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霹雳一声暴动，到红旗打上井冈山，毛泽东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开创性、决定性意义。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起点就在文家市。由文家市起步，进军井冈山，从军事意义上来说，既是撤退又是进攻，是从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撤退，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乡村进攻。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次正确而伟大的战略转移。文家市，连着井冈，连着延安，连着北京，连着中国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文家市转兵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次战略大转移——从城市转向农村的起始之地，是最具革命意义、历史意义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中国共产党的这次大战略，为什么在文家市首先得以实施？中国革命道路为什么在这里得以转向？所有这一切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审时度势：文家市转兵的背景分析
在秋收起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为什么提出由进攻城市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进而开始实施我党的第一次战略大转移？这绝不是偶然为之，而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应该放在哪里这一问题思考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由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所决定的。所以，文家市转兵的过程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实质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趋势和当时秋收起义部队实际状况的准确把握，这又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所致。
1、文家市转兵是毛泽东“上山”“下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上山”“下湖”思想是文家市转兵的重要思想基础。众所周知，蒋介石背叛革命，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开始检讨自己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毛泽东从这时起就开始考虑党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在党的有关会议上公开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上山”“下湖”的思想。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馆召集驻汉的湖南同志开会，要求大家立即“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7月4目，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后，明确提出了“上山”的思想。他说：“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实际上已经包含有党的战略目标向农村转移的思想。7月20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民部发出文件《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一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明确指出：“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庄联会’之类；B、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有战事，随时集中；C、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自己“上山”、“下湖”的思想，8月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八•七”会议结束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想留毛泽东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毛泽东却婉言谢绝，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瞿秋白只好尊重毛泽东的意愿，同意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之所以把秋收起义的地点选择在湘赣边的广大农村，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他潜心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多年的必然结果。开始，中央对湖南省委的暴动计划是要求在全省同时发动，搞什么“全省总暴动”。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样做不适合当时的实际，认为必须选择重点地域进行暴动，并把暴动地点定在湘赣边界。这是因为，选择这一区域举行秋收暴动，进可以向长沙等大中城市进攻，以实现当时党中央在中心城市起义的战略目的，退可以向周边的广大农村分散进行武装斗争，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及时把战略重点转向广大农村。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期间，就曾向时任安福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详细了解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周围的人文地理情况，并开玩笑地对王新亚说，如果起义不顺利，或者说我们打不赢了，就可以上山和敌人周旋。所以，当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为自己“上山”“下湖”的思想已经是水到渠成，于是便开始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明确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等城市的进攻战略，转而向广大的农村和山区进军。
2、军事进攻的失利和敌强我弱的态势，为文家市转兵提供了客观依据。
秋收起义转兵之处所以选择在文家市，除了主观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客观因素的变化，加快了毛泽东下定转兵的决心。秋收起义开始时，进展还算顺利，并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接着在进攻平江、浏阳时却受到了敌人的顽强阻击，进攻平江的第一团和进攻浏阳的第三团都在进攻中受阻，加上兵力分散、缺乏作战经验、对敌情估计不足、收编部队邱国轩团叛变等原因，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军威因之不振”，“竟致溃不成军”。起义军不得不停止进攻。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这时候的长沙城，守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毛泽东通过放出的侦察兵，了解到新军阀唐生智、何健已经紧急收缩兵力，在长沙的部队超过7000人，加上警察和宪兵，敌人兵肯定不止这个数，而且敌人还在往长沙聚集，因为他们知道起义军的目标是攻打湖南省会长沙城。当时，湖南省境内唐生智的军队和非唐系军队共有52000余人，如果起义军攻打长沙，这些军队的绝大部分肯定会驰援长沙。可这时候，秋收起义部队因遭敌人反抗，损兵折将，减员很大，特别是第四团邱国轩部的叛变，使原来有6000人的起义部队锐减至1500人左右。以1500人的兵力去攻打城防坚固、有近万人固守的长沙城，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湖南省委做出的会师长沙的决定已经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秋收起义部队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问题。
于是，秋收起义是否转兵，如何转兵等一系列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起义领导者面前：延续原定计划，是一条死路，但要改变中央原定计划，需要魄力，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
艰难选择：文家市转兵的前前后后
调整秋收起义的进军方向，改变进攻大中城市的斗争策略，不是一个人一天就能做出决定的，而是起义部队领导层内部经过激烈的斗争和艰难的选择才最后做出的。这种斗争和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中央决策层在秋收起义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致使文家市转兵一波三折。
