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毛泽东亲自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浏阳在秋收起义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核心区域。浏阳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战场，浏阳文家市会师和转兵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秋收起义对浏阳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浏阳成为秋收起义的策源地之一和主要战场
浏阳人民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斗争历史。浏阳位于湖南省东北部，自东向南、自西向北分别与江西省铜鼓、万载、宜春、上栗及本省醴陵、株洲、长沙、平江八县市接壤。由于浏阳位于三个省城（武汉、长沙、南昌）、三条大河（长江、湘江、赣江）、三条铁路（粤汉、湘赣、南浔）之间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特殊，斗争历史渊源久。早在清末民初，这里即爆发了征义堂起义、萍浏醴起义，参与了湖南光复运动。
毛泽东非常关注浏阳，并亲自领导了浏阳早期革命活动。1917年中，毛泽东为走访浏阳的学友，了解浏阳的社会民情和地理环境，特抽假来到浏阳，首先到了家住文家市铁炉冲的陈绍休家，和陈绍休走家串户，与当地群众在火炉边谈心，学着做鞭炮栽引，扯筒子，还邀集当地学界人士谈论时局和学界的义愤。几天后，又来到荆坪的张辉周家进行社会考察。最后，到了西乡土桥的陈昌家，考察了附近小学教育和乡村问题。毛泽东这次来浏虽然时间不长，但增进了对浏阳的了解，与浏阳旅省学生的交往越来越深。特别是对文家市和金江等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18年4月，经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发动，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加入该会的浏阳驻省青年有罗章龙、陈绍休、陈昌、傅昌钰、彭道良、钟国陶和熊淑彬、熊季光等8人，占学会初期会员的三分之一。在湖南党组织成立前，学会实际上成了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五四运动爆发后，为使新文化和马克思学说迅速普及到全省各地，1920年10月，毛泽东指派陈昌以教师身份负责浏西文化书社的组建工作，陈昌回乡后，选定金江高小为社址，在校长黄谱笙的支持下，分社工作有声有色。为团结更多进步力量，1922年春，陈昌、夏明翰等叉组建了浏西文化促进会。陈昌还联络陈清河、陈作为等浏阳学友创办了浏阳第一个革命刊物《浏阳旬刊》，转载过毛泽东早期著作《民众的大联合》，《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目前的奋斗》部分，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专述》等长篇文章，辟有揭露官员丑闻的《县事琐闻》等专栏，大受浏阳知识界的欢迎，行销到醴陵、平江和江西的萍乡、万载等地，成了当时湘赣边界很有影响的刊物。
1922年10月，浏阳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金江学校支部”，就是在毛泽东任委员长的中共湘区委的直接指导下成立，陈昌任支部书记。1925年5月，中共湘区委指派夏明翰、潘心源等建立了浏阳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浏阳特别支部”。1926年10月5日，中共浏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文庙召开，有代表96人，代表全县22个支部、561名党员。选举产生了首届浏阳县委，潘心源为书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夕，浏阳全境建立了21个区委，300多个乡支部，共有党员1760多名。
浏阳工农义勇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1926年起，浏阳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先后建立，以梭镖、大刀、棍棒作武器进行自卫。1927年，县委派出工人纠察队，在各地农民自卫队的配合下，分头收缴了各团局枪支712支。3月9日，县委主持在县农民协会机关召开了全县军事工作会议，正式成立浏阳工农义勇队，任命苏先俊为总队长，徐骐为党代表，共有774人枪。为了义勇队的正规化建设，县委定期举办了干部和武装骨干培训班。马日事变后，为响应省农协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浏阳农军以工农义勇军为主力，分两路扑城作战，在占领了韭菜园、小吴门阵地后，因敌我力量悬殊，最终扑城失败，撤退到湘赣边界一带。正如熊晃将军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的：“这一事件，多数史料称作‘湖南农军扑城’，实际上，真正扑城的唯有浏阳农军”。此后，吸收了一批兵员充实到部队，又整编为一个团、三个营、九个连。由苏先俊任团长，县委书记潘心源负责党支部工作，张启龙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从而，使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加。
9月，毛泽东主持在安源召开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会上，将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个营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党代表徐骐。由于浏阳工农武装曾参加过农军攻打长沙战斗，有一定经验，加之第三团主攻浏阳，地形熟悉，被作为三路部队的主力，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指挥。
