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滕代远、等在党的领导下，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暴动以及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武装暴动之后，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组织和发动了又一次武装起义，这就是威震湘鄂赣，声撼全中国的著名的平江起义。
一、平江起义前的形势
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制订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行动方针，八月七日，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赴湘赣边界组织工农革命军，于九月九日爆发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旋即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八七”会议精神鼓舞下，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同时，从九月中旬开始，鄂东南地区爆发了以蒲圻、咸宁为中心的鄂南秋收暴动；赣西北地区也兴起了农民暴动。九月，在革命势力较大的修水、铜鼓、万载、萍乡等县农军发布了政纲宣言，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十月，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在广东琼崖领导武装起义。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后，仍继续坚持斗争。同月，彭湃等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农民自卫军进行武装起义，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潘忠汝、吴光浩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一月，方志敏等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四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由广东北江进入湘南地区，在地方党的配合下，举行了宜章、郴州等县的年关起义，扩大了革命武装。其他各地较大的起义还有：三月，贺龙、周逸群到洪湖、湘鄂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不久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党代表。三至六月，郭滴人、邓子恢等在闽西龙岩，张鼎丞在闽西永定等地先后领导起义，建立了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五月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农民和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形势，孕育了平江起义的到来。
这时，在湘东北地区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农民运动和游击斗争，又由小到大地活跃起来了。
一九二八年元月，浏阳县委在蒋埠江糙石冲陈昌福家召开全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推选张启龙为县委书记，并对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等问题，作出了决议。二月，由何俊（真名何光）等组织了一支有三十多枝枪的游击队。三月，张启龙、刘绍林、唐继芬等又在双洞成立了浏东游击队。六月三日，两支游击队联合起来，成为在浏阳开展游击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支游击队智取了张坊、芦头、大岭第地，组织了沿市暴动，进行了石坳战役。一九二八年六月，游击队化装为挨户团，巧妙地歼灭了大光挨户团六十多名反动武装。同月，又将进攻芦头的胡岳丘两营敌人，引到大山坪进行伏击，打死打伤敌人二十多人。此后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巧夺智取，消灭了大量的来犯之敌。
平江地处罗霄山脉北段，北抵湖北通城，东连江西修水，南邻浏阳，西接长沙，西北与汨罗、岳阳搭界，是湘鄂赣三省的来往要冲。面积三千五百余平方公里。境内多山，峰峦绵亘，地形复杂，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早在一九二二年春，毛泽东要李六如约平江工会会长陈茀章、农会会长余贲民到长沙，在清水塘学习。其间，毛泽东找他俩谈话后，介绍他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冬平江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一九二三年冬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一九二五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平江地方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席卷全县的农民运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起来的。同全国各地一样，平江的农民运动，推动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进展。马日事变后，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和省农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凌炳来到平江，在培元学校召开了党的干部会议，研究了应敌措施。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由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民义勇军奉命与浏阳工农义勇队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因途中受阻，折回修水参加了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八月，中共湖南省委特派李六如、夏明翰到平江。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们与县委书记毛简青共同研究，决定成立平江秋收暴动委员会，由罗纳川兼暴委主任。这支武装先后袭击杨恩陂喻家大屋和献钟警察分所，毙巡官一名，获枪四支。到一九二八年春，它发展到拥有五百多人，两百多枝枪的队伍。中共平江县委在嘉义举行了全县党的活动分子会。会上建立了上东、下东、南、西、北五个乡特委，由吴钦民，罗纳川（兼）、邱乎川、刘宗义、胡筠等分别担任各乡特委书记；成立了以平江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由余本健任总队长，罗纳川任党代表。总队下设四个大队，分别驻在平江东、西、南、北四乡，开展游击活动。游击队在长寿街的一次战斗中，就消灭了秋收起义中叛变投敌的邱国轩部，毙匪徒数十，获枪三十余枝，子弹一千多发，银元一千多元，匪首邱国轩也被活捉处决。
这一个时期，因新军阀冲突的影响，国民党反动派在平江仅能保全城内的治安，乡村政权已大部掌握在我党手中。
在革命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平江县委子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组织了号称二十万农军的扑城队伍，再次攻打平江县城，这就是有名的“三月扑城”（因系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又名“二月扑城”）。
这次扑城虽未成功，但沉重地打击了平江地区的反动势力，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
扑城后，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遣十五师王东原部等三个师的兵力，单独对平江实行“清剿”。他们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口号下，“对革命根据地，如辜家洞、徐家洞、芦洞，白水洞、北方洞等处大肆烧杀，所留的房屋不过百分之几，革命者几无立足之地。死者达二千余人，……东南北三乡之高山深林悉数焚掠，火线达八十里长，……阎仲儒及难民团采用剥皮的杀人政策，北乡虹桥一带，剥皮死者不下二三百人。”（见张幄筹：《报告平江白色恐怖》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县委负责人罗纳川被叛徒高岑楼告密，在西乡梓江被捕，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十二万人口的连云山一带，被反动派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仅辜家洞一处，七百多户人家，三千七百多人，五百多栋房屋，八百多个纸槽，三十家商店，六所小学，都被反动派的清乡队铲尽、杀绝、烧光，成了无人区。
屠杀吓不退革命人民。在县委负责人胡筠的领导下，平江人民坚持斗争，他们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纷纷参加游击队，同敌人搏斗。到五月，游击队发展到三百六十多人，有八十多枝步枪。六月中旬，县委将游击队改名为平江工农革命军，下设二营四连，三营六连和特务营一连。还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由邱训民任总支书记。这支队伍狠狠打击了窜扰百福洞的国民党官兵；消灭了高段、汤段的挨户团；解除了芦头挨户团的武装；瓦解了泉水守望队；打垮了虹桥、大坪、浆市等地的地主武装。又包围和击溃了江西反动派调来的修、铜、武三县靖卫团三百余人，进一步扩充了人员和装备。
同年六月，平江工农义勇队率枪百余枝，梭镖千数，围攻黄金洞金矿局，夺得大量黄金用以购买枪枝和军用物资。就在独立五师到平江来换防的当天（六月十九日），游击队在三墩、钟洞等地袭击挨户团，惩办了反动豪绅。七月十八日游击队还在沙段乃至县城附近的潘坳、金窝等地打击土豪劣绅。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央《关于湘鄂赣总暴动和对平江问题的决议案》指出：“湖南内部军阀的统治表面上虽似渐趋稳定，但内部冲突很多，更酝酿着新的战争，加以乡村豪绅政权事实上的崩溃及广东、江西工农暴动局面的发展，全国范围内旧桂系的明争暗斗，湘境驻防军队一天天退出，事实上湘境反动统治是无法稳定的。特别在湘南、湘东、湘北一带工农斗争已深入到土地革命，豪绅在乡村政权已完全被农民暴动打溃，所以这一带事实上已成了全省暴动的中心区域。”
综上所述，平江起义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对全国人民实行反革命的恐怖统治，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但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湘南暴动的影响下，各地工农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湘鄂赣边界特别是平江、浏阳等地，党和工农革命的力量日益雄厚。然而反革命的力量仍是比较强大的，仅平江、浏阳，每县至少各有步枪二千多枝有训组的民团。此外，还有国民党驻防的部队，长沙有七个团，浏阳有张辉瓒旅三个团，阎仲儒旅换防到了醴陵。所以当时斗争环境是很险恶艰苦的。
二、平江起义的准备和经过
（一）组织准备
1、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党组织的建立
随着湘鄂赣边区农民武装斗争的不断发展，如平江的“三月扑城”等，极大地震惊了湖南当局。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边区的“清剿”。为了镇压平江的工农革命，军阀何键慌忙增调独立第五师一、二、三团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十九日先后由南县等地进驻平江。师直属单位和第一团驻在平江县城，师训处驻县城西街天主堂，一团团部驻城南街宝积寺（总工会内），一营（营长雷振辉）驻县城东门外的天岳书院，三营（营长吕起蟠）驻北门乌龙庙一带，二营（营长陈鹏飞），驻城南离县城五十里的思村。这个师的第二团驻城北梅仙至南江桥一线；第三团驻东乡的长寿、加义镇一线；随营学校驻岳州。
