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兼诗人也好,诗人兼军事家也好,秋收起义,确实是毛泽东的一大情结。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武装革命反抗武装反革命的新阶段。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不同凡响,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提升到一种新的高度。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西江月,名以“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的第一首军事诗,中共武装暴动的礼赞,写于秋收起义的浏阳战场上,开毛泽东一系列战争史诗名篇之先河,虽说30年后才非正式的发表,却一直在湘东老区以多种版本流传。它是集中体现伟人毛泽东的诗心词魄、诗人毛泽东的壮志情怀的代表作。不是说这首诗作得多么好,而是说诗词的后面,毛泽东的情结之深、之烈、之隽永。毛泽东一生中,念念不忘的、刻骨铭心的东西不多,其中就凝聚了秋收起义与进军井冈的情结。为什么呢?
理由之一:工农革命,是毛泽东心中的不熄的星火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工农红军的源起时曾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第四军作为全国红军的源头和龙头,肇始之功不可没,艰苦卓绝的开拓奋进,最终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面貌。军叫工农革命,诗人的伟人心志、伟人的诗人情怀,壮举毅然,胸臆直抒,豪气干云。
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在毛泽东心中由来已久。“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武器准备战斗”。讲的多形象,起的作用多大。在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同时,毛泽东对中央的导向提出批评,说“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毛泽东在新省委会议上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秋收起义前夕,各路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交代要制作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红星代表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何长工后来说:“秋收起义打出的工农革命军军旗,与南昌起义打出的国民革命军军旗,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同黄公略赞叹“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呐喊军叫工农革命+突出展现了毛泽东创建一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真正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壮志豪情,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为工农打天下、为人民谋幸福的剑胆诗心。在后来毛泽东诗词中,反复吟咏工农革命这样的诗句,可以说,工农建军,革命成就。
秋收起义离开浏阳3年后。1930年8月20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打回湖南,进击浏阳文家市,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旅,击毙戴斗垣,迫使何键余部退守长沙。回应了当年毛泽东在文家市向工农革命军发出的誓言:“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打回来的!”
红一军团战史上第一次全歼敌人一个整旅的辉煌战绩一文家市大捷,是红军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成功尝试,直接促成了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顺利会合,为红一方面军的正式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和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写了一封信,报告红一军团在浏阳文家市作战的胜利,指出浏阳之敌“被我军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进攻中,这是何键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了手了”。
三年前,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转战浏阳,在文家市率领秋收起义军实行战略转变,踏上了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征途。当时毛泽东就鼓励战士们增强信心,总有一天会打回来。今天,毛泽东又率领由秋收起义部队发展而来的红一军团长驱入湘,直捣浏阳文家市,取得了进军湖南、攻打长沙第一个战役的胜利,并非历史的偶然。当年在文家市里仁学校聆听过毛泽东讲话的老赤卫队员和秋收起义老战士,打心眼里钦佩毛泽东军事政治才干的高超水平。浏阳人民喜闻捷报,欣喜若狂,纷纷杀鸡宰羊、犒劳红军。
1930年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合组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6个军,共4万人。遵照中共中央意图再打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在长沙郊外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撤长沙之围,向株洲、醴陵方向退却。9月13日,毛泽东在株洲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东进赣西,攻打吉安”的正确决策,为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军叫工农革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确实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理由之二:镰刀斧头,是毛泽东头顶的指路的明灯
旗号镰刀斧头,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作为革命的号召,引导的红旗,指路的明灯。毛泽东还为秋收起义部队书写过军旗上的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意往神追,情不自禁地赞叹:“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谢绝了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要他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明确表示:“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交绿林朋友,开展农村革命斗争,请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特派他回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尽管从来没有搞过真枪实弹的武装斗争,但是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他内心中充满了抓枪杆子、掌印把子、靠武装力量争得共产党的生存地位的信念和激情。
