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人才辈出是人所共知的。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漫长历史中，湖南杰出人才可以说寥寥无几。三国时如蒋琬等能入史传者，仅一两人。汉代至明代全国5690位名人中，湖南只有55人，仅占0.96％；明元之际的1679位名人中，湖南27人，仅占1.7％。可是，到了近代，自“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根据一些权威的社会学家提供的统计资料，在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后，湖南人才占全国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湖南先后涌现了五个人才群体：嘉（庆）道（光）年间，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改良人才群体；咸（丰）同（治）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清朝末年，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变革人才群体；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民国人才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为代表的湘籍党史人物人才群体。

　　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批准的大型革命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编撰规划的1500多个传主中，湖南有303个，占五分之一；在审定编撰完成的百卷本《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刊发的湘籍党史人物传，亦有近300个，其数量都名列全国各省之首。符合立传标准，尚没有写成或没有列入规划者，还有一批相当可观的数目，据我们多年调查了解的资料，估计还有300多个传主需要我们继续编撰完成。是什么原因造就中共党史人物相对地荟萃和集中于湖南呢？

　　根据个人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和参加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编撰和审稿实践的体会，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思考这个问题。

　　一、“南北分闱”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清代湖南科举考试方法的改变，即“南北分闱”，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创造了可能的条件。从明代到清代雍正以前，湖南属湖广行省，举人的科举考试都要到武昌。因当时无铁路、公路，考者都要划渡洞庭湖，而洞庭湖风浪险恶，致使湖南士子视为畏途。早在康熙年间，偏沅巡抚赵中乔、李发甲就曾以“洞庭危险，覆溺甚多，呈请分闱”。雍正元年（1723），湖南正式设省，后来，雍正还专门下旨，将湖南、湖北举人的科举考试分开举行。当时议定，湖北中式50名，副榜10名；湖南中式49名，副榜9名；武举各25名。此后，湖南参加乡试的人数成倍增长，所以杨昌济说：“及南北分闱，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南北分闱之效也。”

　　“南北分闱”直接影响到湖南近代初期的教育体制。这一时期，湖南同全国各省不—样的就是官学素不发达，而义学、私塾等初等教育，多僻处山乡，规模狭小，影响也不大，唯独书院则久负盛名，颇称发达。到光绪年间，全省共有书院277个，各书院的山长（或称主讲、院长），特别是一些较著名的书院院长几乎都由著名绅士担任。他们或为硕学鸿儒，或系政仕文职官员，“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方模范者，以礼聘请”。如丁善庆、王先谦、贺熙龄、何绍基、郭嵩焘、王闿运等，他们当时均是省内著名绅士，又均在培养人才、维护教化方面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

　　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成为历史潮流。湖南所有书院均相应改设学堂。一时间，时务学堂、师范学堂、武备学堂、工业学堂、各种高等学堂纷纷建立起来。它们几乎全部沿袭了书院的师资力量、院舍设备，加上官府支持，这就从学校这一根本教育体制上为培养人才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绝大多数湘籍党史人物的青少年时代，或发蒙四书五经，或课读语文算术，都在书院、祠堂、庵堂、庙宇里经受过各种新式学堂的修炼和熏陶，从而增长了新知识，开阔了新视野。

　　湖南学校教育，十分重视名人办名校，名校出名人。湖南大学从岳麓书院到时务学堂，到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师范学堂，到著名的千年学府——湖南大学，近代以来，不仅出了杨树达、黎锦熙、李国饮、范源濂、蔡锷、林圭、陈天华、唐才常、谭嗣同等著名院士、专家、学者和革命历史人物，而且还出了一大批著名的中共党史人物，如李达、蔡和森、邓中夏、何孟雄、周小舟、吕振羽、谢觉哉、袁任远、方维夏等。这都是熊希龄、梁启超、符定一、胡元倓等近代改革家和教育家，曾经在此先后任职、执教，为湖南的高等教育及其培养高等人才作出贡献的结果。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志不可夺矣。”

　　湖南教育非常重视中等师范教育。如毛泽东、何叔衡、任弼时、徐特立、李维汉、萧三、张昆弟、郭亮、夏曦、袁国平、毛泽民、毛泽覃、周谷城、张国基、田汉等20多个党史人物出自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又如蒋先云、黄静源、李启汉、唐鑑、陈奇、陶铸、黄克诚、高静山、谢维俊、陈为人、曾中生、曾希圣、江华、张平化、张经武、伍云甫等30多个党史人物来自湖南省立衡阳第三师范学校；还有林伯渠、陈佑魁等10多个党史人物来自湖南省省立常德第二师范学校。三所师范学校出了60多个中共著名党史人物，占百卷本《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刊发党史人物传稿1200余人的二十分之一，堪称党史人物摇篮，全国实属罕见。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共湘区党委继承学院培养教育作用的传统，十分重视对革命干部的培养和教育。1921年8月，以李达为学长，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在致力于实际革命运动组织、宣传和领导的同时，创办了以培养党的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湖南自修大学。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新型的学校。它“采取古代书院和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同流于社会”。当时，中国的学界泰斗蔡元培曾发表文章，称其“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所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杨开慧、罗学瓒、陈章甫、夏明翰等都曾在这里学习和深造，而后成为党的重要骨干。夏明翰烈士早期小说《死后的回忆》和后来英勇牺牲时那首气壮山河的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初稿原韵，就是在这所自修大学诞生的。