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派名清宗，号石穿，一八九八年（戊戍年）农历九月初十日出生在湘潭乌石蜂下彭家围子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饱尝了地主老财们的压榨，深知工农的痛苦。他的伯祖父（名五十老倌）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军，经常同他讲些太平天国的故事，使他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一九一六年春他由担土工人投入到湘军当兵，参加了驱逐都督汤芗铭之役。一九一九年他在湘军任排长，后任连长，密秘组织“救贫会”。在这期间，他参加过士兵的闹饷斗争，经救贫会讨论，他派人秘密处决了南县恶霸地主欧盛钦。事发后，他机智逃脱，离开湘军。一九二二年八月他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历任连长、营长。一九二六年秋，他参加北伐，在围攻武昌时，认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段由团指导员米青引来彭处，送了不少宣传品，他常同彭德怀谈论国家大事。一次在玉泉山关帝庙，彭和段德昌在关云长塑像前，铺了稻草就宿，相谈甚深。段了解到彭有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思想，便进一步向他讲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共产党员就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道理。通过多次与段交谈和接触，段介绍彭阅读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使彭找到了工人翻身、民族解放的道路。当部队进入孝感县城的时候，他向段德昌提出了入党要求。因当时党中央决定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党员，所以彭德怀的入党要求未批准。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以后，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当年秋，彭德怀所在的唐生智部三十五军第一师从安徽撤回湖南，驻在南县的九都山一带，改编为湖南独立第五师。九月，彭升任团长，率部驻防南县。在南县，彭德怀获悉南县的土豪劣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便派人于九日晚在城乡散发大量传单，第二天清早，城乡满布“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清乡委员会！”“枪毙清乡委员××！”等传单。土豪劣绅害怕了，几个月内没有人敢出来再搞清乡委员会的组织，使南华安特委和南县县委得以保存。这时段德昌在领导公安暴动中负伤，彭德怀又将他接到自己的部队治疗。段同彭简单地谈了时局，并将《通俗资本论》和《无产阶级哲学》两本书送给彭德怀。一九二八年四月由段德昌介绍，经南华安特委通过，报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反革命的刀光剑影四处闪烁的时候，彭德怀满怀信心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从此，他有了政治生命，有了党的领导，也有了远大的理想，从而也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康庄大道。
彭德怀举行入党宣誓后，独立第五师第一团成立了党的支部，直属特委领导，支部成员共四人。他们是：
彭德怀，任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独立第五师第一团长。
邓萍，四川省富顺县人，一九○八年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由南华安特委推荐通过彭德怀以他的朋友身份，安插在营部当文书，后任团部书记官。
张荣生，裁缝出身，步兵连班长，救贫会骨干。
李光，又名李连华，农民出身，是南华安特委派到彭德怀处作交通的，公开的身份是彭德怀的勤务员。
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几月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吸收李灿、李力两名新党员。
李灿，字昭炳，乳名文彬，湖南宜章人。一九○一年农历十一月生，一九一八年五月投入湘军当兵，与彭德怀同在湖南陆军第二军三旅六团一营一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与彭德怀、黄公略同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一九二七年九月任第一师第一团一营二连连长。同年十月，部队改编为独立五师，李仍任二连连长。
一团的共产党员还有：
黄纯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五年九月生。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生，因在军校结识了黄公略，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他与黄公略、贺国中同至南县，加入彭德怀部。旋即在彭德怀推荐下，被周磐任命为随营学校大队长，后任一团九连连长。
贺夷，学生出身，连部文书。
与一团党组织直接联系的还有四个党员。他们是：
黄公略，原名黄汉魂，湖南湘乡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与彭德怀一同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后在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
贺国中，湖南湘乡人。一九○三年农历十二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他考入黄埔军校高级班，一九二七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营学校还有两个党员。
一九二八年四月，贺国中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南华安特委指示：成立团党委，随营学校成立分支，黄公略为分支书，受团党委领导，团党委书记为彭德怀。为保守秘密凡属党内来接头的人，都先找邓萍，不找彭德怀，以免暴露。
本来独立五师第一团党组织，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就酝酿过起义。原拟起义以后，把队伍从南县拉往湘西。六月，曾由士兵委员会发动组织了一次大的闹饷活动，这次闹饷活动实际成了以后起义的一次预演。这时，接到省清乡督办署的命令，要部队开赴平江“清乡”、“剿共”，党组织便改变计划，决定到达平江后再考虑起义问题。（参阅《湘鄂赣苏区史稿》20——21页）
2、组织“秘密士兵会”，作为团结广大士兵的组织
一团党组织在士兵中建立起“秘密士兵会”，作为团结广大士兵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由贺国中、李灿及班长李寿轩、李聚奎、士兵周玉成、郭炳生（后叛变）等人组成，并争取在部队中获得合法地位。士兵会还制订了士兵会章程，这个章程共有五条：
第一条，士兵出身于工人、农民阶级，吃饭穿衣都是工人、农民生产出来的，我们要为工农服务；
第二条，拥护孙总理遗嘱，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和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三条，既是国民革命军，就要实行官兵平等，反对军官打骂士兵，禁止体罚，反对克扣军饷，实行经济公开；
第四条，士兵有革命言论、集会自由，有阅读进步书报自由，连士兵委员会由士兵自由选举而成之，再由连士兵委员会的联席委员会议自由选举士兵委员会，自觉地管理军风纪，不赌博，不强奸妇女，不扰民，实行士兵自治；
第五条，士兵委员会有监督、逮捕反革命分子解送军事法庭审判权，并有陪审权（以上章程见彭德怀《往事回忆》）
士兵委员会坚持反对打骂士兵，向广大士兵进行革命教育，争取他们站到劳动人民这方面来。彭德怀经常对士兵说：我们穿工人的衣，吃农民的饭，我们不要忘记工农，要为工农谋福利，全团建立的士兵会还以连为单位，组织公开的“经济核算委员会”，清算全连经济，掌握缺额军饷，以制止军官贪污和克扣军饷，改善士兵生活。士兵会的这些主张和活动，都得到士兵的拥护，很快把广大士兵团结起来了。
3、举办随营学校
这是彭德怀为培养革命力量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觉察到师长周磐有扩张势力的野心，于是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名，建议举办随营学校，并推荐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等共产党员在随营学校任职。黄公略原是周磐送去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的，曾与彭德怀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两人患难与共，关系很密切。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黄公略由广东回南县团部，在团部门外柳荫堤上与彭德怀密谈时，送给彭德怀一首诗：“广暴失败旗帜在，树立红军苏维埃，旅沪武岳语弃市，乌云蔽日只暂时，欣谈时局喜春风，柳絮飞舞庆重逢，锦绣洞庭八百里，四江精粹在湖滨。”彭德怀当即回赠一首：“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明确地表明了起义的决心（见《彭德怀自述》第76页）。
为使士兵会的章程在师里取得合法地位，彭德怀根据《士兵会章程》的内容，拟订了随营学校的章程，在《士兵会章程》前面加上了一总则：以拥护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奉行三大政策，救国爱民为宗旨；以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纲领；以反对军官打骂学员，禁止休罚，实行经济公开，作为学员自治会内容。这些都得到周磐的赞同，并交待参谋长杜际唐照办。随营学校就这样很快办起来了。
彭德怀召集李灿、李力，张荣生商议，由他们分别负责考虑挑选三十个骨干去随营学校学习。随营学校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在南县开学。周磐从长沙赶来参加开学典礼，宣布黄公略为校长，贺国中为教育长，黄纯一为大队长。黄公略为少校，贺国中、黄纯一为上尉。学校招收了一百多名学员，其中有当时在湖南各县被反动派追捕的共产党员、农会干部和工农积极分子，如潘泗滨等。随营学校按军事建制，下设三个中队，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开学典礼后，彭德怀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约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到一团团部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南华安特委派张匡出席，商议了会后的工作：计划在随营学校中，每期吸收三分之一的学员为秘密士兵会员，到年底作到二、三两个团中有一、两个进步连为核心，全师以一团为核心，在情况有利时，就可以争取全师起义。同年六月，黄公略调任三团三营营长，黄纯一调任一团九连连长，随营学校实际上由贺国中负责。贺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官，对学员要求特别严格，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军事训练、体力锻炼和野外作业，着意培养学员适应革命的艰苦生活的需要。贺国中以身作则，如在急行军中，他总是和学员一道，全副武装，走在队伍的前头。他常用生动具体的事例对学员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在学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为以后带领随校学员参加平江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思想发动
为了密切官兵关系，彭德怀取消了小厨房，上自团长下至连排长一律与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禁止官长打骂士兵，初步废除了体罚制度。关心士兵生活，彭德怀把六千元公积金以及自己的一部分薪饷拿出来给士兵买了蚊帐，补充了被子，深得士兵的拥护。
党组织还以多种方式，与士兵进行广泛的接触，用反动派残杀工农群众，克扣军饷，欺压打骂士兵等事实，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秘密组织进步士兵阅读进步书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如李灿所在的连队，建立了以军士为主，吸收个别士兵参加的“读书会”，组织“读书会”成员阅读进步书刊，进而秘密地阅读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彭德怀经常到部队找士兵谈话，问士兵这个礼拜是那个排长值星？他打不打人？连长打人吗？当兵几年了？寄过钱回家没有？最后就要问到军阀、土豪、劣绅好不好？当他发觉士兵们不愿回答，存有顾虑时，就立即明白指出：军阀土豪都不是好东西。有一次，南县土绅拒绝给几个被打死的士兵家属筹发抚恤金，彭德怀用这个事实在士兵中宣传，激起了士兵对那些财主老爷的愤恨，有的甚至拍着胸脯说：“老子再也不给这些财主卖命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南县共产党机关破坏，反动派捉去青年学生、工农同志三十七名。同时豪绅组织清乡委员会，当即杀了二个学生同志（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南县反动派抓住一个不到十四岁的少年周涛（共青团员），连彭团长出面讨保也不准，当做“土匪”给杀了。士兵们愤愤不平，议论纷纷，都说：“谁家没有弟妹，哪个看了不痛心！为什么这些人这样心狠手辣？”这些事实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士兵。彭德怀还进一步引导士兵，使他们懂得：士兵来自工农，穿工人的衣，吃农民的饭，不要忘记工农，要为工农谋利益。部队纪律严明，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也不搞“清乡”；有的还派人去喊群众回家生产。对于那些抢老百姓财物的清乡队，部队的党员和进步士兵常出面干预和制止，使得清乡队不敢在第一团驻地随便抢劫。