在中国革命的大转折关头,举什么样的旗帜,是摆在中共全党面前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是继续举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帜,还是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抛弃其旗帜,坚决地举起中国共产党鲜红的镰刀斧头旗帜,已成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以挽救革命的一大关键。中央严厉批评湖南省委提出“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的主张,重申“此时我们仍要以国民党的名义”。
起义时间迫近,不允许在理论上争论不休,行动上优柔寡断。毛泽东毅然决策,率先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革命,初步地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湖南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举共产党的旗帜,是毛泽东对于落实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领导权的一大贡献,为中国革命的开拓和发展解决了一大难题。
旗号镰刀斧头,犹如迷雾中看到太阳,航海时望见灯塔。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才是秋收起义与向井冈山进军的唯一正确的旗帜。镰刀斧头,从此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光辉旗帜,成为飘扬在每一个人民子弟兵额头和心头的不灭明灯,也成为毛泽东领袖群伦、指挥雄师的无敌宝剑。
理由之三:农民同仇,是毛泽东胸怀的无穷的动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多年潜心致力于工农革命运动,非常了解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愿望。他所领导的中共中央农委及全国农协,是指导和支持农民革命、反击国民党右派叛变最有力的领导机关。在1927年初的湖南农运考察和马日事变后两次回湘任职时,他对农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亲身感受到工农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巨大的斗争能量。他最早认识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实质上就是对农民的领导,从而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湖南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角和决定性力量”。
只有农民个个同仇,才有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对于“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感同身受,体会深刻。他贯彻八七会议,结合湖南实际,确定秋收起义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因此,从武汉一回到长沙,毛泽东没有直接找湖南省委机关,而是首先到长沙县清泰乡就近作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了解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聆听农民对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要求,从而“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并草拟了四条土地纲领,为湖南省委讨论土地革命问题提供了蓝本。在板仓杨寓,毛泽东邀请当地4个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员,开了两天调查会。在长沙,毛泽东又征询了从湘潭韶山来省城的5个农民的意见。他重点了解农民对土地问题的态度,从中寻找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他这样忙里偷闲的一着,确实对秋收起义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起了作用。
毛泽东深知,秋收起义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工农兵专政的革命政权;秋收起义必须要有军事力量同农民力量的结合,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悄悄来到长沙近郊沈家大屋的湖南省委秘密机关所在地,在新省委会议上组织讨论,帮助省委确定了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推翻整个地主制度的正确方针。他沉痛地检讨了党过去的方针错误,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湖南省委围绕秋收起义的土地问题、军事问题、政权问题、领导问题及起义的区域、时间、宣传口号、组织机构等问题,在朱家花园、沈家大屋等地多次举行会议,统一认识,周密筹划,在认真分析了马日事变后湖南的革命形势和经济、政治状况,认真研究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及党中央对湖南秋收起义的多次指示后,从湖南实际出发,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
秋收起义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大家对八七会议中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根据会议讨论情况,省委制定了“土地纲领草案”,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以区为单位,由农协按“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公平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给地主家属以生活出路,分配一定数额的土地。湖南省委提出的土地革命政策尽管存在某种“左”的成份,但比八七会议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举共产党的旗帜,发动广大农民,抓工农武装,搞土地革命,在攻打城市失利后,当机立断,主动退往农村,是毛泽东平生的第一个军事杰作,充分显示了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
理由之四:石头水缸,是毛泽东特有的辩证的经典
攻打城市失利后,起义军士气极为低落,军官们怨声载道。毛泽东主张退向湘南山区,先做个“山大王”站住脚再说。师长余洒度主张攻打长沙,团长苏先骏发牢骚:“革到山上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在里仁学校,毛泽东告诉全军:都想进长沙,可是,长沙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我们要到乡下去,到山上去,和农民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等我们的力量大了,就可以打长沙,打武汉,打南京。失败乃成功之母,胜败乃兵家常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的队伍还有一千人枪,这就是一个胜利!蒋介石就像一个大水缸,我们就像一颗小石头,总有一天,我们这颗小石子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
毛泽东特有的辩证法,教育了处于失望和迷惘的指战员。操场上的罗荣桓,明白了革命真理,成长为秋收起义唯一的元帅;趴墙头围观的表兄弟杨勇、胡耀邦,受到影响,当了红小鬼,几十年以后,成为上将、总书记;连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在访知这段历史后。也断定:“1927年,毛泽东主义在湖南浏阳县问世。”