　　1938年，由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根据吕振羽的建议，由吕振羽主持负责，经该处负责人徐特立报请延安中共中央同意，决定在湘西南武冈县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实行抗战救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党培养和输送的一大批抗日干部，其中亦有不少成为中共党史人物。当时，国民党的陈立夫告诫他的部下说：“塘田是共产党办的南方抗大”，欲去之而后快。

　　此外，湖南人还十分热心留学教育。正如毛泽东说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根据可靠的档案资料记载，湖南的留日学生在1901—1905年间独步一时，形成高潮，官费自费并举，发展迅猛，多达12693人，成为全国留日学生最多的省份。像林伯渠到日本，留学同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结识了孙中山、李大钊，回国后，加入上海共产党，后来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国共两党的元老，著名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五四运动前后赴法勤工俭学，与此同时和稍后一批批革命青年赴苏联学习，湖南均成为全国创纪录者。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彭述之、李卓然、左权、萧劲光、陈为人等中共著名的湘籍党史人物，都是当时的佼佼者。

　　二、政治军事斗争为众多湘籍党史人物的涌现提供了锻炼机遇

　　湖南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斗争的重要战场。太平军的兴起及其与湘军的长期斗争，湘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激起湖南先进人物的新觉醒；近代湖南的反洋教运动，清末的保路运动，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护国护法之役及南北军阀在湖南的拉锯战争，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中间相隔只有10年光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幕幕活剧，都曾以湖南作大舞台，湖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林伯渠在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时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有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因此，毛泽东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做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其宗旨的新民学会、心社、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等革命团体和进步组织，在广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凝聚着一批批人才，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启汉、陈为人、向警予、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一大批湖南的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先后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好了准备，而且很快成为党的创始人和领导骨干。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救国、建国、兴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湖南党史人物群英荟萃，前所未有，无论政坛重臣、军中良将、各界名流，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中共一大到十五大，湘籍中央委员120多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30多名，政治局常委12名，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3人。人民军队中的元帅、将军，全国无出其右。有军史研究专家说：平江起义部队一团人，后来经过南征北战，从中产生出来的将军竟有120多名。如果从湖南的农民运动，直到秋收起义、湘南暴动以及湘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产生出来的一批又一批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方面的党史人物，更是为数可观。

　　三、经世致用的学风赋予了湘籍党史人物求是务实的精神

　　这里讲的学风，即湖湘文化历来具有的经世致用传统对湖南人的长期浸润和影响。经世致用的实质，就是以学问为实行，将自己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现实的政治实践之中。

　　湖南人的优秀杰出之处或者说具有的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经宋代湖湘学派首倡，明末清初王船山再提倡，及其道、咸年间陶澍、魏源等反复倡导，所以才有大批湖南人在近代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特别是谭嗣同和唐才常，为变法而流血献身的精神使人们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已经行不通，只有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中国才有出路。于是，便有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纷纷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湖南人的开放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们认为光有政治革命还不行，还必须有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才能救中国。“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当年，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哲学教师杨昌济。这位老师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理学。在杨昌济先生的指导下，毛泽东、蔡和森等将传统的民族主义转化为现代的爱国主义。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等人利用暑假多次到岳麓书院寄读，书院讲堂正门上的“实事求是”匾额，给毛泽东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跟着杨昌济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结识了李大钊。20多年以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有学者认为：湘学实为传统学术之集萃。“以毛泽东为首的民族民主革命斗士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正是在三湘四水之间接受了兼容心性、经世之学的洗礼，走向中国的历史大舞台，并以此孕育的人文精神，扭转乾坤的”。追本溯源，我认为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术思想和作风，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影响和造就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为代表的湘籍中共党史人物人才群体，增长了他们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才干和本领。

　　皇皇巨著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近300个湘籍人物传记证明，湖湘历史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湖南健儿，而以毛泽东为首的湘籍党史人物群体，又将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鼎盛阶段。我们坚信，湖南的党史人物群体在21世纪一定会谱写出更为绚丽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