部队到平江后，党组织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好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加快起义的步伐。团党委更抓住反动派对劳动人民进行疯狂屠杀的残酷现实，对士兵进行教育。例如：献钟有个姓李的大恶霸地主，因为大革命时期一个姓张的农民给他戴了高帽子，这次在落鼓地方，这个恶霸地主就杀了三十多个姓张的人。东山有个姓杨的土豪，把农协委员杨光裕捆进杨家祠堂，然后拖到每块祖宗牌位面前捅一梭镖，一连捅了十多梭镖，杨光裕满身血肉模糊，惨痛至死。这些事实，无一不激起士兵们的气愤，以至他们在路上看到坐轿子的地主豪绅就骂，有的还故意拉开嗓子大声说：“咯都是喝农民的血汗长肥的呢。”党组织还通过士兵委员会组织士兵演活报剧，内容都是揭露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压迫，说明农民世世代代过着穷苦日子的根源。士兵们在平江亲眼看到清乡队把捉来的“土匪”成批地杀掉，大批关在牢狱里，他们开始怀疑“平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土匪？”后来，部队党组织经常秘密地在驻地张贴出“打倒土豪分田地”、“消灭清乡队”、“工农士兵是一家人”等标语，并以其他方式教育士兵，使士兵逐渐知道：“土匪”原来是四乡的贫苦工农，清乡队是地主豪绅的武装。这样，士兵斗争的目标，就由克扣军饷的“上司”，逐步扩大到土豪劣绅和他们的清乡队。
平江县城北门柘树坪，是一团三营驻在那里的操坪，也是县衙门和清乡队屠杀工农的场地。每当清乡队杀人时，三营就借口出操进行干扰，有时甚至公开和清乡队干架。清乡队对这支正规军怯着几分，因而总是躲着在夜里杀人。这样便更加激起了士兵们的愤慨。有一次，清乡队将三十多个工农群众绑赴刑场枪杀，三营九连连长黄纯一立即率领全连上操，占领刑场，但清乡队还是把这些工农群众拉到另一个地方杀害了。当天晚上，士兵们秘密贴出了“打倒屠杀工农的真正土豪劣绅”的标语。第二天，全城反动派一片惊慌。县长刘作柱领着一批土豪劣绅来到一团，要求彭德怀禁止士兵的“越轨”行动，密查写标语的“暴徒”。彭德怀简单明了地对他们说：“暴徒”要铲除，真正的土豪劣绅也应打倒。
（三）争取掌握领导权，多次寻找平江地下党组织
在前一段工作中，彭德怀把一个思想反动的连长撤了职，由共产党员黄纯一接任。黄公略调任第三团三营营长，贺国中负责随营学校，也都是他的建议。这样便控制了一团以外的一些重要兵力，为策应起义，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同时，一团党组织还多次派人去寻找平江地下党组织，要与地下县委接头。当时驻平江的阎伸儒旅，订了一个彻底“清剿”计划，这个计划即将实行，严重地威胁着平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彭德怀急于要把这个“清剿”计划送给平江县委。正在这时，有一个名叫毛宗武的从思村来到彭德怀的住处。一九一六年毛宗武曾与彭德怀一同在部队当兵，这次见面，彭德怀乃以故友相待，把他留在自己房内，并把“清剿”计划故意压在书下，嘱马弁李光少进去，有意让毛抄录“清剿”计划。这天黄昏时，彭回到团部住室，毛宗武要走，彭说：“你把清乡计划抄好了，想送回去是吧！”毛开始不承认，彭问道：“你口袋里是什么？”毛惊慌失色。彭德怀心中有数了，便让毛宗武穿上军衣，派传令排长张荣生送他出城，回到思村。一团党组织还想出很多办法去找工农游击队。例如，他们奉命搜山“剿匪”时，总是大张旗鼓，朝天放枪，先给游击队报个信；然后在偏僻处扔下些子弹、手榴弹。有时还附上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红军不要慌，朝天放排枪；上官不发饷，我要参加共产党。”为了迷惑反动派的耳目，彭德怀曾亲自带领李灿连到二营驻地思村巡防，摆出“剿共”的架势，到乡下去“搜山”，沿途丢下一些子弹和手榴弹，总是先鸣枪给革命的同志一个信号，让他们有所准备，再把队伍拉走，使地方党知道一团这支队伍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军队，里面是有革命力量的。（参阅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载《红旗飘飘》第19期）有时还把当地政府和挨户团抓到的游击队员和共产党员要来审问，然后进行“处置”，暗地里把他们一个个放走了。如黄公略驻在嘉义，就将嘉义挨户团抓去的我共产党员黄耀南以押到营部审讯为名，将其救了出来。在这期间由于与县委没有接上头，部队与游击队接触中双方都还是有一些伤亡，二营在福寿山的北风洞曾打死南乡游击队几个放哨的游击队员。
与此同时，彭德怀、黄公略还做了大量的地形考察工作和对保安队、警察局的兵力部署和特务活动的调查工作，绘制了军队和民团的兵力分布图。李灿还和田长江到保安队驻扎的监狱侦察实况。起义前李灿亲自到清乡委员会和民团（挨户团）常备队驻地侦察，得知民团每日十二时半睡觉，十四时起床，这段时间除守卫者外，没有其他人在外面。
（四）与滕代远紧急商议起义
彭德怀率部由南县来平江时，曾持南华安特委的介绍信，要与平江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到平江后却一直未能联系上。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滕代远受中共湖南省委的派遣，以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赴平江找党的关系，以恢复湘鄂赣特委的工作。这时第一团党组织得到了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见滕代远《关于平修铜情况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
滕代远，乳名龙兆，化名唐大光、李光，一九○四年十月出生在湖南麻阳县岩门乡大门坡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二三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他是长沙近郊区委书记兼农民协会委员长。马日事变后，仍在郊区坚持工作，组织暴动队，白天隐蔽，夜间出来捕杀土豪劣绅。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央派王一飞任湖南省委书记，滕代远任湖南省委常委，兼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年底，调任湘东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被叛徒苏先骏出卖，英勇牺牲，特委机关被敌人破坏。调任滕代远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省委派林仲丹和贺昌到安源向滕代远传达省委指示，并告诉他，湘鄂赣边界特委领导岳阳、临湘、崇阳、通城、通山、大冶、阳新、平江、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的工作，特委机关设在岳阳城内。因特委机关已破坏，只能先设法找到各县县委的关系，才能逐步恢复和建立特委机关。还告诉他，驻防平江城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组织，“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相配合”。（见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载《红旗飘飘》第十九卷）
滕代远从安源出发，途经浏阳时，见到了浏阳县委书记王首道。他当时正和张启龙率领游击队四十多人在一个土豪劣绅家中开会。他们派交通员护送滕代远于七月十七日到达平江县城，他以探望老友为名，见到了邓萍，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邓萍安排他在城内君子巷平江县教育局对面“镜中天”旅馆去居住。随即找来住在城里的党员黄纯一和贺夷与滕代远相见。这时，彭德怀和传令排长张荣生及传令兵数人正在驻思村的二营处巡视。七月十八日上午，彭德怀向二营官兵讲了平江县城反动派杀害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的情况，说这些被害者英勇倔强，高呼口号。还说，“此地如有游击队扰乱，不要还枪，叫他们回去，以后我们互不干扰，他们不是土匪，而是农民自卫队。”“他们是革命的，我们迟早会要走这条路的。”（见《彭德怀自述》第85——86页）中午在营部吃饭时，从营长陈鹏飞的亲戚口中，得知长沙昨天抓获共产党南华安特委负责人，搜出黄公略亲笔写的通行证。彭德怀当即决定下午回县城。下午四点左右到县城，未回团部，先到东街电报局查阅电报。电报局长交给他一份密电，并告之另一封给师部的密电正在核对中。彭德怀当机立断，截留了发给师部的密电。这份密电是师长周磐给驻在平江的副师长李慧根的。另一密电则是陈玉成照周磐原稿拍给彭德怀的。陈玉成是周磐的马弁目，又是同乡，很得周的信任。陈是救贫会员，是我党的秘密情报工作者，与彭德怀关系很好，曾暗地里把一本密电码交给彭德怀，说：“这是周师长与李副师长通电密码。以后有紧急机密事，我就译发两份，一份给李副师长，一份给你。如遇特别机密要事，就先给你，后给他。”（见《彭德怀自述》）这次陈玉成译发的密电是说南华安特委已破坏，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黄公略是共产党员，其所持通行证被周磐认出是黄公略的亲笔字，于是周磐要李慧根副师长立即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三人。这确是一个十分紧急的情况。与此同时，滕代远也接到湖南省委关于南华安特委被破坏的通知，指示中说：“独立五师党的情况有所暴露，立即策动暴动，以争主动。”（见《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630页）。
下午七时，彭德怀约集党员，以看望黄纯一的病为名，与滕代远一起到县立医院黄纯一的病室秘密开会。到了八人（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张荣生、黄纯一、李灿、李力、李光），邓萍向与会者介绍了滕代远，大家高兴地表示欢迎。滕代远报告了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彭德怀叙述了特委被破坏，长沙反动派查出黄公略亲笔通行证等情况，说今天开团党委紧急会议，请同志们讨论是否起义。李灿认为时机不成熟，仑促了一些，形势对我不利。他提出让公略三人逃走，万不得已时，团长也可避开。他对起义似有一点犹豫。彭德怀果断地指出：“现在情况很紧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先发制人，一点也不能犹豫，犹豫就是失败。”李灿马上说：“放弃犹豫，赞成马上起义！”会上张荣生介绍了一营的情况：士兵仇恨反动县政府和清乡委员会。他们对反动派大肆杀害青年学生和农民的罪行异常愤慨。李力讲特务连和机关枪连也是如此。黄纯一谈到第三营近月以来，工作有很大发展。彭德怀分析了部队的状况：在南县时已经有四个月没有发饷，到平江后又一直拖欠未发，这是部队中最易爆炸的问题。彭德怀强调说：“闹饷是发动起义的主要手段，由秘密到公开，争取营、连、排长参加或同情。可以说团长同意这样干，只有闹饷，才可冲破师特务营（只有二百余人）这个堡垒，团结全团绝大多数人，才能有效地防御二、三团可能的进攻。”（见彭德怀：《平江起义》载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
大家都很赞成彭德怀的意见，并交换和分析了士兵的思想情况，决定通过秘密士兵会，做好串连发动工作，以闹饷为手段举行起义。大家一致宣誓：坚决在平江武装起义，解除地主武装，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新的红军，响应红四军的英勇斗争。会议最后决定七月二十二日（农历六月初六日）下午一钟点，乘敌午睡时举行起义。
会上还作了如下的具体分工：滕代远负责政治工作及地方党组织的的联系工作并负责筹组地方革命政府。邓萍负责有关起义的标语、口号、传单、布告的拟定和印刷等事宜。彭德怀则负责消灭民团、清乡队、警察局等反动武装，控制县署，释放“犯人”，并解决师部等务项准备工作。具体由李灿商同雷振辉负责消灭清乡委员会的挨户团；黄纯一发动九连（尽可能争取全营参加）解决县警备队、警察，放出监狱“犯人”，看管司令部，逮捕反动机关人员。李力负责组织机枪、特务两连参加举事，并派出代表串通师特务营一起闹饷。团特务连和机枪连监视师特务营。李灿、张荣生负责领导一营并串通二营闹饷，组织士兵委员会，争取营长和连长参加或同情。张荣生还要组织本团团部和二、三两团留守处人员闹饷。李光负责于当晚送信给嘉义镇的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嘱其以闹饷为借口，于二十二日下午同时起义，并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发动群众参加斗争。此外，还派席洪全等到岳州送信给贺国中，告诉上述情况，要他立即将随营学校开来平江，只说是师部命令。
会议要求一切准备工作，应于二十日上午前完成，作出的具体计划送彭德怀进行必要的调整。
彭德怀于二十日早饭后，以副师长李慧根的名义，给师长周磐发了一封密电：“砥公师座：巧电奉悉。三人已遵示逮捕，随校已令开来平江，请勿念。”（见《彭德怀自述》第90页）同时还屡电省府报告“清剿”胜利消息，并要求拨发枪枝、饷银。
起义指挥所设在一团一营驻地县立男子中学（即天岳书院）后面的一户农民的草屋里。其时二连连长李灿的家属住在那户农民家里。滕代远来后不久即由邓萍安置住在这里，这里偏僻、幽静，一些秘密会议就在这茅屋里召开；一些宣传标语、口号、通告、传单也在这里油印；起义用的红领带也在这里缝制。