理由之五:化危为机,是毛泽东军事天才的精彩预演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军事上的转兵,战略上的转折,时局上的转变,都是中国革命因势利导、获得转机、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普遍规律和关键环节。工农革命军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的会师转兵,是毛泽东指挥领导的湖南三次大转兵的第一次,成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重要转折点,富有创新意义。
文家市转兵,改变了中央原定攻打省会长沙的方针,把仅存的起义武装力量引向进军井冈山、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文家市转兵的决策和成果,集中反映了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左”倾指导思想的复杂斗争,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紧要关头坚持从实际出发开拓奋进的巨大勇气。
在秋收起义行动受挫、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之时,适时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1927年9月19日晚召开了文家市前委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9月21日,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战略性转兵。
转兵进军途中,进行了三湾改编,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实行民主管理,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开始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转战到酃县水口后,毛泽东亲自主持赖毅等6名士兵的入党宣誓,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建军原则付诸实践。水口连队建党,堪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创先之举。获悉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败,征得王佐、袁文才的支持,毛泽东毅然率领工农革命军于10月27日进驻宁冈茨坪,开展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重要起义。它高举共产党的旗帜,首创工农革命军,率先提出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特别是在以攻打城市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受挫后,适时转兵,将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山区,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端。
理由之六:务实创新,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大贡献
秋收起义部队文家市转兵,是在大革命完全失败、形势发生根本性逆转的背景下实现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而创造的。是毛泽东坚持务实路线,通过艰苦斗争从而实现挽救革命危机、开辟前途新路的创举。没有这种勇于承认失败、敢于改变初衷、善于寻找新路、勤于探索实践的革命精神,谈不上转兵之见,更谈不上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汉口密会郭亮和夏明翰,赞成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李维汉曾谈起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评价说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打长沙,毛泽东走到浏阳白沙,见势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队伍在文家市集中,沿罗霄山脉南下,现在到了井冈山。他们对毛泽东的务实创新钦佩不已。
文家市转兵,离不开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所建树的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导。最重要的是基于毛泽东“上山”思想。1927年大革命危急关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开展军事斗争的“上山”思想——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上山”的思想,强调“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底,受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提出以汝城为中心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革命道路的萌芽,为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制定秋收暴动计划作了积极准备,也为毛泽东后来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沿湘赣边界转移、进军井冈山作了理论铺垫。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和井冈山进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开创革命新道路的智慧和能力的不断进步,在党和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命运攸关、光辉永驻,对于七八十年后今天的党政军领导者继续改革创新,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964年10月,毛泽东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台上演唱《秋收起义歌》时,毛泽东手扶下巴,神情凝重,注视舞台,倾听歌声,情景似乎重现:
拿起武器闹革命,工友农友真英雄,秋收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满地红。
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哎,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显然,《秋收起义歌》从《西江月•秋收起义》中汲取了珍贵的思想艺术养分,歌与词异曲同工,相得益彰,把秋收起义,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境界。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秋收起义,开始平生的战争生涯,不禁心潮澎湃,诗情汹涌,抒发壮志豪情,鼓舞人民斗志,拨动同志心弦,谱写了《西江月•秋收起义》这首显得直白但真诚、有点粗糙但传神的战争诗。一个人和一代人的心志情怀,刚正,纯粹,感人,永久,无穷。
所以,以后几十年,毛泽东“忆往昔”最多的,算是秋收起义上井冈,这是他心中难以忘怀的情结。和参加秋收起义的同志在延安合影时,特意在照片上留下了“毛体墨宝”:“1927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这个情结,使毛泽东在一生的关键时刻、困难处、转折点,每每意往神追——重上井冈山。阔别故乡32年后重回韶山,他谈到秋收起义、建军、井冈山。到茶陵,他回顾秋收起义部队攻打茶陵的历史。接见外宾,他多次谈到秋收起义故事。之所以参加罗荣桓、陈毅元帅的追悼,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情结。1971年南巡到长沙,他又反复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一种毛泽东式的哲理、名言。所以,研究毛泽东,理解毛泽东,不能不关注他的秋收起义、进军井冈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