中央决策层对于秋收起义指导思想的失误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起义在湖南、湖北“遍地开花”，摊子铺得太大；二是不顾客观形势的改变，一味要求起义以大中城市为中心，或者说是起义的终极目标。这一指导思想对参加起义的官兵影响很深，从而加大了做“转兵”思想工作的难度。
秋收起义前后，中央对在湖南举行的秋收起义一直是指责多于指导。早在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时，中央的某些人就脱离当时的实际，对这次起义的具体领导者——中共湖南省委指手画脚，要求起义在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同时进行，毛泽东等人坚决抵制了这种“遍地开花”的战略，提出了在重点区域举行的建议，并具体提出在湘赣边的农村进行。在起义中，党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者又要求毛泽东等人坚决执行进攻策略，向以长沙为中心的中等城市进攻。就在9月19日，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涉险通过“向萍乡退却”决议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的报告，再次作出要求湖南省委进攻长沙的决议，并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庆幸的是，当中央的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部队已经行进在“向萍乡退却”的山林之中而无法传达，更无法执行，不然的话，秋收起义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总之，当时中央决策层对于湘赣边秋收暴动的指导思想在起义部队中影响很深，因而就决定了实行“转兵”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实，毛泽东从领导秋收起义的那天起，就一直与中央这种不切合当时实际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抗争着。
2、起义部队领导者内部的斗争和基层官兵中存在的截然相反的两种声音，是文家市转兵最大最直接的障碍。
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部队能否在文家市顺利实现转兵，把斗争的目标定位在广大农村和山区，最关键的是要解决来自起义部队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和阻力。当时，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师长余洒度，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等，一直坚持向中心城市长沙进攻，坚决反对实行战略大转移——向广大农村和山区进军。的确，起义之初是打了几个小胜仗，但很快就受到敌人的顽强抵抗而使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第一团在金坪受重创，第二团在浏阳溃散，第三团在东门市受挫。怎么办？随第三团行动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审时度势，于9月14日在浏阳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作出向文家市与一、二团会合的决定。但是，在会上做出这个决定时，首先遭到三团团长苏先骏的反对，他认为这不符合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打下浏阳而直攻长沙的决定，而且这时，他也接到了起义部队兵权的实际掌握者余洒度“望兄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为联络”的信函。经过激烈的争辩后，毛泽东以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要求苏先骏服从大局，先退往文家市，与另外两个团会合后再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他说：“现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攻打长沙的意图，他们加紧了对长沙城的布防。据悉，长沙城防已有近万兵力，7000余支枪，而且江西的朱培德的部队也在向长沙靠拢。所以，如果我们还硬着头皮去攻打长沙，会把最后这一点老本都输光，作为前委书记，我要对起义部队负责，我决定，停止向长沙进军，我会立即给一、二团和余洒度同志去信，要他们立即赶往文家市会师。”
由于大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苏先骏只好暂时服从了毛泽东作出的决定。但是，毛泽东的建议在第一团中却又受到了来自随团行动的师长余洒度的阻挠。当时，余洒度是起义部队的师长，属最高军事长官，他随一团攻打平江。面对起义部队失利，余洒度仍要求执行中央和省委开始做出的决定，先攻浏阳，再打长沙，坚决反对向萍乡一带退却。他公开对毛泽东派来的信使说：“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违反中央和省委关于进攻大中城市的进攻路线的，我们不能执行。”所以，他在修水县台庄休整两天后，执意要再次攻打长寿街，夺取平江，然后进攻长沙。但当时随一团行动的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对余洒度公开抵制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指示的行为坚决反对。后来，由于卢德铭的威望高，又是总指挥，大多数人同意卢德铭的意见，向文家市靠拢，与二、三团会合后再说。余洒度没有办法，只得按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意见，随一团顺着湘赣边界的小路，撤往文家市集中。
然而，在文家市讨论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上，又是苏先骏、余洒度等师团领导首先站出来发难。苏先骏很不客气地对毛泽东说：“请问前委书记，我们到底要退到哪里？逃到哪里？”
显然，他是对毛泽东实行“转兵”的举措不满。
余洒度的发言更是尖锐，而且带有火药味。他接过苏先骏的话：“作为革命军人，我决不当逃兵！在现阶段，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只有夺取城市才能更好地发动和武装工人，进而夺取全国的胜利。现在，起义一受到挫折，我们就要往农村跑，请问毛委员，远离大城市，躲进偏僻的山沟沟里，这算哪门子主义？这是逃跑主义，不是革命者所为。而且中央和省委是要我们搞城市暴动的，不是要我们上山‘落草’为寇！”
毛泽东也针锋相对地回答：“我说同志哥，我们举行湘赣边秋收暴动，建立自己的武装，不是去和敌人硬打硬拼，而是为了夺取全国政权。现在，敌人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我们，为了革命，为了劳苦大众夺取政权，我们必须保存好这支武装。列宁早就说过的‘退一步，进两步’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到农村和山区发展，正是为了力量发展壮大后夺取城市。”
余洒度、苏先骏等无言以对，只得拿出最后一招：“改变中央和省委原定的打长沙的计划，后果由谁来负？”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前委书记，改变计划的一切后果由我来负！”
正由于毛泽东的坚持，在文家市会师后的会议上才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转兵农村和山区，从而为后来党的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大转移探作了最初的探索。
3、基层官兵中的一些模糊认识，也严重影响着“转兵”的顺利实施。
在文家市转兵过程中，除了领导层内部的矛盾与争斗外，在基层官兵中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或者说是模糊认识。当起义受挫毛泽东要求撤出攻打平江和浏阳县城的战斗而退至文家市集结时，起义部队的基层官兵中就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在上坪会议上，有的基层官兵就站在团长苏先骏一边，认为起义受挫是暂时的，应该继续进攻，先打下浏阳，然后再实现省委既定的攻打长沙的目标。后通过毛泽东的个别谈话和说服解释工作，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才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向文家市集结并重新考量起义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特别是当毛泽东写信要求第一团停止向长寿街进攻而改向文家市集结时，部分基层官兵竞直接质问同意毛泽东要求撤出长寿街战斗而向文家市集结的建议的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卢总指挥，为什么不攻打长寿街，不攻打平江，却要向偏僻的文家市退却？难道我们不打长沙了，不执行省委的计划了？”当卢德铭解释了具体原因后，仍有些人说：“你们当官的怕死，不敢打平江，我们当兵的去打！”后来，卢德铭通过罗荣桓、何长工等基层领导做普通官兵的工作，再加上毛泽东又派人送来了第二封措辞严厉且又一再陈述利瞥的“鸡毛信”，大多数官兵才开始理解毛泽东要求部队向文家市集结的原因和意图。
部队会师文家市后，毛泽东于9月19日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召开了基层领导者会议，先统一连排以上干部的思想。在会上，当毛泽东提出要以文家市为转折点，由此向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进军时，一些受余洒度、苏先骏影响较深的连排干部就站出来反问：“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这又算那门子事？”