经过十九日这一天的紧张准备，一营机枪连、特务连顺利恢复了士兵会；闹饷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全团各营连士兵委员会商定了应清洗的反动军官名单和应选的军官名单。
在起义前二天，即七月二十日深夜，传来了黄公略率部起义的消息。黄公略所在的第三团团长刘济人打电话给彭德怀，说黄公略是共产党，于二十日黄昏借闹饷为名，杀了他的侄子一一十一连连长，又向嘉义镇商会借了三千元，当晚即率部队向南山逃跑了。刘济人又说：黄公略是彭德怀推荐的要彭对黄的叛逃负责。彭德怀镇定地回答说，现在部队又有好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如果不解决，这次闹饷风潮可能波及全师，那不单是黄公略一个营的问题了。刘济人挨了这一闷棍，也只好说：“不好办！”不一会，第二团团长张超也打来电话说，三团三营营长发动士兵闹饷，率部叛变。彭德怀回答说，这个问题真令人不安，一团素有闹饷习惯，二团规矩些，比较安心。张超一听，忙说：这很难讲，谁能安心，担保他们不闹饷，下级军官也难免。（见《彭德怀自述》第91页）从刘济人和张超的口气中，彭德怀分析到以闹饷为手段来发动起义，他们是没有勇气来进攻的。
当晚，彭德怀要张荣生把邓萍和团党委其他成员找来，开了一个紧急会。张荣生和邓萍责怪黄公略不该提前起义。彭德怀说：“现在埋怨也无用。”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黄公略这个营属第三团建制，黄的提前起义，一时不会引起师部对一团的怀疑，但必须抓紧；黄公略搞早了一点，但不要紧，也起了扰敌二、三团的作用。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按预定计划起义。会议还讨论了宣誓的准备，起义后的军队名称、干部配备，还提出以下最低要求：
1 彻底消灭平江城的民团、挨户团等地主反动武装，逮捕县长、省督察员、独立五师副师长等反动头子和一些土豪劣绅。推翻国民政府，推翻国民党党部，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2 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并以缴获的一部分武器交给地方党委武装工农。
3 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宣布土地政纲和劳动法令。首先是不还债，不纳税，不送租，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三八工作制，增加工资。
4 释放在牢中的一切政治犯。
5 在湘鄂赣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求得与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活动的区域打成一片。建立湘鄂赣边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以便统一领导革命斗争。
6 改善士兵生活。凡参加起义的官兵，每人发现洋三元。官、兵、伕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建立革命的士兵委员会，选举官长，废除打骂和奴隶教育。
7 向富商筹募军饷，没收地主豪绅及反动头子的财产。除现金作为军饷外，其他财物分给贫苦农民。
8 宣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没收各帝国主义在平江的教堂、企业和财物，归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处理。
9 武装拥护苏联，并与各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10 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等自由。（以上见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载《红旗飘飘》第十九卷）
会上，彭德怀布置赶快写信给二、三团备营、连、排长，告诉他们一团已经闹起来了，要求发清欠饷，“不发饷不下乡剿共，还要一起干共产党。”信当即油印寄出，并让张荣生立即派通讯班到城西五里外，破坏通往长沙的电话线，写上“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当晚大家都很兴奋，彭德怀即兴吟诗一首：“电传天书值千金，这是革命幸福根。渡过明天难关日，廿二午时红旗新。”表达了他对起义的向往和胜利的信心。（见《彭德怀自述》第91—92页）
（五）七月二十二日的武装起义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彭德怀在团部召开了驻在县城和城郊的一、三营的营、连、排军官会议。会上，他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宣布团部要实行一九二八年一月士兵委员会章程，实行为工人农民服务，建立工农革命政府和工农红军。还当场揭发第三营金营长经济手续不清，财政不公开，又与平江土豪劣绅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等罪行，宣布将金撤职查办，交特务连看押。并任命九连连长黄纯一代理三营长职务；同时对十余名不执行士兵会章程的连、排长停职考查，暂不回连。他们的职务由该营、连士兵委员会推选适当的人代理，报告营、团部备案。这一措施，最后扫除了举行起义的障碍，大家心情异常高兴，立即分头行动。
十一时半，彭德怀带着警卫员和传令兵来到男子中学（天岳书院）参加一营官兵的誓师大会。他们到达后，李灿即令司号员田长江吹号集合。全营官兵即奔赴男子中学操坪。李灿统一喊了口令，六七百人列成营方队。彭德怀威武地站在队伍前头的一个土台子上，对着全副武装、列队整齐、精神振奋的一营官兵说：“士兵弟兄们，反动师长周磐这个吸血鬼，克扣了大家的薪饷。我们好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弟兄们连个吸烟的钱都没有，都穷得要命。昨天我去找县长刘作柱借饷，他分文不给，还说当兵的穷小子，哪里有什么薪饷发。大家想一想，我们当兵的难道不是人吗？我们天天给军阀地主土豪做牛马，流血流汗，连双草鞋都没有，连基本的生活费也没有保障，这样受压迫的日子我们能再忍受下去吗？我们能再给他们卖命吗？”（见李聚奎：《平江起义时期的彭德怀同志》载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李寿轩：《有关平江起义的回忆》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谈话记录）
这时，全营士兵一齐振臂高呼：“我们再不能给军阀卖命了！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会场上，形成了愤怒的海洋。彭德怀接着说：“好！我支持大家的正义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给军阀地主卖命了，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救出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今天，我们就去执行一项光荣的革命任务，活捉刘作柱，消灭反动的民团武装，逮捕土豪劣绅，把班房里的人放出来，把财主的光洋银子没收过来，给弟兄们发饷，救济穷苦的老百姓。”接着，他高声地问道：“大家赞成么？”士兵们斩钉截铁地回答：“赞成！赞成！活捉刘作柱，消灭土豪劣绅！”（来源同上，并见田长江回忆录：《在彭总麾下》第十一章：“平江城里红旗飘”）
彭德怀当即宣读了誓词，大意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政府；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工农红军，实行官兵平等，军官由士兵委员会选举，实行财政公开。现在就向平江反动县政府、民团、清乡队、清乡委员会进攻，坚决消灭他们！（参阅《彭德怀自述》第95至96页）接着彭德怀具体布置了各连的作战任务，强调了革命纪律，并接过李光给他递过来的鲜红的领带，带头挂在颈项上。官兵们每人都发了红带子，作为起义的标志。最后彭德怀拔出手枪，往空中一举，下达了命令：“装好子弹，准备出发！”
彭德怀一声命令，士兵们斗志昂扬地行动起来。成四路纵队，分别向预定目标发动进攻，这时正是下午一点。
按预定计划，李灿率领他原来指挥的第一营第二连并指挥一营的其他两个连，进攻平江城内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监狱和县挨户团，解除其反动武装，逮捕其主要负责人。黄纯一率领他原来指挥的第三营九连，并指挥三营的其他两个连，进攻独立五师师部及其特务连，解除其全部武装，逮捕其主要负责人，并派出部队在县城北门外担任警戒，以保证城内起义的胜利完成。
这时，李灿率部直捣西街文庙附近、月池塘地坪对面的县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解决了保安队哨兵和警察局的武装。占领了县政府，活捉了清乡督察员杨鹏翼、警察局长黄夕度、财政征收主任向玉霞。并在县政府刘作柱的公馆内抓到了刘作柱。这个平日欺压百姓，威风凛凛的县长，直吓得浑身发抖，当看到抓他的是彭团长部下的军官和士兵时，忙露出笑脸，结结巴巴地说：别误会了，我是刘县长。李灿冷笑一声说：一点也没有误会，我们要抓的正是你刘县长。当田长江等把他押到指定地点，他看到被押来的都是些穿长衫的劣绅时，这时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一连包围了驻在下西街的清乡队，九班班长周玉成带领一个班，象尖刀一样插到清乡队的住处，刚一接近，他们的哨兵就放了两枪，周玉成把枪一举，大声喊话：“我们是闹军饷的，与你们无关，不要开枪！”清乡队听说是闹军饷的，迟疑了一下，周玉成乘机把手一挥，领着士兵冲进了院子，把枪口对准清乡队长，这队长一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连声说：“我是队长，自己人，兄弟别误会。”周玉成厉声说：谁跟你是自己人，快举起手来，不然老子毙了你！这队长只得乖乖地举起双手，被士兵们一索子捆起带走了。周玉成又大声告诉清乡队的士兵，只抓队长，要他们把枪交了就没事。那些士兵这时一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不敢再抵抗，一窝蜂放下武器，向起义军投诚。
黄纯一带领九连直往师训练处进发。训练处驻在西街天主堂，有一个特务连的兵力，实力比较强。为了防备他们的反抗，按照彭德怀的部署，黄纯一先把一、三排悄悄布置在天主堂后面的小山坡上，居高临下堵住特务连的后路，然后指挥二排从师训处正门进攻。进攻前先用五、六两个班的战士摆开阵势，掩护四班战士对着特务连的士兵喊话：士兵弟兄们，我们是到师训处闹饷的，你们快和我们一块闹饷吧！特务连的士兵也有好几个月没有发饷了，一个个牢骚满腹。听说是闹饷的，他们都赞成，不少士兵跑了出来，加入了闹饷队伍，调转枪口，迅速解除了师训处的武装，除师训处长李梓人因躲在密室内没有捉到，后化装逃跑外，其余军官全部被俘。
这次起义，从下午一时开始行动，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解除了城内全部反动武装，控制了整个县城。县城的首恶分子大部分被逮捕。出卖罗纳川烈士的叛徒高岑楼就在当天被枭首示众。被俘的民团警察共两千余名，全部集中在关帝庙内，我军派出干部对他们进行教育，讲解起义的目的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号召他们投靠红军，跟着共产党走，再不要给国民党反动派卖命，干坏事了。他们自愿参加红军的，表示欢迎：要求回家的，便发给遣送费，让其回家。
这次起义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是解救被关押在城南和城西的三所监狱里的上千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马日事变前担任平江县委书记的陈景潜也是这次起义军从监狱里救出来的（他入狱前任县委书记）。
当二连六班班长李寿轩带领士兵奔向小西门外的监狱时，这个监狱里的三百多名被判死刑的革命同志，已经吃过“送终饭”，正准备走向刑场了。就在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了枪声。监狱里的难友们都以为反动派开始屠杀了，个个心中无比愤怒。但一霎时，他们看到冲进来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一面解除监狱武装，一面向狱中的难友们高声喊话，说他们是彭德怀的队伍，是工农红军，特来营救狱中难友的。他们的喊话使得全监狱顿时沸腾起来，难友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尽情地高呼：“我们的救星来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起义战士砸掉他们身上的镣铐，他们一个个欢呼着，跳跃着，有的抱住起义战士，只是流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被救出狱后，有的要求立即参加红军；有的不顾伤口疼痛，自动上街宣传，张贴标语，举行游行示威；有的带着起义战士到处搜捕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挖出了他们埋藏的金银财宝和枪枝弹药；有的连夜到钟洞、思村、岑川等地去给平江县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送信，用自己被救出，县长刘作桂等反动派被抓的事实，证明彭德怀是共产党，彭德怀的起义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起义胜利了！红旗插上了平江县城楼。只有三、四个小时，平江城就由一片白色恐怖中解救出来，全城充满着光明和自由。广大劳动群众望着呼啦啦迎风招展的红旗，想到这翻身日子的到来，一个个喜气洋洋。商店照常营业，秩序井然。在欢乐的人群中，邓萍挟着一捆红纸标语走到彭德怀身边，激动地说：“胜利了！比预想的顺利！”彭德怀也高兴地回答说：“有点象革命来潮的气象！”（见《彭德怀自述》第91页）
