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14日成立，为其后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湖南小组作了准备。新民学会成立时，规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通过的“规律”即“规约”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这个“宗旨”和“规约”，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蕴涵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集中地反映了新民学会会员真心求学，诚意做人的热切愿望，展示了他们勇对现实、奋发进取、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壮志豪情。它一经提出，即得到了会员的真情拥护，成为新民学会前期共同奋斗的目标和行动准则，因而推动了学会生机蓬勃地健康成长和发展。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切中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守旧落后的时弊，顺乎正在升起的近代文化进步发展的新潮，对新民学会会员修学储能，更新理念，培养学风，陶冶情操，起着纲领性作用。后来，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共同目的”，也是新民学会对最初“宗旨”的提升和发展。
新民学会的“宗旨”和“规约”，是青年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在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诸先生的启导下，特别是在陈独秀、李大钊和《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经过自己的思考、学习和实践而提出来的。它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本文对这一酝酿和形成的过程及其意义，做一考察和述论。
一
杨昌济、黎锦熙，是毛泽东等成立新民学会、制定学会“宗旨”和“规约”的启蒙导师。黎锦熙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当时他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都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教员，在学生中威望很高，与毛泽东等师生关系极为密切。1914年年初，黎锦熙等在长沙创办了宏文图书社，黎任编辑部主任。10月，又办起了《公言》杂志，兼任主编。图书社弘扬维新爱国意识，开展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活动。《公言》选译东西洋报章杂志，“大量介绍欧美、日本最近种种思潮”，以期“刷新社会”。据《黎锦熙日记》载：仅在1915年4～8月间，毛泽东、萧子升等，曾先后19次登门黎家，求教“读书方法”、“科研之术”及“改造社会”等问题。9月，黎先生任教北京后，毛泽东等人仍与他保持密切联系。
杨昌济曾参加谭嗣同在湖南组织的维新运动，失败后赴日本、英国留学，广泛涉猎西洋教育、哲学和伦理学。回国后，任教湖南第一师范等校，在《湖南教育杂志》、《公言》、《新青年》、《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用近代西方民主和科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教育制度进行改造。杨先生把哲学看成是“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之哲学思想”，要改造现存社会的弊端，“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要“唤起国民之自觉”，必须有“哲学之昌明”。他说，我国“社会道德之腐败”，是“数千年专制之结果”。他担心：“德之不修……诚人心风俗之忧也”，希望有志青年，“回易世俗之耳目，而转移其风气，不当随俗苟且”。他赞成学校“废止读经”，认为经书“古奥难懂”，不适合学生阅读；而且由于时势变迁，古义有难适用于今日，主张“择其精要”，编入国文或修身教科书。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认为欧美、日本“富强”，靠的是“近世科学发达”，中国欲跻身“富强之列”，不但要学习“西洋物质科学”，也要“研究其精神之科学”；从中国国情特点和需要出发，有选择地学习西方。他希望中国学子放眼世界，改弦更张，用从前“治八股文”和“治经之精神用于治科学”。杨先生用自由、平等、博爱观，批判了以“三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他认为，“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簿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压抑了年轻人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伤害了他们“自重知耻之心”。杨先生还在《记英国教育之情形》、《治生篇》、《各种伦理主义略述及概评》等文中，以欧美、日本各国为实例，多角度地介绍西方近代哲学、伦理、科技、文化、教育及其成就，期望国人以之为参照，对中国进行改革。这些言论说明，杨先生留学回国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用进化论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审视中国近代社会现存的政治制度、思想学术、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初步地看到了它过时的、落后的、陈旧和腐败的弊病，主张对其清理、改造和更新。
黎锦熙、杨昌济上述民主、爱国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等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是新民学会“宗旨”最早的思想铺垫。
二
对新民学会“宗旨”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发表的文章和他们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1915年9月15日后，连续刊载了陈独秀、李大钊的学术、政论文章，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宣传介绍近代西方文化观念，批评中国守旧落后的制度和思想，毛泽东等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经常思考、谈论陈、李文章中提出的新思想和新问题。袁世凯死后，帝制复辟势力在北洋政府庇护下并未受到打击。1916年8月国会复会后，孔教会会长陈焕章等再次向国会呈递请愿书，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祀孔要行“跪拜礼”，反对民主共和制，得到参、众两院中100多名顽固守旧议员的支持。一时沉渣泛起。1917年年初，李大钊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和《青春》等文，批驳定孔教为国教和将孔教编进宪法等言论。指出孔子已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孔教乃“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而宪法则是“现代国民之气血精神”与民主自由思想之“结晶”，宪政与帝制不容，反对把尊孔的内容写进宪法。