己，即使不能使范石生变成我们永久的朋友，起码也能使他暂时中立，这对革命就会大有好处。”又说：只要我们坚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三大原则，统战就会成功。

　　事实上，朱德在与范石生谈判时，也坚持了这三项原则。1927年11月2日，朱德按照从敌人报纸上得悉的地址，给范写了封信。半月后，就收到范的回信，信中表示愿意与朱合作，并约好在湘南汝城谈判。双方谈判时，朱德明确指出我方的合作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不得进行干涉。”经过两天磋商，谈判获得成功，范石生完全接受了朱德提出的条件，最后商定：（一）朱德部队，暂时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张子清、伍中豪同志率领的队伍，暂用一四一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和一四○团团长，并兼十六军总参议。（二）同意朱德提出的三条原则，即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三）先发给一个月的薪饷。每支枪配二百发子弹，机枪配一千发。损坏的枪枝，由军部军械修理所尽先修理。每人发给一套冬装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袋等。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水桶等，都补充齐全。

　　这样，部队虽挂上一四○团的牌子，但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行动自由，组织上也仍接受共产党的指挥调动，事实上也是这样执行的。“例如，我们进到广东仁化时，还是照旧打土豪，杀了几个地主恶霸。又如，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和布置。再如，黄绍竑要进攻范部时，范要我们担任后卫，我们因而得到了范部遗留下来的大批物资，补充了自己，所有这样都说明我们的行动是自主的，不受限制的。”

　　朱德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三大原则，是他正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的结果。据他自己回忆说：“南昌起义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当时我们只搞一个独立团，其实是可以多搞一些部队的。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反动起来，我们共产党员与革命人民到处遭到屠杀。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自己起来千。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需要，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们。这一点，说明蒋介石还知道要武装，比我们聪明些。因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流产了。”

　　正因为如此，朱德在同范石生合作时对军权严格控制，全团由原建制组成，组织上自成系统，不许他人插手。

　　12中旬，部队进驻犁铺头。环境稳定，组织也整顿就绪，朱德狠抓部队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的提高，进行军事训练。关于犁铺头的训练情况，李奇中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估计今后的革命发展形势必然以武装斗争为主，认为革命军队除了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官兵以外，还要用新的军事技术武装起来，才能在战斗中收到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的作战效粜，取得每一战役的胜利，从而加速革命事业的胜利。因此，决定制订一个军事教育计划，而且编写新的军事教材。”

　　在合作过程中，朱德又强调党的领导重要性。他曾在总结大革命时叶挺独立团之所以发展成为“铁军”的经验时说：头一条就是“军队中有党的组织”。所以统战建立后，秘密成立了中共十六军军党委，由陈毅任书记。由于坚持党的领导，所以保持了我军的纯洁性。在犁铺头，朱德还常以十六军总参议的名义，到韶关军部与范石生商谈。他们有时讲到过去在昆明翠湖之滨林阴道上信步闲谈的情景；有时讲到护国战争纵马挥刀的战斗生活；有时谈到靖国战争军阀混战风云突变的岁月；有时讲到中国革命的前途，目的是想将范石生争取过来。从这时起，范的言谈举止，也常流露出思想上的变化。过去他一提起孙中山就叫“孙大炮”，这时却称呼“孙先生”，过去一听到“赤化”二字就火冒三丈，这时也常提到“十月革命”了。范石生的这些变化，与朱德在政治上的争取和影响有很大关系。

　　三、朱范统一战线对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发动湘南暴动，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朱、范统一战线的建立，使范石生帮助朱部渡过了难关。尽管他想利用朱部作为他“捞取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但从客观上来讲，没有他提供军饷，朱部是难以坚持下去的，没有他的掩护，朱部也难以保存、壮大起来。在犁铺头整训期间，朱德常率自己的队伍深入附近仁化、曲江等县，支援农民运动，镇压土豪劣绅，进行了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实践。对这些，范石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不过问或制止。

　　当蒋介石妄图消灭朱部时，又是范及时通知朱部转移。在1928年元旦后不久，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部里，立即下了一道密令给范石生，要范解除朱德部队的武装。范不忘旧谊，秘密通知了朱德离开。范石生还给朱德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道，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并且还给朱部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后来，“蒋介石对范与朱的这段关系，十分恼火，朱部走后，蒋接着借机把范部这支杂牌军缩编为师。……范石生向蒋介石请长假离职，以行医终身。”

　　由于朱德采取大胆策略，与范石生建立统一战线虽只有两个月，但却使部队得到了休整、补充、壮大，为发动湘南暴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湘南暴动是从智取宜章开始的；它利用了两个有利因素，第一，利用了胡少海的身份。胡是宜章有名的富豪子弟，曾在程潜部下任营长，并参加过北伐。他接受我党影响，背叛了剥削阶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大革命后回宜章从事地下活动。第二，借用了与范石生合作时的部队番号。这一点很重要，长期以来，宜章的统治阶级希望有自己的正规军来“保境安民”，而范石生部当时在湘南又颇有名气。1927年马日事变后，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汝城的恶霸地主何介青就曾勾引范部围攻汝城，宜章的土豪劣绅也希望有朝一日范部能进驻宜章，为他们撑腰壮胆。朱德便利用他们这种心理，先派人到胡少海家报喜，说胡当上了范部一四○团副团长。接着，由胡少海率起义军先遣队打着一四○团旗号进驻宜章县城，顺利地实现了“智取”的计划，从而打响了湘南暴动的第一炮。可见，朱、范统一战线，对湘南暴动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朱范合作后期党中央给朱德的两封信对合作有何影响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两封信导致了朱范合作夭折，加速了朱部离开范部，但笔者认为：朱在与范合作之前，就讲了合作的目的只是暂时的合作，谈判时也提出了我方的条件：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再说，当时不是国共合作时期，不可能与国民党长期合作下去。中央来信，明确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另外，中央知道朱范合作一事后，要朱立即离开范部，说明中央估计朱在范部将会被蒋发现，并要求朱尽可能带走范的部队。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党中央“左”的错误倾向。但中央是从全局着想，而且信是在12月底，这时朱范合作已被范部的丁煦向蒋介石告发。可见中央来信对朱脱离范部并无实质性的影响。这就是说：既使没有中央来信，朱范合作也不可能长久下去。范石生虽然同意与朱德合作，并且在军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但在当时这种合作毕竟是独一无二的；更何况国共之间有不共戴天之仇，既使范石生能与朱德合作下去，难免军中不出现丁煦这样的人物，范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蒋对他不可能不存有戒心。且当时蒋军又在四处追击这支南昌起义军，一旦范惹恼了蒋，蒋介石是完全可能将范部解决的。所以，中央当时指示朱部离开范石生并无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