驻在思村茶号的一团二营官兵，二十二日上午接到彭德怀的电话，通知他们撤回平江城闹饷。当日中午，营长陈鹏飞召集全营训话，说：“我们几个月没发饷了，弟兄们辛苦点，打到平江城里去，到平江后再去打长沙，到长沙后抢它三天，每人三两百元的。”陈鹏飞喊道：“要饷的跟我来！”他们就地缴了思村清乡队的四十多条枪。
下午四时，第二营从思村开回平江县城。起义指挥部组织了热烈的欢迎和慰劳。开了欢迎会，每人都发了六块银元，发了纸烟，还发了三颗糖。由出狱学生组织的宣传队，向他们进行宣传。学生们讲得极为生动，使二营官兵深受教育。（见访问当年一团二营士兵郭文斌的谈话记录。）
黄公略领导的三团三营，原驻在离平江县八十六华里的嘉义镇上街裕春药铺附近的茶行一带，营部扎在上街锅厂。为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他曾亲自化装到谢江、早仑、桐坪等地私访，地下党警惕性很高，故在起义前未能联系上。直至七月二十日下午三时许，黄公略率部在嘉义街上暴动，将驻在嘉义镇下铺的挨户团办公处围住，枪毙了挨户团主任杨丹厚，缴获挨户团二十多枝枪。这时，嘉义地下党区委书记涂正坤、区委委员李克家闻讯赶来，与黄公略取得联系。涂正坤指挥地方游击队镇压了一批首恶份子和恶霸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农民，建立苏维埃，将被俘的团丁经过教育后释放回家。起义部队在嘉义商会借款三千元，并由地下党派人作向导于黄昏时由嘉义过河经谢江、周方、恩溪、钟洞等地，前来会师。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黄公略率起义部队到达平江城五里暹江处。他令队伍就地休息待命。黄公略先进城找到彭德怀，高兴地谈了起义经过。这时，该营九连连长贺仲斌煽动说：我们受了黄公略的骗，黄公略是共匪……乘机带着队伍向南跑步开走了。黄公略获信后要去追回，彭德怀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说：现已过了一小时，派部队去追，还要一小时才能出发，他们已走了二十里，来不及了。让黄公略一人去追，会把黄捉去。彭德怀没有责备黄公略，他对黄公略说：“你去三营还不到一月，情况不熟，士兵不信任，刘济人在部队中长期进行反动教育，革命成为不合法，反革命成为公开合法，在这种是非颠倒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叛变并不特别意外，不要难过。我们没失去什么，反而对巩固一团部队有益处。”他们从这一严重教训中总结出巩固部队的经验，在起义中进一步发动士兵群众，充分发挥士兵会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洗反动军官的工作。给旧军官发路费遣送出境，从而提高了士气，巩固了起义部队。
贺国中接到彭德怀的密信后，借口野外操练，将周磐安插在学校的亲信周楠、何幼初、陈松等人留在岳阳，自己带领五百多学员，（注：滕代远回忆为一百学员）全副武装，从岳阳驻地开往平江。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许，当他们到达平江县城六十多华里的浯口镇时，即听说平江县城起义的消息。贺国中当机立断，一面派人捉拿随队前来的教育长（其时已溜走，没有拿获）；一面集合全体学员，宣布起义，并马上埋锅造饭，连夜急行军，于二十三日清晨赶到平江县城。起义指挥所组织了热烈的欢迎。彭德怀接见了他们，对学员作了安排：凡是一团去的仍回一团；从二、三团去的和外来的学员，则根据自己的意见，自愿参加红军的编入红军。不愿参加的，交出枪枝，遣送回家。结果绝大多数学员留下来当了红军。至此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了！参加起义总人数为三千七百余人。（见彭德怀《往事回忆》）
这次起义，缴获步枪近千枝，子弹约百万发（主要是五师师部库存）；俘虏民团（挨户团）、清乡队、警察等二百余人；救出监狱的革命群众约千余人；从县长到清乡委员以及大的劣绅，均已逮捕，约三、四百人。只是清乡委员会主任张挺因早离开平江去长沙，没有抓到；独立五师副师长李慧根和参谋长杜际唐潜逃了。县城四门已禁止出入，城上有哨兵巡逻，社会秩序甚为安定。革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七月二十二日晚上九、十点钟，彭德怀、滕代远主持召开了一次团党委会，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确定下段工作，着重讨论了经费等问题的解决办法。当时师部经理处所存现金很少，只有岳州海关的拨款支票十余万，一时还拿不到现金。县税务局、田粮局现金不到千元。团部军需正随师部经理处长到长沙领七、八月经费，团部积存只有数百元，另有公积金约一万五千元。这笔公积金中，有的是私人捐献的，仅彭德怀一人就捐献了三千八百元。原来，彭德怀自讲武堂毕业，回到一连任连长后，即将自己的薪金积累起来，到起义时为止，共积累了四千二百元。除偿还父亲和祖母死后安葬的欠款四百元外，其余的三千八百元他全部捐献出来支援革命事业，作了公积金。尽管有这样一笔款项，但并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为此，团党委讨论决定：将城内榷运局所存官盐百万斤，公粮和地主存粮数万担，减价出卖一半；（另一半留着最后分给赤贫户）各大商店捐一部分款子，资金不满一万元的商店不捐，一万元以上的捐资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反动分子与一般商人合股经营的商店，除没收反动分子所有的那一部分资金外，其余按百分之三十交款。所有当铺一律没收，凭发票发还原典当物件。经过这样的筹备，使得参加起义的官兵，每人得到现洋十二元。
当时县城有盐仓三所，东街的砚泉巷盐仓，十字街墨香阁盐仓，青石巷洪家大屋盐仓。三仓共储官盐一百多万斤。公卖时分别在东街的药王宫、西街文圣庙、北街同丰南货油盐号进行。每块银元八斤，除规定不准用箩筐担外，准许自带盛盐器皿进仓盛盐，没用秤称，只是粗略估算，所以每元实际要买到十几斤乃至二十斤。当时市价每元只能买到六斤各地贫苦农民和游击队还免费挑去不少。同时将县城启明巷的万石廒、岩上的永储仓、犁头嘴的平安仓所存稻谷四百万斤除留一部份供军需和分给赤贫户外，其余都平价卖给了群众。
七月二十二日当晚，独立五师二团、三团分别由原驻地向岳州、浏阳方向撤走。
（六）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和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七月二十三日，由士兵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向县城各街道和郊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宣传。如张贴宣言、标语、画报、布告、散传单、呼口号、口头演讲、唱文明戏等。主要内容是：宣传我党土地政纲、劳动政纲；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官兵平等、废除肉刑；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是工人农民的，要为工人农民服务等。如：
打倒国民党政府！
打倒国民党军阀！
拥护中国共产党！
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
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废除苛捐杂税！
实行不送租，不还债，不纳税，不纳粮！
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
工人组织工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良工人生活！
士兵组织士兵委员会，要求发清欠饷，反对军官拳打脚踢！
欢迎白军士兵武装起义，推举革命的官长，成立工农军！
青年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欢迎学生参加土地革命！
妇女组织妇女协会，实行男女平等自由！
反对包办婚姻！反对重男轻女的恶社会！
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政策！
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武装拥护苏联！
七月二十三日，团党委开全体会议，滕代远、彭德怀、黄公略、邓萍、黄纯一、贺国中、张荣生、李灿、李力、李光共十人参加。会上，黄公略汇报了三团三营起义后叛变的情形，检讨了自己没做好工作。彭德怀又重对这件事进行了分析。着重讲到发动士兵清洗不可靠的军官。会议决定，为接受三团三营的教训，须加强士兵会的领导，继续发动士兵群众选举军官；士兵自治，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实行一九二八年一月士兵会章程，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彭德怀提议向湖南省委建议留滕代远为红五军党代表，大家都赞成。
二十四日上午，士兵委员会在团部召开联席会议，选举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邓萍为参谋长。成立一四、七三个团。雷振辉为一团团长（原为一团一营长，后叛变，被处决）；陈鹏辉为四团团长（原为一团二营营长）；黄纯一为七团团长（原为一团九连连长）。会议还通过了红军实行共产党党代表制，团以上建立政治部，保证部队革命化等建议。滕代远为红五军党代表，李灿为一团党代表，黄公略为四团党代表，黄纯一兼七团党代表。营、连长及其他各级干部也作了调整和安排。还编了特务连、追击炮连、机关枪连，设立了军医处、经理处、电话处、卫生队等组织机构各连成立了革命士兵委员会，军官由士兵选举产生；制订了不许侵犯老百姓，不许调戏妇女等革命纪律。会议郑重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保证永远为工农服务。
为加强党的领导，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五军委员会，由滕代远、彭德怀、邓萍、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李灿、李光、张荣生、贺夷等组成，滕代远为书记。各级党代表为同级的党委书记。这是当时红五军的一项重要制度。
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平江城乡，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人们喜笑颜开，扬眉吐气。起义当天，中共平江县西北特委正在离城八里的麟狮洞开会。听到枪声，西北特委书记李翕如即派皮简卿和童文基进城探听情况。他们看到哨兵每人系了一根红带子，经过联系，起义军的一个军官告诉他们：一是快回去动员赤卫队进城与起义军部队会合；二是派赤卫队到城西的澄潭担任警戒，堵截从县城逃往长沙的反动分子。他俩接受任务后，即速回报，西北特委马上召开了会议，成立了平江农民赤卫队西路指挥部和北路指挥部西路总指挥为杨晋区区委书记钟仁陔。特委分头下去动员群众，组织一支千多人的农民赤卫队，除原有十二枝枪外，其余都是大刀梭标，一半随指挥部进城配合起义军，一半防守从英集岭河边到澄潭一线，西路指挥部驻西街节烈寺。防守澄潭的赤卫队，先后截获了西逃长沙的平江土豪劣绅三百余人除将罪大恶极的挨户团中队长胡升等几十人镇压在澄潭沙洲上外，其余的带回县城，交各乡党组织和赤卫队去处理。北路总指挥为梅团区委组织委员黄沐林，指挥北路赤卫队大部分防守苦竹岭、团山铺一线，一部分进城配合起义军昼夜巡逻，指挥部驻岩上北禅寺。也就在起义的当天，中共平江县委负责人胡筠正在钟洞白鸡坑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听到彭、黄起义的消息，决定发动群众进城，慰劳起义部队，并组织游击队配合起义部队，扩大起义影响。他们连夜赶制红旗，筹集了诸如肥猪、鸡蛋、蔬菜、布鞋等慰劳物资。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和游击武装组织的队伍，于第二天由胡筠、李宗白、张警吾、毛贲虎等县委负责人带领，扛枪背刀，挑菜抬猪，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涌入县城。慰劳红军，协助红军清查土豪劣绅，把他们带回农村批斗。