在《自然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指出孔子生于宗法封建专制之社会与时代，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圣哲”，为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立说”、“树德”，故历代帝王把孔子捧为维护专制独裁统治的“偶像”和“护符”，“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但现在是立宪共和时代，“孔子之道”已不适于“今日之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今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而是“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在《青春》一文中，他号召青年从封建教条和迷信偶像中解脱出来，以科学、民主精神，“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不被“僵尸枯骨”束缚活泼“青春之我”；希望青年“特立独行”，“行健不息”，洗去“浮世虚伪”，“本其理性”，陶冶“品德”和“学问”；指出“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是“吾辈青年之大任”。
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用人文主义思想，向青年提出了“治学”、“做人”的六项要求。这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项要求，旗帜鲜明，抓住了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主题，充满着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为学术革新、敦品立德、改变世风人心指点了迷津。同年12月15日，他在《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一文中，叙说了近代西洋民族的自强和进取精神，西洋社会的个人本位、法治本位和实利本位等人文主义思想，批评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封建思想和制度，损害了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窒碍了个人思想之自由，剥夺了个人法律上平等权利，养成个人无所作为的惰性。
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陈独秀用进化论宇宙观阐述了“文明创新”是社会发展必然现象的理论。他指出：“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异，”“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因此，他认为在1916年，“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心思和精力）”，以新“人格”、“国家”、“社会”、“家庭”和“民族”。这年2月中旬，陈独秀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继续宣传进化论和民主平等观，批判顽固守旧的封建等级制度。他指出，“进化公例，适者生存”，要自觉适应环境。国民之觉悟为“学术觉悟”、“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近代“西洋文明的输入”，引起了“新旧思想之大激战”，故“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第二步是“政治的觉悟”，国家要立于世界之林，必须废除“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易之以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即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三纲”。儒家“三纲”，乃封建“伦理政治”之根基，其“本义”是“别尊卑，明贵贱”的“阶级制度”，是家族本位、宗法社会及专制政治的“护身符”，与“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的民主的“伦理政治”是对立的，故“三纲之说”在所必弃。9月初，陈独秀发表《新青年》一文，以发展个性的理念期望20世纪的青年要做到三点：在“生理”上要有健壮之体魄，一改“白面”、“体弱”之病态；在“心理”上要“斩尽涤绝”“做官发财”的邪念，树立“真实新鲜之信仰”，不做“腐败堕落之青年”；在思想上“除旧布新”，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不以损害国家社会利益谋“个人幸福”，不以“做官求荣为归宿”，这才是20世纪之“新青年”。
对康有为、陈焕章的尊孔复古言行，陈独秀连续撰文予以批驳。1916年11月，他发表了《宪法与孔教》一文，指出孔子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树立之精神偶像，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而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人民权利之保证”。康氏“今效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编孔教于宪法，全民祀孔，这种“学术思想之专制”和“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12月，他又发表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和《袁世凯复活》两文，在前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论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所主张之政治，乃“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它所关注的，是如何维护“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孔道阶级属性的“铁证”。而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世法道德必随社会之变迁为兴废”，故现代伦理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并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根本”。陈独秀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社会进化发展和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论述孔教不适宜20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是有说服力的。在《袁世凯复活》文中，指明袁氏是旧中国封建“官僚”、“学究”、“方士”三种黑暗势力的代表。“肉体的袁世凯已死，精神之袁世凯犹存”，或谓“袁世凯二世方生”。今袁二世继承袁一世的衣钵，倒行逆施，“废共和复帝制”，“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祭天祀孔”、“小学读经”等等，在思想上、社会上造成了“种种罪恶”。他重申“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和思想自由”，乃近世文明进步之根源。他希望有志青年“勿苟安，勿随俗”，彻底铲除此“方死未死，余毒未尽”和“方生未死，逆焰方张”之袁一世和袁二世。