由于浏阳地理位置重要，处于联结湘赣边界各县的枢扭地带，革命基础好，较早建立了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斗争经验丰富。担任秋收暴动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十分关注和熟悉浏阳的革命斗争情势。因此，从秋收暴动开始，毛泽东就把浏阳作为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和战场，亲自指挥起义部队在浏阳的斗争。从而，使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的革命活动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投入的力量最多。在秋收起义中，很多经典故事和重要的军事行动均发生在浏阳。
毛泽东革命生涯中传奇式的遇险地在浏阳张坊。安源军事会议后，毛泽东在潘心源的护送下，途经浏阳张家坊境内的七溪坳遭团丁拦截，后在潘心源和当地群众掩护下，毛泽东机智脱险，安全到达铜鼓指挥秋收起义，毛泽东曾在三十年代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此事，后被收入《西行漫记》中。
白沙大捷是毛泽东革命军事生涯的开端。毛泽东历险到达铜鼓后，11日，率第三团向白沙镇进发。白沙镇位于浏阳东部边陲的大围山北麓，是浏阳河的发源地。驻守白沙的系国民党唐生智部第八军第一团的一个加强连，共200余人枪，周边有地主团防武装和敌清乡队。毛泽东根据敌情，下达了分三路围攻白沙的命令。战斗仅用一个小时左右结束，共击毙和生擒敌人12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毛泽东喜称白沙首战告捷为“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是毛泽东直接参与指挥的第一次作战行动，也是他革命军事生涯的起点。
东门之战是秋收起义部队最惨烈的战斗之一。三团攻取白沙后，于12日迅速占领了东门。由于一团在平江金坪失利，使三团之右翼失去了配合，盘踞平江长寿街的敌张南轩营和平浏绥靖司令阎伸儒部共千人向东门的三团反扑。14日，毛泽东在镇上天主教堂内主持召开全团负责人会议，发现全副武装的敌人向东门方向运动，毛泽东命令立即投入战斗，三团官兵在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毫无畏惧，猛烈还击，三团党代表徐骐、营长汤采芝壮烈牺牲，战斗坚持了五小时之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毛泽东下令分三路撤退到上坪会合。
攻取浏阳县城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当局。正在第三团从上坪转兵南下的时候。由王新亚率领的革命军第二团从醴陵入境，配合三团夺取浏阳，然后计划与三团合力进攻长沙。先头部队占领浏阳县城南市街，控制了浏阳河上的浮桥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县城布置了内应工作，二团官兵一路涉浏阳河攻打东门，一路绕道淮川河夺取西门，里应外合，迅速攻城，一时号声齐鸣，迅速击溃了守城敌军，夺取县城，砸开牢门，营救狱友，喜讯传开，全城欢呼。国民党湖南当局对于工农革命军攻克白沙，东门，现又占领浏阳县城，深感惊恐。即令张国威三个营从长沙驰援浏阳，令罗定部两个营自醴陵追击二团，并令驻浏阳东乡和平江之敌新八军第一团及湘东、湘中等地之敌一同向浏阳县城扑来。17日下午，二团突遭围攻，四面受敌，孤军无援，有全团被歼的危险。后在潘心源和慕容楚强建议下，才从西门突围成功，最后部队只剩100余人，由于二团爆破队去株洲购买炸药而仍在来浏阳途中，成了二团留下的“种子”。
从9月11日三团进攻白沙镇开始，到9月21日，在文家市会师的一、二、三团1500余名官兵沿罗霄山脉向井冈山进发，这一段历史清晰地说明，浏阳是秋收起义中投入的军事力量最强，战斗最激烈，也是秋收起义部队活动时间最长的地区，尤其是对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会师和转兵发生在浏阳，因此浏阳无疑是秋收起义的主要战场。
二、文家市会师和转兵是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里程碑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探索和开创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文家市转兵是秋收起义中最亮丽的篇章。
1、文家市会师和转兵的主要史实。
文市会师转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波三折。
第一步：上坪会议。上坪，位于湖南浏阳大围山区白沙乡，北连平江，东靠江西之铜鼓，是个群山环抱，仅有一条小溪和一条小道与白沙镇相通的偏僻小村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由于毛泽东的好友陈锡虞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群众基础好。在东门失利后，毛泽东率三团到达上坪后，毛泽东住在一师同学、当时白沙乡农民协会委员长陈锡虞家里，团部驻在张家屋场，在这时，一团传令兵匆匆赶到，报告了该团9日在修水起义后，在平江金坪失利的消息。根据一、三团的情况，毛泽东即在陈锡虞家里召开了三团连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队下步去向问题。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员系参加过东门会议的人，是在一问很小的房间开会。会议决定：一、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建议停止长沙暴动。二、一团和三团两支部队迅速到文家市会师。三、再由文家市沿湘赣边界先退萍乡再说。同时决定部队次日早餐后出发，首发铜鼓的排埠，给敌人造成一个退往江西的假象，然后以突然的动作复入浏阳境内，声东击西，打破敌人防守东乡的计划，并以期在转兵途中与一、二团会合，同退萍乡。会后，毛泽东不顾劳累，即写信给湖南省委，说明部队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因，并建议立即停止长沙暴动，同时，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派人通知正由平江向浏阳东乡运动的余洒度部（一团），嘱其“即将部队改道萍乡再说”。
第二步：孙家塅临时会议。15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第三团离开上坪，经铁树坳到达江西铜鼓的排埠，16日，突然转向浏阳境内。17日，经双坑到达孙家塅后，第一团也于当日下午抵达该地。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和师、团负责人余洒度、余贲民、苏先俊等首次聚到了一起，根据第二团也在浏阳县城失利的情况，18日，在这里召开了前委临时会议，研究了部队的现状和军事行动问题。一致同意部队到文家市集中后再定去向。初步酝酿部队经萍乡退往湘南山区，先做个“山大王”，站稳脚再说，但会议没有展开充分讨论，更没有形成决议。