县委负责人到达县城后，会见了滕代远、彭德怀，在团部召开了红五军党委和平江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扩大宣传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县实行总暴动；努力肃清反动势力，加强侦察警戒，严防豪绅地主等反动份子外逃；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会议决定：以平江东乡的长寿街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部队整编完成后，即派第四团向平南发展，与浏阳县委取得联系，协助他们开展工作；派第七团向平北发展，与湖北省通城、咸宁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协助他们开展工作；第一团和军部直属单位向长寿街开进，并向江西省的修水、铜鼓等县发展，力争在最短期间，从平江开始，建成湘鄂赣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同时打通湘东、湘鄂边和赣南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取得联系，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造成整个罗霄山脉的割据。（见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红五军党委和平江县委在平江县月池塘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红五军、全体成员和工农群众街道居民、学生上万人参加了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宣布成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这一天，县城四处扎起了牌坊，悬挂了彩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响个不停。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欢呼声、口号声，震天撼地。大会由中共平江县委负责人胡筠主持。滕代远、彭德怀等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强调新成立的红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劳苦人民打天下的工农武装，是为中国各民族求解放的队伍，号召全体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武装保卫苏维埃，坚决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把红旗插遍全中国！会上，宣布了平江县第一届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胡筠及十五名政府委员名单。并宣布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实行土地革命，扩大工农赤卫队，支援红军等。大会还应群众的要求，公审和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县长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刘作柱，省清乡督察员杨鹏翼，大劣绅清乡委员李铁桓，城区挨户团主任黄思勤，警察所长黄夕度，财政征收处主任向玉霞，普爱医院院长皮汨泉，清乡委员劣绅黄轩屏、肖敬夫，县长刘作柱之兄土豪刘作霖等，该日计杀了四十多罪恶昭著的反对派。（见滕代远《关于平修铜情况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
（七）抗击来犯之敌，撤出平江县城
平江起义打乱了国民党反对派“清乡”、“剿共”的部署，牵制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同时，它与红四军的斗争遥相配合，使湖南长沙的反对派处在南北夹击之中，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如坐针毡，迅速调刘铏、朱耀华等三个师十多个团的兵力，配合湘鄂赣边境地主武装，于二十五日分五路向平江城进攻，出现了不利于我的严重局面。这时，滕代远、邓萍正在离县城六十里的乡下参加平江县委扩大会议。彭德怀沉着机智地进行指挥。为了对付这十倍于红军的兵力，于二十五日召开了一个军事布置会议，团长、党代表均到会，讨论当时在平江城郊的军事部署，决定利用城郊周围有利地形，先歼灭敌人一两个团，然后撤出平江县城，有计划地向江西、赣南等地发展。会上，作了周密的部署：特务连、机枪连在城西作隐蔽的据点工事，诱敌向该点进攻，给敌以重创；一团置于城西机动位置，从正面出击；四团置于城南三十里外，待敌向西门进攻时，从敌侧后由南向北突进；实行南北夹攻，消灭敌之一部，把进攻平江城的敌军主力吸引到城区来，再行向平江城东乡和江西方面发展。
这次伏击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显示了红军的威力。
七月二十九日，敌军以三个团指向长寿街（在平江东一百华里）堵击我军退路，以五个团分为前后两个梯队，沿长平公路向城西进攻。敌第一梯队于三十日上午九、十时向西门猛攻我第一团阵地时，遭我隐蔽据点机关枪火力点的猛烈阻击，敌人一连几次冲锋，都被打了下去。在彭德怀亲自指挥下，红一团的战士们端起步枪，跃出工事，杀向敌群，打死打伤敌军三百多名。与此同时，埋伏在城北梅仙的红七团由黄纯一、贺国中带领，按预定计划从敌人北侧面向南突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将敌军迫至公路南侧。这时，敌军第二梯队已经靠拢，但我埋伏在城南三十里处的红四团，不按预定计划从南侧向北突击，却单独向浏阳方向进攻敌军，以致我军不能配合作战，七团团长黄纯一英勇牺牲。我一团和机枪、特务两连亦有伤亡。军需处长（旧军官）将几万元甲钞的军饷拐走了。由于敌众我寡，彭德怀即决定撤出平江县城。他们在敌人重新集结兵力，并用大炮、机枪作掩护，向县城发动总攻前，同胡筠率领的平江县工农游击队一起，将大批军用物资、枪支弹药转移到连云山区。当天黄昏时，红五军一、七两团和直属队由城北的东源岭撤离县城，当晚在钟洞、三墩、恩溪等地宿营。七月三十一日攻打长寿街失利，转移至东乡龙门厂修整，龙门区委书记张勉之率农民热烈慰劳和欢迎，让出房子给红军住宿。军部驻在龙门厂街上。
第四团在浏阳受挫，失去联系，过了两三天，由地方党派向导引他们到龙门归队。
在龙门休整近七天，进行部队的整训和做群众工作。一是建立了政治部，负责军内政治思想和对外打土豪等工作，党代表滕代远兼政治部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二是发展党组织，连上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是秘密士兵会会员。李聚奎就是这时由七团党代表贺国中和连宣传员潘四滨介绍在龙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见李聚奎《我的经历》一九八三年四月）；三是从上到下建立健全党代表制；四是进行宣传做群众工作。连队、机关都做宣传群众工作。多数人手里都提着宣传筒，开始用红土，以后用石灰写大字标语，沿途及宿营地都写满了。
这时，湖南敌人约十二至十五个团继续向平江、浏阳集结，围截我军。为避免同敌军硬拼，我军适时向江西修水进发。八月六日，部队进占修水县城，与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消灭敌军一个营和一部分靖卫团地主武装。广泛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没收了几家地主资本家开的商店当锖，将粮食、布匹、食盐、铜元、衣服等财物发给群众。同时解决了部队冬服。县城周围八九十里远的工农群众都涌进城来，参加打土豪的革命斗争，成立了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展了工会，农会和赤卫队的组织。后江西敌军从武宁、万载方面来向我军进攻。八月二十日，红五军吸取前段的经验教训，便返回平江，到达黄金洞一带。
当时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国民党反动派先后集中十多个师的兵力会同江西、湖北的反动部队步步为营，前堵后追多次“围剿”。我红五军每天要与敌人血战数次，最多时达八次之多，才能突围前进。在激烈的战斗中，许多革命同志英勇牺牲了，也有一些旧军官动摇叛变了。伤病员在增加，给养又很困难。这时，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只能吃两顿地瓜干，有时连地瓜干也吃不上。人心浮动，部队严重减员，形势相当危急。
（八）向井冈山转移
在当时的严重形势下，红五军往哪里去？彭德怀把这个重大问题摆在全体指战员面前：是继续单独留在湘鄂赣边境孤军作战，还是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对这个问题能否正确决择，它关系着红五军的成败存亡，关系到平江起义胜利成果的巩固。经过认真讨论，大家认识到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屯驻湘鄂赣边界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地“进剿”之敌有十个团，加上各地地主武装，其兵力为红军的二十多倍，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如果红五军继续在这里孤军战斗，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则能有效地对付敌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早日到来。彭德怀在会上说：“井冈山是黑暗中国的一颗明星，是湘鄂赣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指路明灯。”（见黄克诚：《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悼唁我党我国和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彭德怀同志》，载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他坚信毛主席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与此同时，八月二十日左右湖南省委要红军避免与敌之主力部队作战，并派一部向萍、安与朱、毛联络（见：滕代远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于宁冈、井冈山上井向湖南省委的报告）。省委指示：“军队组织应该扩大，无条件的执行某连枪兵一排，梭标二排的办法。从连起实行党代表制。名称为第五军，以彭同志担任，军队应向萍醴一带发展，以与四军朱、毛联络，但应避免与敌军主力作战。”
省委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及其领导人员，批准红五军党委的组成及其活动方针，“以为将来实行的发展”（见：《湖南省委致平江特委通告》）
一九二八年八月底的一天，红五军冒着酷暑，从平江黄金洞出发，向井冈山转移。国民党迅速增调陶广、王东原等加强师，前堵后追，到处围剿，红五军边打边走，冲破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沿着修（水）铜（鼓）边境前进。沿途虽有平、浏地方游击队支援，但因敌强我弱，行动进展不快。部队行至万载县大桥时，由于有人投敌告密，红军遭到朱耀华旅的伏击，伤亡很重，原来的两千多人，只剩下五百多人了，筹集的一些军需物资丢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决定退回修铜边境休整。第一次上井冈山没有成功。
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为重上井冈山作好准备，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整顿工作：清洗了混进来的反动军官；遣散了一些思想动摇和身体不好的官兵，吸收了一批思想坚定、作战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彭德怀经常到士兵中去傲思想工作，他对大家说：“我们举旗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吃苦，不能怕流血牺牲。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举着红旗，爬山越岭干到底！”（见李聚奎：《平江起义时期的彭德怀同志》载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滕代远也经常深入士兵之中和士兵谈心，有时还领着大家，唱他自己编的一首歌：
不动摇，干到底，
万众一心，团结一致。
前进，把革命障碍踏平，
翻天变乾坤，就靠我们红军！
经过一系列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将原来的三个团改编成五个大队。一大队长李玉华（旧军官）、二大队长黄公略三大队长贺国中，四大队长雷振辉（旧军官），五大队长李灿。经过整训，队伍比以前纯洁、精干，士气和战斗力也提高了。随后，部队在修水的白沙岭，又察觉到第一大队长李玉华和四大队长雷振辉有投敌的迹象，李玉华造谣说：“军长被围”，率领第一连伪称解围，逃跑投敌，后有二十多名枪兵回部，雷振辉当晚未逃脱。第二天，军部决定枪决他，他夺警卫员的枪妄图杀害彭德怀，被我三大队区队长——新党员黄云桥击毙。军部还把原四团团长后改任高级参议的陈鹏飞遣送回家。
九月中旬，红五军第二次挺进井冈山。
鉴于前次的教训，这次红军采取了欲南先北，迷惑敌人打乱敌人部署的策略。他们先向湖北通城运动，并在江西的修水、渣津歼灭了一个敌宪兵营和部分民团，击毙了敌宪兵营长，缴枪一百多枝。随后，向湖北通山前进，沿途发动群众，帮助当地建立游击队，吸收贫苦工农入伍，进行土地革命，并把没收来的粮食、衣服分给贫苦群众。群众也热烈拥护红军。红军每到一处，他们便送水、送食物，送药品、抬担架，抢救伤病员，给红军送信、带路，十分殷勤。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事迹。湘鄂赣边境的石堰乡第一村，一次就有一百六十多名青年要求参加红军。经过不断的扩军，红军又发展为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了。
十月，红五军在湖北通城突然向南回师，向江西进发，准备从修水直奔井冈山。
为了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五军军委与湘鄂赣特委在江西台庄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五军与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每个纵队约四百多人。一纵队队长孔荷宠（后叛变），二纵队队长黄公略，三纵队队长吴溉之，四纵队队长贺国中，五纵队队长李灿。并决定一、三两纵队在平江、修水、铜鼓、武宁一带活动；第二纵队在浏阳、平江、万载一带打游击；第四、五两纵队和直属队八百多人，五百多枝枪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五人组成的红五军军委率领，奔赴井冈山。