陈独秀、李大钊并不笼统地反孔，也并非完全否定孔子本人。陈独秀说：“儒术孔道，非无优点。”李大钊称，孔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圣哲”。孔子、孔教，作为历史人物和思想文化，有其传承和研究价值。他们所掊击和反对的，是把孔子作为护符和偶像，用来复辟帝制，维护封建专制独裁统治；是奉孔教于一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阻碍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发展；是定孔教为国教，写入宪法，政教合一，破坏立宪共和与民主法治；是“三纲”一类摧残人性、人权，不适合现代生活的封建教条。
陈独秀、李大钊所创办的《新青年》等杂志和他们发表的文章，气势磅礴，旗帜鲜明，以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崭新的人文思想哲理，启迪和滋养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代青年。他们在阅读这些杂志和文章之后，获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和智力资源，明辨了是非，更新了观念。新民学会“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正是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丰厚的思想底蕴的基础上诞生的。
三
新民学会的“宗旨”和“规约”切中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弊端，反映了时代前进的要求，它不是朝夕之间，一挥而成的，而是学会会员，特别是它的核心骨干力量，经过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调查研究、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认真酝酿思考后，才提出来的，是他们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这里，只就学会主要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讨论、酝酿学会“宗旨”的具体情况，作些探述。
1915年9月，毛泽东就文风问题，和萧子升进行讨论。他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不贵文而贵质”，“惟取其神”；“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就是说，著书写文章，应该是自己研究所得的思想成果，写出的东西，重在思想内涵和知识创新，要对社会负责和有所贡献；不要过多地在文辞上费时耗墨，更应去掉那种述而不作、代古人立言和空虚繁琐的八股文气，做到像陈独秀所提倡的“求实的而非虚文的”做法。他们还互相提醒：“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不虚度学生时代“储学”的黄金岁月。
1917年夏，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一书定稿付梓，邀毛泽东写序。他借作序的机会，对中国图书分类落后状况提出了改革的意见。他说：“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也拖累了中国的学术长期“不进”。他力主仿效“西法”进行改革，即按学科的性质分门别类编目。改善图书资料的管理是革新学术的基础性工作，毛泽东的批评和建议，找出了中国传统图书分类的病源，提出了诊治的基本方法。
同年8月，毛泽东又用“笔谈”的方式，同远在北京的黎锦熙就治学做人、改造社会道德风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毛泽东说，我近来阅读各种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危害整个社会，思想、学术、文化、教育各领域更是首当其冲。他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的“思想与道德”，可以用“伪而不真，虚而不实”来概括。这种虚伪不真之道德，“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他特别提出，“吾国之三纲”，“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宣布它“为天下之恶魔”，表示深恶痛绝，“在所必去”。他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用“大本大原”，“即宇宙之真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对中国固有思想道德落后性的评说，是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得出的，多少受了陈独秀中西文化观的启迪。
他把革新学术、砥砺品行的锋芒，指向了宗法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伦理纲常；他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大本大原”为号召，从世界观、人生观这一根本问题入手，主张破旧立新、提高国民思想觉悟、更新道德观念、转换民风世俗，这是一个富有创意和超常的战略构想。毛泽东对哲学的重要意义和宗法封建伦理道德危害性的认识，显然是受了杨昌济和《新青年》的影响。
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后至蔡和森家，时近黄昏，遂宿于此。又围绕思想学术和敦品立德问题，“夜谈颇久”。毛润之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獈，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思〔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张昆弟赞同这一看法，并作以下补充：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需要有托尔斯泰那样的人，“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他认为，今日中国之陈独秀，理想高远，“魄力雄大”，堪称思想界之革新人物。这则日记说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张昆弟，都认识到要改造国民的德行品性，须从哲学世界观开始，急需有俄国托尔斯泰那样的大智大勇的伟人，敢于在哲学、伦理上“除旧布新”，“冲决一切网罗”，“以真理为归”，同旧传统决裂。毛泽东、张昆弟对托尔斯泰如此推崇，和李大钊的宣传、介绍有关。1916年8月和1917年2月，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大钊，先后写了《介绍哲人托尔斯泰》和《日本之托尔斯泰热》两篇短文，向国内宣传近世大思想家托尔斯泰（1828～1910）的事迹。文章说：托氏身为贵族，但却鄙弃权贵生活，“甘于菲食敝衣，与农民为伍”，自食其力。平生著作，“为人道驰驱，为同胞奋斗，为农民呼吁”；“扶弱摧强”，“倡导博爱主义”。“暴俄”对其威逼利诱，欲“使之稍变其主义”，均遭到拒绝。继续呕心沥血，“为良心服役，为人道牺牲”。李大钊称托尔斯泰是“近代之伟人”，“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其“人格之崇高，气魄之雄厚，是为兹世青年之泰斗”。李大钊对托尔斯泰的评价，给正在寻求治学做人真谛的青年毛泽东等影响是很深的。