第三步：文家市会师和转兵。19日，一、三团依次向文家市进发，先头部队经河口到达文家市。在此，击溃了当地团防武装。下午，毛泽东、卢德铭等统率一、三团陆续抵达文家市。此时，已转移到附近山区的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也从四面八方赶了回来。欢迎毛泽东和起义部队的到来。原被打散的第二团爆破队战士也闻讯赶到了文家市，一、二、三团指战员胜利会师。
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第三教室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卢德铭，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第一团代理团长陈浩，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第三团团部支部书记彭商人等营以上干部也列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中心城市暂不可能，必须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在激烈的争论中，总指挥卢德铭力主众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了余洒度的错误意见，会议最后作出了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的决定。
9月20日，工农革命军第一、二、三团共1500余人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举行会师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精辟而生动地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党面临的任务，讲解了暂不去打长沙、打大城市、到乡下去，到湘南去，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找落脚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他说，退到湘赣边境上，将来湘粤赣“任何一省的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参加”。最后他形象地说：“我们好比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毛泽东的讲话，使工农革命指战员和文家市革命群众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2、文家市会师和转兵，是秋收起义的伟大战略转折，是党的思想路线的一次伟大实践，对于保存革命力量，开辟革命的正确道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文家市转兵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党的思想路线的伟大实践。当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时，省委也收到了各方面传来不利消息，省委书记彭公达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停止长沙暴动。但是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正确决定遭到了共产国际驻湘代表马也尔的强烈反对和不满，认为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于9月19日训令中共湖南省委执行原定计划，严厉指责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工农革命军退往山区是“临阵脱逃”，“等于取消整个的湖南暴动”，同时决定派任弼时作为“全权代表”来湖南改组省委，敦促长沙暴动。然而，此时，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踏上了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由此可见，文家转兵是毛泽东抵制了来自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压力，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出的科学决策，为此毛泽东还受到了组织上的不公正待遇和处分。
（2）文家市转兵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当秋收起义开始一团失利、二团惨败、三团也遭敌人反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把幸存下来1500余人的兵力聚集在文家市会师，作出了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的英明决策。这支部队向南转移途中在三湾进行了改编：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建立健全了部队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团营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政治上官兵一致。从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0月7日，到达井冈山茅坪，同袁文才的部队会合。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浏阳籍指战员有寻淮洲、朱建盛、廖克平、黎保等400多人，他们后来都成了红一军团的骨干力量。次年4月，毛泽东、朱德的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后的部队到达井冈山，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力量。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时就拥有3万人的兵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3）文家市转兵是开创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历史起点。