他们跋山涉水，露宿风餐，昼夜兼程。彭德怀身先士卒，有马不骑，同战士们一样，经常赤脚草鞋，背着米袋，徒步行军，走在前头。有的同志不让他背米，他说：“我有张嘴要吃饭，不背米怎么行？”他的军事地图也是自己背，不要别人背，说：“地图是指挥员的武器，自己连武器也不背，怎么能指挥打仗，还算个什么指挥员！”为了保护好地图，他自己亲自缝了一个细长的兰布袋，将地图卷成筒装在里面。有的战士看到他来了，就笑着说：“哈，背渔鼓筒的来了！”彭德怀只是望着笑笑。他非常爱护战士，每次行军时他总是同战士一块睡地铺，一块吃地瓜，吃野菜；在战斗中见到重伤的官兵，他总是带头去抢救。有次，他在江西大桥的突围战斗中，突然听到路边草丛里有呻吟声，走近一看，是一个战士负伤躺在地里，他连忙背起这个负伤的战士往前走。这时后面的枪声不断，子弹呼啸着从头顶上飞过，敌人正紧追了上来。负伤的战士急忙地喊：“彭军长，放下我，快放下我，这里危险，你快走，我掩护你。”“少废话，有我彭德怀在，就有你在！”彭德怀双手紧紧地反抱着负伤的战士。背着他，一步步向前走，转过几个山坳，硬是救出了那个负伤的战士。
这次上井冈山，红五军主力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冲破敌人一道一道的封锁。在一个多月中，他们翻过了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等数以百计的高山峻岭；跨过了修水、锦江、袁水等数十条湍急的河流；经过了平江、修水、万载、萍乡莲花等六、七个县；击退了比红军多二十倍的敌军的围追堵截，行程数千里，途中平均三天要打一仗……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在十二月上旬进抵莲花县，在九都会合了毛泽东、朱德派来接应他们的红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这两个营是由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带领前来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红五军从永新三湾来到了新城。正在新城开展冬季整训的红四军和数百群众，在西门埂下敲锣打鼓，列队欢迎。两军亲密无间，互相呼着口号，亲切交谈。红四军战士热情地接过红五军战士身上的背包、枪枝，群众不停地筛茶倒水。不少红五军战士解下身上的草鞋，拿出背包里的袜子。解下裹在头上的布缠头，送给红四军的战士，有的还赠送了十分珍贵的子弹，欢迎场面十分热闹。
傍晚时分，红五军主要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邓萍、李灿、贺国中、张纯清等同志由何长工陪同，前往红四军军部城隍庙会见毛泽东、朱德同志。这时，边界的主要负责同志陈毅、谭震林、伍中豪、宛希先、袁文才等，已在城隍庙的中厅等候。见面后，各自介绍自己的姓名，大家握手致意交谈情况，笑语欢声，充满着欢乐气氛。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碧空万里，金色的太阳把人晒得暖和和的，在新城西门外的旱田里，举行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大会。两支部队的战士们全副武装，抬着重机枪和迫击炮浩浩荡荡地进入会场。新城各乡的农民群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赶来。会场上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台子，扎着漂亮的彩楼，插着鲜艳夺目的红旗，两边贴着一副字迹苍劲的对联：“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下联是：“辞旧岁，逢旧友，叙旧情，推翻旧世界”。
上午十时左右，大会隆重开幕，几十个司号员排队在台前吹起军号，雄壮激昂的号声和齐鸣的鞭砲，响声震耳。毛泽东代表前委首先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阐述了红五军的革命精神，号召两支部队加强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奋勇作战。
彭德怀接着讲话。他望一望迎风飘扬的红旗，又望一望台下的军民，激动地说：“四军老大哥在井冈山搞得很好，分配了土地，武装了广大群众，建设了巩固的地方政权，中国革命的搞法，就是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五军要好好向四军学习，搞好团结，共同奋斗，发展井冈山的大好形势，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朱德代表红四军致词。他说：“半年前我们和秋收起义部队会了师，今天又和平江起义的同志们会合在一起，现在我们有两个军，以后将有几十个军，这一点是肯定的。英勇的工农红军有党的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红军的斗争是艰巨的，前途是光明的。”（上述各人讲话均见宁冈会师纪念馆资料：《红五军、红四军井冈山会师》）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刚从国民党部队投入红军不久的毕占云营长和宁冈县党政团体代表。他们热情洋溢的讲话，不断地激起人们的热烈掌声。最后，红四军文艺宣传队演出了节目，朱德、何长工、彭鳌等同志也登台演唱，台上的歌声与台下的欢呼声交汇在一起，整个会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几天之后，红五军一部移至离薪城两里的黄下村，军部就设在谢氏宗祠敬爱堂。彭德怀和滕代远在这里办公，住宿。这时期，他俩经常到新城的城隍庙与毛泽东，朱德商量工作，朱德、毛泽东也经常到黄下村来。
这时，红四军整训还没有结束，根据前委指示：红五军也开展短期训练。前委从红四军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到红五军，交流政治工作经验，训练持续到十二月底。这次整训虽然时间不长，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得到提高。此后，红五军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登上了井冈山，投入了保卫井冈山、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九）转战湘鄂赣
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反动派向边区大举“会剿”的日子里，留在边区的红五军一、二、三纵队，配合当地群众，开展游击活动，掩护红五军主力奔赴井冈山，保卫和扩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维护了人民的利益，获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一、二、三纵队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陵）、万（载）一带。当国民党反动派凶狠地进行“会剿”时，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隐蔽地进行活动。一九二八年年底以前，二纵队的四、七、八、九中队散布在万载农村，一、二、三，五、六中队散布在浏阳农村；一、三纵队分散在平江、武宁、修水、铜鼓等县活动。他们配合群众打土豪、实行“五抗”和已熟的稻谷谁种谁收的政策，同时有计划地筹集部队粮饷。与赤卫队一道，把被地主豪绅收租逼债强迫农民送去的稻谷夺回来。
一九二九年初，红五军一、二、三纵队集零为整，狠狠打击地主豪绅和反动驻军。二纵队从一月十七日起，先后发动了毛田暴动、鲁家湾暴动、老鸟塅暴动和金坑暴动等，消灭了这些地方的挨户团和反动驻军。二月中旬，有一排敌军向我军投诚。接着我军又消灭了白沙、大胜、永和的挨户团，缴获一批枪枝弹药。一、三纵队在其他地方作战，也取得了很大胜利。
同年四月，根据湘鄂赣特委“四•一二”扩大会议决定，为了统一边区赤卫武装组织，成立湘鄂赣边境支队，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纵队按大队、中队、分队建制，每个分队配备十枝枪。同时，给每个区增拨四枝枪，以扩大赤卫武装。
红军和游击队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与广大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许多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游击队放哨、送信、侦察敌情，甚至为了保卫红军、游击队的安全，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红军和游击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他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每到一个地方，就在当地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平时参加生产，战时打击敌人。
这样，红军和游击队在群众的心目中，开始成为真正的工农子弟兵。湘鄂赣边界地区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与红军和游击队的战斗分不开。
三、平江起义的意义及经验教训
平江起义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又一著名的起义。
平江起义时，中国革命正处在艰难困苦的时期，湘、鄂、赣三省的反动军事力量比较强大，尤以湖南为最。彭德怀所在的独立五师第一团，当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并不成熟，但由于南华安特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暴露了军队中的党员，如不当机立断发动起义，不但已暴露的同志不能保存，而且尚未暴露的同志，也不能长期隐蔽下去，党在独立第五师一团建立起来的一点薄弱基础（七、八个党员）即有全部被摧毁的危险。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采取坚决态度领导起义，是完全正确的；采取以闹饷为主要手段的具体措施也是恰当的。当时在一个县境内，在一个师中，有两个团是反动的，加上地主武装，敌人占有比我多两倍以上的力量优势。形势是十分严重的。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毅然发动了平江起义，从敌人的堡垒内打出去使敌人落魄丧胆；又象一个晴天霹雳震撼着湘鄂赣，震撼着全中国，打乱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支援了井冈山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起义队伍转战湘鄂赣边区，对于建立和发展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有着直接的重要作用；湘鄂赣边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湘鄂赣边界红四军的斗争遥相呼应，互为依托，成为中央苏区的屏障。平江起义主力部队胜利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使湘鄂赣边界的红军实力大增，为中央根据地的巩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平江起义的胜利，为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使边区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边区各基层党组织得以很快恢复和发展。
平江起义后不久，红五军撤出平江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转战湘鄂赣边区，沿途他们想方设法与边区各县党组织接上关系。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红五军进入修水城，帮助原有的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并帮助找了九人（内有平江同志三人、武宁同志一人）组成了党的修水县执行委员会。在以后的四个月中间发展了万多名党员，修水的西北两方完全有了党的组织，如白访桥、墨田、杨坊、朱溪厂、渣津、马坳、东渡港、台庄、黄金坑一带周围三百多里，完全为赤色势力割据，至于西北乡、武宁、通山、通城边界横长二百多里路的工农群众，经红军沿途做工作，均受了很大的影响，都有他们自动起来造名册，要求前去恢复农民协会及发展党的组织。（见滕代远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于宁冈、井冈山上井向湖南省委的报告）随后，红五军向平、浏、修、铜四县边界转移。江西、湖南两省白军向我夹击，我军即向鄂南之通城、通山、九宫山地区转移，又从九宫山和修水、武宁向南挺进，到处消灭民团，捣毁县、区政府，杀反动派，散发财物，到达万载仙源，积极支持地方党组织发展革命势力。
