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湘人才群体中，最多也是最具特色的，就是军事人才群体。其中，粟裕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新中国第一大将，被誉为“中华战神”，他和十大元帅一样，都是身经百战的中共名将，也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从普通士兵成为大将并且统领数十万部队的传奇人物，对整个湖湘军事人才群体的崛起有着很大影响。下面从粟裕的湖南人性格特征、粟裕特有的精神气质及粟裕的军事地位三个方面来阐释。

　　一、粟裕的湖南人性格特征

　　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史书上有过不少记载，比如《史记》上就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上也称湖南人是“劲悍倔烈”。台湾近代著名学者张朋园先生在研究区域性民族性格时就发现“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的性格”。从湖南近代发展史来看，这种“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德国地理文化学家里希霍芬也曾这样评价过湖南人：湖南人是中国的一个士兵之乡，以盛产勇士而著名。可见湖南人有着一种由来已久的相当特殊的性格特征，剽悍、勇敢、不信邪，也即湖南人自己说的“霸得蛮”、“吃得苦”。湖南人还有一种性格特征，用湖南人的话来说就是“灵泛”，即“聪明”、“机敏”。霸蛮和灵泛，是湖南人精神中两个相反的极端。湖南人常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或者将这两种相反的特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这些性格特征在粟裕身上表现十分明显，且他的这种特殊的湖南人性格使他在湖湘军事人才群中具有很大影响。概括起来，粟裕的湖南人性格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倔强、霸蛮。有人为“霸蛮”二字作过注：霸蛮音为ban man，湖南方言，意思是拼命苦于、埋头苦干、狠狠地干。就是说湖南人比较倔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粟裕，湘西会同人。湖南尤其是湖南西部（湘西）自古民风剽悍，性格倔烈。1920年，粟裕在会同县城读高小。这时，他和一帮年轻学生一样正是年少热血的年纪。一次看戏时，学生们和一个蛮横抢位子的士兵发生了冲突，双方打斗了一场，士兵和学生都相互打得鼻青脸肿，后来各自散了。本来事情不大，但是那军阀连长觉得士兵被学生打了，太丢面子，很快纠集了一大帮人去学校要打学生。学生为此随即罢课，并且一直闹到了省城，闹得天翻地覆！之后事情虽然平息了，但是粟裕便坚定了离开故乡，继续求学的主张。用粟裕自己的话说，就是想到外面闯一闯，搞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回来好好教训那支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的坏队伍！当时会同县每年都有几名学生被保送到常德的湖南省第二师范学校去参加考试，如果通过考试就被录取成为正式学生，吃住全部免费。粟裕偷偷参加了考试，并且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保送生，能去常德参加湖南第二师范的入学考试。但是，粟裕的家里对粟裕的决定是反对的。粟裕父母都很爱这个小儿子，不想让儿子去吃苦。父母都希望他将来继承家业就行了。但是粟裕心意已决！1924年1月粟裕离家出走，步行走到了几十里外的洪江镇码头，并且在那儿写信给父亲表明了决心。粟父见儿子如此坚持，思索再三也就只得随他去。粟裕父亲不但给粟裕送去了路费学费，还带了很多亲友，非常正式的来为他送行。这件事很能反映出年轻时粟裕的性格，倔强、霸蛮，不达目的绝不回头。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就更能看出他的这种坚忍倔强的个性来。比如，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武汉风声日趋紧张，粟裕所在的教导队，奉命开离武昌，参加南昌起义，当时他任革命委员会警卫队班长，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严重挫折，他却跟随朱德转战于粤闽赣湘边地区，在掩护主力部队撤出武平的战斗中，他头部负了重伤，但仍以坚强的毅力，抱着无论如何也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坚持跟上了部队，并参加了后来的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

　　第二，剽悍、善谋。辞典解释“剽悍”为：剽，轻捷；悍，勇敢。湖南人一方面刚勇，不怕死；另一方面又聪明，善谋，即“灵泛”。湖南人对霸蛮和灵泛，从来就是既赞赏又有所保留。这就是否定之否定。湖南人有时候提倡霸蛮，有时候又借重灵泛。湖南人很明白，霸蛮过度会走向霸道和横蛮，灵泛过度则会导致狡诈与油滑。所以，湖南人就会用灵泛来制约过度的霸蛮，用霸蛮来制约过度的灵泛。湖南人中的尖子，可以把霸蛮与灵泛结合得天衣无缝。当他们在很霸蛮地做着一件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正在想着权变和计策；当他们用迂回的办法来到达目标时，骨子里却充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粟裕是个志大才强、刚勇善谋的湖南军人，更懂得霸蛮与灵泛的互补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情很严重，日寇占据了主要战略要地，国民党正规军又节节逃跑，留下大批地方杂牌军，盘踞长江中下游广大乡村。新四军到达江南，人地生疏，力量单薄，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打开局面，华东广大爱国军民对此寄予极大的关注。粟裕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个历史的重任，成为抗日先遣支队的坚强领导核心。他常说：在战略上，我们要独立自主，同日伪针锋相对，国民党顽固派限制我们发展，我们偏要深入江南敌后发展革命实力。初到江南，针对日伪为奸，兵匪为患，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响亮地提出：“本军不拉夫、不派款”，要把群众中流传的“出门遇了兵，有理讲不清”，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改为“遇了新四军，亲如一家人，无理也可以说分明”，从而很快争取了群众，孤立了敌人。