新民学会的成立和学会“宗旨”的构建，黎锦熙、杨昌济、陈独秀、李大钊等，都直接或间接地给毛泽东等提供了大量的智力资源和精神支撑。在杨昌济的指点下，他们系统地阅读了《新青年》和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也是经过杨先生的介绍，毛泽东细心地研习了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认识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参加了由他们组织的各种维新思潮的活动；毛泽东非常佩服陈独秀的文章，认为陈独秀是“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黎、杨、陈、李是毛泽东等进步青年成长、发展的引路人，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四
五四时期各新型社团的《章程》中，都围绕学会的“宗旨”，制定相应的“规律”、“规约”或“戒律”，作为规范会员行为的纪律和实现学会“宗旨”的保证。
新民学会的《章程》共11条，简明扼要。第4条是“规律”（本文为避免与现代汉语用法产生歧意，一律称为“规约”），分5款，即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这个“规约”，要求明确具体、切合当时中国社会和时代的实际，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针砭性，这里就此作些解读。
从思想学术界来看，五四前夕，湖南的思想界“暗淡已极”。“那时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闭塞腐窳；“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如前所说，1917年8月，毛泽东、黎锦熙、张昆弟等在讨论思想道德时，都认为中国的思想和道德，“太旧”、“太坏”，“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五千年流传到今，“积弊甚深”，导致“国民性堕，虚伪相崇”。他们说，思想和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因此要革新思想学术，转变社会风气；要改造国民性，培养现代新民，首先要求的是“思想道德必真必实”。所以《新民学会章程》，把“不虚伪”放在“规约”的第一款。要求会员自己垂范，做言行一致、诚实守信的楷模。
民国成立，学堂改为学校，但教育界封建固习积重难返。一些学校衙门习性严重，学术空气稀簿；部分教职员私德不修，寻花问柳、沉溺牌赌；挥霍奢侈，好逸恶劳。就是刚由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成立的北京大学，师生留宿八大胡同秦楼楚馆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学校由于风纪松弛，不少学子懈怠学业，放荡不羁，伤风败俗。学界这些腐败现象，给民国教育带来危机。
第一师范是培养湖南小学教师的摇篮，校长、民主教育家孔昭绶，把砥砺品行放在办学方针的首位。新民学会会员主要是一师的学生，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农家子弟，深知民间疾苦，具有劳动习惯，敢于移风易俗。他们在一师读书，接受民主爱国教育思想，勤奋好学，遵守纪律，生活俭朴，言行一致，十分珍惜时间和劳动成果，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毛泽东、蔡和森等，更是好学志远的青年，他们追求“品格好、志向好、学问好”，相约“不谈金钱，不谈家务琐事，不谈男女问题”，“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掌握宇宙真理与科学知识，以便将来“转换全国之思想”，服务社会和国家。在一师读书的新民学会会员，自强不息，品学兼优；朝气蓬勃，奋发向上，自觉抵制败德毁行之事，是湖南中等学校的优秀学生群体。1917年6月，一师学生按德、智、体诸方面的要求，举行优秀“人物互选”，全校参选400多人，34人入选。毛泽东、周世钊、邹彝鼎、张昆弟分列前４名，他们后来都是新民学会重要成员。上述毛泽东等不寻常的生活经历、学习精神、思想品德和言行表现，是新民学会规约“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底蕴。
新民学会的“规约”，顺应学界民主进步潮流，与时代共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首任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新教育之意见》，决心用民主共和思想，对中国封建教育进行改造；同时，又和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进德会”和“社会改良会”，策划推进学界、思想界上流社会的道德改造和建设。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发表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开始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造。《演说》寄希望于学生，要求他们改变科举时代的旧观念，并向他们提出三点期望：其一，“抱定宗旨”。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同学要“为求学而来”，“非为做官”和“致富”而来；要“爱惜光阴，孜孜求学”，不“放荡冶游”，“光阴虚度”。其二，“砥砺品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同学们肆业大学，当“束身自爱”，“不为流俗所染”。其三，“友爱师友”。对教职员“应以诚相待”，尊敬有礼；同学之间，互相关爱，切磋学问，对“道德有亏”的同学，要“开诚布公”，加以“劝勉”。这个《演说》，轰动了北大校园，师生反响强烈。北京各报摘要报道，著名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全文刊登，影响遍及全国。同年4月，由蔡元培起草，和吴稚晖、张继等16人共同发起成立的“留法俭学会”，在“诫约”中提出“不狎妓、不赌博、不吸烟、不饮酒，不为一切伤生耗财之事”。留法俭学会会约，《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详细介绍。1918年1月，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面向全校教职员。他在北大《进德会旨趣书》里说：“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北洋政府浪（滥）用公款，贿买议员。教育、实业各界，也“以嫖、赌为应酬”。他要求北大师生，“重素养、尚公德”，“为社会树新风”。他向进德会会员首先提出“三戒”，即“不嫖、不赌、不娶妾”。进德会《章程》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以上事实说明，嫖、赌、浪费，已是近代社会的三大公害，也严重地腐蚀了文化教育界。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民主教育的先驱、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他的思想和主张，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引领了全国学界和思想界；他的民主教育理念和社会改革思想，激发和鼓励了新民学会会员，对新民学会“宗旨”和“规约”的确定，应该说是有影响的。
新民学会的“规约”，是规范会员敦品立德、修学储能、陶冶情操的信条；是保持学会纯洁、端正学会风纪、促进学会和谐发展的纪律保证。这个“规约”，对当前大、中学校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的素质教育，培育他们的社会主义文明新风，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