关于革命道路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强调“城市暴动”，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来自“城市暴动”的胜利。于是，中央一直以来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策动“长沙暴动”作为秋收起义的主要目标。但是被瞿秋自称为“农民运动的王”的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就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深知农村特别是山区，不仅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且经过大革命的洗涤，农民已经觉悟起来，只要党去发动、组织，就能重新兴起革命运动。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组织者选择湘赣边界的农村而非城市作为暴动地点，尤其是在秋收起义部队受到严重挫折，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上坪转兵，孙家塅临时会议到文家市会师，引兵湘东，沿罗霄山脉向井冈山进发。从而使秋收起义最早摆脱了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而是将起义部队引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到乡村的转移，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三、秋收起义对浏阳的革命斗争影响深远
秋收起义进一步激发了浏阳人民蓬勃的革命热情，形成了革命斗争的高潮，惊恐万状的国民党当局派出重兵镇压，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中，浏阳人民的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浏阳这块红色土地上，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秋收起义点燃了浏阳人民的革命烈火。秋收起义的爆发，使浏阳人民又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工农革命军经过的白沙、东门、张家坊、文家市等地，党的活动分子开始秘密联络，有的地方恢复了农民协会或成立了雇农协会，开始重新分配土地。北乡的淳口和蕉溪、东乡的高坪、南乡的枫林铺、西乡的官桥等地，又开始组建游击队，准备与敌人展开武装斗争。游击队比较活跃的北乡莲溪、石膏和西乡石灰嘴等地，地主武装清乡队、挨户团及张国威、张梅村等部，都不时遭到武装袭击，刚从武汉、长沙等地还乡的土豪劣绅又开始外逃。
面对秋收起义后的白色恐怖，浏阳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湖南当局为扑灭浏阳新的革命烈火，除令张国威等部继续追扑外，又增派刘济仁、叶虎成两团窜来浏阳，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大办团练，四出清乡，悬赏捉拿“暴徒”。全县上下又一次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县城状元洲上，不时响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英勇就义时高呼“打倒蒋介石、”“工农暴动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以及敌人罪恶的枪声。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潘心源、慕容楚强、张启龙为县委的恢复作了组织准备工作。就在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南下途中，毛泽东考虑到浏阳革命斗争的需要，又先后派黎保、廖克平等回县工作，给了浏阳极大的支持。10月份，在砰山的丰富岭，夏明翰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宣布恢复浏阳县委工作后，当月北乡又发起了嵩山暴动，次年春开始又有北乡的卓然暴动、东乡的张家坊暴动、沿溪暴动和灌原暴动，并先后建立了浏东游击队、东三里游击队、浏西游击队、高坪游击队、浏南游击队、浏阳游击总队、浏北一支队、浏阳赤卫军、平浏长独立团。随着武装割据的成功，浏阳的土地革命掀起高潮，各级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起来，苏区建设很快打开局面，成为湘鄂赣根据地的浏、平中心区域。
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为支援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率红一军团从江西向浏阳开来。21日攻克文家市，歼敌三个团，击毙敌旅长戴斗垣和一个团长，缴获大批武器，取得重大胜利。23日，红一、红三军团合编，在永和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委，彭德怀、腾代远分别任副总司令、副总政委。
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东门召开，成立了湘鄂赣省委。其间，尽管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步步紧逼，但浏阳军民在红军的支援下，始终坚持寸步不让。直到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也还是奋战不止，坚持了三年艰难的游击战争。由此可见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后的浏阳，重新点燃的革命烈火就是这样，再也扑灭不了。