毛泽东耐心地说服与会者：“同志们，目前，我们在攻打平江、浏阳和东门市的战斗中遭受很大损失，6000多人只剩下1500多人，如果再这样下去，再不根据实际情况而一味强调执行中央和省委攻打大中城市的计划的话，整个起义部队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且，现在的形势与中央和省委制定秋收暴动计划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更加悬殊，使我们不可能打下长沙城。所以，根据这一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放弃攻打长沙城，转兵广大农村和山区进军，到那里去发展革命力量，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有人说我们去当‘山大王’，‘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当的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建树的‘山大王’，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山大王’，是红色的‘山大王’，革命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绿林好汉’式的‘山大王’。”
最后，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意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做出了迅速离开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中段向南转移，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和山区进军的决定。这样，通过毛泽东深入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和有效的抗争，终于使他关于“上山”的思想付诸实践，从而为党的第一次战略大转移——以城市为中心转向广大农村和山区作了示范作用，为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会师转兵：文家市改变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方向
文家市会师确定的放弃攻打长沙等大中城市而引兵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农村的战略，是后来转兵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前奏。所以说，文家市转兵适时改变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方向，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
1、文家市转兵是毛泽东把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相结合的创举，是我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这一重大战略转折的开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原定目标是攻占长沙这样的大城市，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扼杀。初看起来，这样的决定和计划是很鼓舞人心的。但当时的实际情况与中央的决策者的决策基点却恰恰相反：全国的革命形势已经走向低潮，革命力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已经牢牢掌握了大中城市的控制权和军事掌控权，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再去攻打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无疑是鸡蛋碰石头。基于此，毛泽东审时度势，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说服了起义部队的广大官兵，改变了中央和湖南省委原定攻打省会长沙的方针，适时地由战略进攻改变为战略退却，把仅存的起义武装力量引向农村，并最后引兵井冈山，开始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广大农村和山区的战略大转移，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战略大转移。
2、文家市转兵突破了“城市中心论”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束缚，开始把广大农村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和重点，开展农村武装割据，并逐步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这条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应该而且必须在城市。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从城市首先突破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基于此，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一讲起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就是城市中心起义、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由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影响，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道路的影响，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把开展工人运动，发动中心城市起义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基点。然而，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在思考，在探索。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供借鉴和参考，我们党首先在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一直受“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而难以有大的突破。毛泽东领导的文家市转兵，不仅是对“城市中心论”思维方式和决策理论的大胆突破，而且具有了实际的行动，为后来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作了正确的铺垫，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说，文家市转兵开始改变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方向，是我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端。
3、文家市转兵中毛泽东提出的“小石头打破大水缸”，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思想的萌芽和另一种解读。秋收起义部队进军方向确定下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把陆续到达文家市的起义部队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向全体指战员作了改变进军方向、向农村和山区转移的动员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转兵的重要性、必要性。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不能按原定的计划去打长沙了，因为目前长沙等大中城市敌人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不如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去，也就是到农村去，到山上去，到敌人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去，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先站稳脚跟，然后再逐步发展我们的力量。接着，毛泽东又满怀信心地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们与蒋介石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表面看，敌人的力量比我们强大，但我们有工人农民的支持，所以力量小只是暂时的。打个比方，我们的力量是很小，小得像一块小石头一样，蒋介石的力量是强大，大得像一口大水缸，但是，只要我们团结紧，并紧紧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前赴后继，英勇战斗，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在文家市转兵时提出的“小石头打破大水缸”，与他后来提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理论，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或者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理论的萌芽，亦或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理论的另一种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