经过一段转战，与边区各县党的组织接上了关系，恢复湘鄂赣边区特委的条件已成熟，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滕代远在铜鼓的幽居召开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五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委员联席会议，正式恢复和组成了湘鄂赣边区特委。会议确定滕代远、彭德怀、李宗白、邱训民、王首道等五人为特委常委，滕代远为特委书记、主持特委机关的工作。这就使湘鄂赣边区有了党的统一领导。（见蒋长卿《关于湘东各县情形，平、修、铜、武各县情形，红军情形和个人工作经验给湖南省委并转中央的信》1929年1月20日）
这次会议是边区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没有平江起义所建立的红五军的武装割据，很难这么迅速与边区各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也就难以召开这样的会议。会后不久，尽管滕代远、彭德怀随红军主力上井冈山，边区特委领导有所减弱，但边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根据联席会议确定的方针、坚持斗争，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湘东北地区，平江县首先在党的基础较雄厚的东南乡大量恢复和发展，然后逐浙扩大，到一九二八年底，全县党员由平江起义前的一万五千人骤增到七万五千人。浏阳县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鄂东南、赣西北地区也加速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平江起义的革命浪潮席卷了湘鄂赣边区，红五军转战边区各地，帮助边区各县逐渐建立起革命政权。平江起义后，彻底粉碎了反革命的平江县政府、清乡委员会、国民党及其反动武装，从县长到清乡委员以及大的豪绅，约三、四百人，均已逮捕或镇压。捣毁了反革命机器，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平江各区、乡、村也都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政府，恢复了农民协会。“当时四乡民众，振臂一呼勃然起来组织赤卫队，缉杀乡村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不上两星期，约计全县所杀的不下二、三千。”（见滕代远《关于平、修、铜情况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各地打土豪、分田地，搞得热火朝天，革命的红色政权和反革命的白色政权，开始了长期的对立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在平江起义部队的支持下，当时湘鄂赣边区各县，如湖南的浏阳，醴陵、岳阳、湖北的通山、通城崇阳、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等县，革命政权纷纷建立。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红五军进占修水后，成立了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展了工会，农会和赤卫队组织。八月中旬，红五军分两部进入铜鼓县城，并分散到群众中做发展工作，不到一月，修、铜一带群众有了一些组织，渣津等地群众已经组织起来。浏阳自黄公略带两百枪以来，东乡造成全乡的赤色恐怖，南北乡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东乡并建立了两个区苏维埃。”（见：潘心源《秋收起义后，浏、醴、平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
平江起义创建的红五军不但是湘鄂赣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支柱，而且帮助建立和发展了边区自己的革命武装。
平江起义创建的红五军，用彻底的民主制度，粉碎了旧式的反革命军队制度，建立了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红五军崭新制度。没有这样一支红军的建立，就不可能迅速开展湘鄂赣边区大片革命根据地。红五军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配合当地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黄公略率一、二、三纵队留在湘鄂赣边区，他们认真执行特委指示，配合群众打土豪，抗租抗债，实行已熟的稻谷谁种谁收，与挨户团、靖卫队针锋相对保护了工农群众利益。
红军很注意武装工农，每到一个地方不忘组织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建立工农的武装。早在平江起义胜利后，红五军就将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发给平江游击队，还派去一批军事骨干、军事教官，充实了工农游击队的武装设备，提高了他们的军事素质。后来，这支队伍很快发展为五个大队，成为拥有一千余人，七百多枝枪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由吴溉之、朱平（又名邹不死）率领，正式加入红军，成为红军的主力部队。
红五军第二大队协助修、铜、宜、奉四县边区，建立了游击特务队及其他革命武装。
红五军转战湘鄂赣，还协助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群众，保卫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彭德怀早在一九二七年冬、二八年春就向往井冈山，他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见《彭德怀自述》）
在部署平江起义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就提出了土地政纲和劳动法令，首先是不还债、不纳税、不送租、打土豪、分田地，实行三八工作制，增加工资。在起义后的第二天，红五军党委与平江县委的联席会上又研究了土地革命问题，提出了没收土地分给农民。
平江起义部队撤出县城后，沿途帮助当地党组织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在平江龙门的七天中，协助龙门区委建立起龙门区苏维埃，由红五军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协同区委对群众宣传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清查土地契约，发动群众将其烧毁，并没收地主的稻谷和浮财分给贫苦群众。在龙门区委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彭德怀还着重讲述了我党的土地政纲，讲要实行耕者有其田。随后，龙门区委很快在全区开展了土地革命，丈量和分配土地。红五军所到的黄金洞辜家洞、灶门洞、徐家洞等山洞地区也都进行了第一次土地革命。红军在修水、渣津和铜鼓、通城、通山、九宫山、武宁等地到处打土豪，散发财物给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运动的斗争火焰燃遍平江、浏阳、铜鼓、万载和鄂东南各县，波及宜春、萍乡、宜丰、奉新广大农村，使农民得到了实际的利益，造成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总之，在党的领导下，平江起义及由此创建的红五军为恢复和发展湘鄂赣边区特委的组织，建立边区红色政权，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边区革命根据地，均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下，红五军在与敌人长期斗争中越打越大，越战越强，由红三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八年九月，在铜鼓幽居召开的湘鄂赣边区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上，总结了平江起义取得胜利的几条经验。
第一、主要是由于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起义之前，湖南省委和南华安特委等地方党组织，都先后给彭德怀率领的部队输送了一批党员骨干，打入了敌人的内部。一团在起义前就有了七、八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有了党的领导核心，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士兵委员会，团结了进步士兵，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党员干部担任了团、营、连、排干部，掌握了部队的领导权，掌握了枪杆子，使党真正能指挥枪。在起义前夕，中共湖南省委又派了特派员滕代远去传达党的指示，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滕代远和彭德怀一道，对平江起义前的思想发动、组织准备、军事准备等工作，都一一进行了具体研究和部署，彭德怀从当时部队的实际出发，提出以闹饷为起义的主要手段，这就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士兵，分化瓦解了敌人阵营，孤立了国民党反动军官，使得起义旗开得胜，一举成功。
第二、是由于有湘鄂赣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湘鄂赣边区，特别是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党的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好。在起义前，平江县委领导着一支三百余人的工农游击队，给敌人以打击；在起义中，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又给以大力支援。例如当黄公略率领三团三营在平江嘉义发动起义时，中共平江第四区区委书记涂正坤、区委委员李克家等就带领工农游击队与之配合，及时消灭了当地的挨户团，并带领起义部队插小路，进入平江县城，与彭德怀率领的一团起义部队会合。又如在起义胜利的第二天上午，县委负责人胡筠曾带领成千上万的游击队和四乡农民，扛着梭标、大刀，打着红旗，进城配合起义部队，并与起义部队一道，与十倍于我之敌在平江县城奋战一天，才主动撤出，以后又配合起义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将地方游击队编入起义部队，为起义部队补充了大量的兵源和派去了得力的骨干。
第三、有井冈山的革命斗争旗帜。彭德怀在《往事回忆》中总结平江起义的经验时，着重指出：“井冈山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先后集中十多个师的兵力，会同江西、湖北的反动部队步步为营，前堵后追，疯狂“围剿”我起义部队，红五军每天要与敌人血战数次，最多的达八次之多，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伤亡惨重，一些旧军官又动摇叛变，人心浮动。在这种形势下，部队往哪里去？彭德怀在会上说：“井冈山是黑暗中国的一颗明星”，他坚信毛主席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正在这时，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要红军避免与敌之主力作战，并派一部向萍、安与朱、毛联络”，彭德怀、滕代远坚持执行省委指示，红五军实行了向井冈山的战略转移，为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建立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平江起义为我党领导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教训，正如彭德怀一九二八年十月在平江黄金洞整训部队时作总结中指出的：一是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不够。在开始和中间一段时间，没有很好地取得地方党组织的支持，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没有积极做好扩大工农武装和开展土地革命等工作，以致第一次去井冈山途中，红军减员严重，而兵力得不到及时的补充，第一次上井冈山未果。二是，当时军队中党的力量比较薄弱。起义部队有一部分连队没有形成党的核心。领导权没有完全掌握在我党手中，有些思想动摇的旧军官仍担任团、营、连干部，他们经不起革命严峻时刻的考验，有的煽动整排整连临阵脱逃。三是，部队缺乏训练。由于战斗频繁，敌强我弱，部队减员严重，不得不大量补员。因此，部队中新兵多，而又没有时间训练，一参军就上阵打仗，军事素质差，以致一度受到挫折。此外，在平江起义胜利后，在敌人进攻平江以前，出于对革命的长期性，对战争的形式是长期的进攻和反进攻认识不足，没有早一点主动撤出平江城，让敌人扑空，以致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未能避免。
这些都是革命前进中的缺点，是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平江起义总的是成功的。平江起义的功勋卓著，平江起义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团结战斗，奋勇前进。
中共平江县委党史办凌辉执笔
一九八三年五月 第一稿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第二稿
一九八四年元月 第三稿
一九八四年七月 第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