从秋收起义到土地革命斗争中，浏阳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从秋收起义暴发，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始，浏阳苏区经受住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折腾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恶劣环境中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联合“清剿”。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0年中，全县参军参战和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达10余万之众，先后牺牲的有名有姓烈士达15601人，仅在县城状元洲一处，就有10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英勇就义。在此期间牺牲的领导干部中，担任过浏阳县委书记的就有潘心源、刘大荣、陈贵元、张元高（病逝）、左之前、欧觉、朱桂生、周笃初、彭建新、傅斌、晏章、杨魁、邱策新、张蓝等；担任过县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有邵振雄、黄仁、刘文初、杨宏炳、苏文、李茂等。还有一批在秋收起义战斗中先后牺牲的，如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党代表徐骐，第三团第二营营长汤采芝和班长王隆祖等。
同时，还有一批从浏阳走出去的领导干部，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中英勇捐躯。如时任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和中央巡视员、浙南红十三军政治委员等职的潘心源；时任中央特派员的陈昌，曾任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红七军团军团长的寻淮洲，时任红十八军政治委员的徐洪，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广东省农民自卫军军事部长兼总教官的赵自选，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保卫处处长的罗章凤，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的孙发力，时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的刘建中，时任湘赣省委常务委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的袁德生，时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何振吾，时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黎申庚，时任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副部长的彭道良，曾任红十八军五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的刘理铭，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治委员的易荡平，时任湘鄂赣省反帝大同盟副主任的陈绍常，时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的张通，时任共青团湘鄂赣省委书记的李梦弼和湘鄂赣特区妇女主任的胡里秀夫妇，时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参谋长的马赤，时任湘鄂赣独立师副师长的潘虎，时任湘鄂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的王德文，时任中共中央翻译室主任的李梅羹（病逝）等都是领导干部的杰出代表。
从秋收起义到土地革命斗争中，浏阳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兵员方面，浏阳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红一军、红六军、红三军团、红十六师、红十八军及红一方面军中，均有大量的浏阳党和苏维埃动员输送的兵员。红一方面军在永和组建时，浏阳县委即根据毛泽东“补充实力”的指示，选送一批游击队、赤卫军干部参加了红一方面军。此后，在1931年和1932年，浏阳又分两次选送2000余名地方武装骨干，补充中央红军各部。如1931年湖南省苏维埃对下属各级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委员会的通告中，明令浏阳如期送到的志愿新兵为2000人，为所属各县之最。
在物资方面，浏阳苏区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及红军队伍。如1935年9月15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湘鄂赣省各个苏区和红军”，为响应“省苏维埃一万元红军战费的号召”，“经由省苏巡视组和县委及县苏主席团”决定，发出了《浏阳县苏维埃财政部关于要筹战费战米的紧急通知》。又如《浏阳县苏维埃粮食部一个月具体工作决定》中，“根据省粮食部四个月粮食动员计划”，为避免“去年六七事件的教训（红十六师冒饭吃不能战胜敌人）”，号召为“完成两万石谷子而斗争！”
浏阳还为工农红军上级及中央苏区输送了久经考验且经验丰富的干部。如湘鄂赣省委成立后，根据全国总任务，在全省贯彻向东南发展的方针，逐步将根据地中心由平浏向修、铜、万发展，以便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并从平浏等地大量抽调骨干，有计划的派往新区各地，帮助这些地区开展工作。1931年10月，湘鄂赣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以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和以袁德生为主席的苏维埃政府，其党政领导一把手都是浏阳籍干部。在两次攻打长沙期间，浏阳有1万多名青壮年加入红军队伍，为湘鄂赣苏区之最，其中胡耀邦、杨勇、宋任穷、寻淮洲、刘子奇、汤池、汤平、李辉高、邱蔚、罗若遐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就是浏阳向中央苏区输送革命精英的杰出代表。解放后，1955年授衔的浏阳30位开国将军（上将5人、中将5人、少将20人），大多是这个时期参加红军，开始革命生涯的。
浏阳苏区是社会各界公认的重点区域，1951年曾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湘鄂赣分团湖南访问的重点。正如《傅秋涛：在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湘鄂赣分团工作报告说的“所谓重点区域是指在苏维埃时期比较长期存在，领导机关作为指导工作比较中心的地区……创造了红军游击队，培养了革命干部，对中国革命有伟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