　　在粟裕的言行中，霸蛮往往体现为做事的意志，而灵泛则体现为办事的方法。他像所有湖南人一样，在执著地追求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不会不讲道理，不会忘记科学与民主，不会忽略方法和策略。湖南人的霸蛮，由于有灵泛在帮衬着，不会导致野蛮、霸道、愚蠢和鲁莽。

　　第三，狭义、重情。湖南人的个性基本上都非常鲜明，爱憎分明，敢说、敢做，热情似火。童年时的粟裕就爱动、淘气，喜欢游泳，善攀大树，虽出身富家子弟，但无少爷架子，与家里的长工阿陀关系很好，常听阿陀给他讲《七剑十三侠》、《草上飞》等剑侠劫富济贫、除恶行善等故事，从此萌生了一种遐想：长大后要做个为民除害的剑侠。为此，他还非常认真地跟着阿陀练功习武。

　　第四，忧患、敢为，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在粟裕青少年时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敢为精神。后来粟裕上了小学，学习刻苦，成绩优良。高小毕业后，父亲想把他培养成封建家庭的“接班人”，让粟裕回家管家、记账，又给他订下一门亲事。粟裕认为这是干涉他的自由，坚决反对。封建的习俗，家庭的矛盾，使粟裕深深感到，继续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生活，实在无法读好书，也决不会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产生了离家到外面去念书见世面的想法。

　　这几种性格特征，恰恰就是成就粟裕大事业，成为中外著名的战略家所必需，这也恰恰是当时中国所普遍缺少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等说法。

　　二、粟裕特有的精神气质

　　粟裕之所以能成为湖湘现代军事人才群体崛起中一位有影响的人物，除了他所具备的特有的湖南人性格之外，最主要的是他身上所特有的那种创造精神。粟裕的创造精神，主要表现在他高超精湛的军事战略艺术上。他的军事战略思想的精髓是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问题，站在战略的深度看问题，站在时代的宽度看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精通诡道，素谙诈术。古代著名军事思想家孙子有句名言，叫：“兵者，诡道也。”粟裕之所以被誉为“中华战神”，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精通诡道，谙于诈术。他有句警言：“对敌人施欺诈手段”，“应该极尽欺诈之能事”。他不仅主张对敌用诈，而且强调防止被敌所诈。对敌施诈，就是制造敌人错误，而防敌之诈的办法就是要真正掌握敌情，包括摸清敌军指挥官的用兵意图。粟裕指出：“对于敌情应该很好的汇集和研究，假使不这样那一定会上当，因为敌人往往故意运动兵力，或发出谣言。”他在总结莱芜战役时说：“这次战役值得学习的是，制造了敌人的错误，错乱了敌人的部署，并掌握与利用了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了我们的胜利。”通观所有粟裕指挥的战役，没有一战他没施诈，且成功率相当高，可谓百战百胜。

　　其二，不拘一格，灵活机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粟裕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显著特点，可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解放战争时期，华中战场上著名的七战七捷，显示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卓越的才能。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根据上级总的意图，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哪部分敌人好消灭就打那部分敌人。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挥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其三，以智取胜，以谋制敌。粟裕有一句名言：“对付敌人，不但斗力，更要斗智。”他的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特点和优点，就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于战争指导，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依靠正确的谋略思想和巧妙的指挥艺术克敌制胜。这一点从他在1947年敢于深入虎穴，在敌人的丛林之中割裂出国民党御林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予以全歼就可以看出。而且粟裕能够在1948年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的身份向中央提出展开淮海战役的建议，这种现象在中共其他将帅身上是极少看到的。

　　其四，着眼全局，掌握重心。粟裕认为，作为一个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另外，战役指挥员不仅要对整个战役有通盘的考虑，而且要正确掌握战役指挥的重心。因为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掌握了主动，从而使我军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战役指挥员就是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战役的转折点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采取一切手段促使战役转折的实现。

　　三、粟裕的军事地位

　　粟裕1927年刚参加革命队伍时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但粟裕凭借自己超人的才干以及对战争理论超常的悟性，使其很早就在红军中脱颖而出。他1928年4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1930年12月即任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师长。1931年11月又任红军王牌军红四军的参谋长。红军长征时，他与陈毅都留在江西老根据地，没能与红军主力同行。这为他日后与陈毅的默契配合打下了良好基础。

　　粟裕真正显露他的军事才能并进入中共高层领导视野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940年7月，即由他指挥新四军一部与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进行的黄桥决战。当时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是3万余人，而粟裕手上只有5000多战斗人员，双方实力悬殊太大。虽敌众我寡，但粟裕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智慧排兵布阵，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突然袭击的战法，在运动中歼敌，以极少的兵力取得辉煌战绩，歼敌11000多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黄桥决战的胜利完成了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此次战役中，粟裕组织严密，指挥果断，用兵灵活，驾驭战局，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思想和高超的指挥才能。延安的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兴奋地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今后可以指挥四五十万人马”。

　　粟裕大手笔战争指挥艺术的发挥是1946年7月苏中“七战七捷”。当时国民党汤恩伯纠集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由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苏中解放区进犯，粟裕时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在他的组织指挥下，毅然放弃海安，实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历时一个半月，连打7仗皆捷，歼敌6个旅又5个交警大队共5万人，约占国民党这路进犯军总兵力的40%，俘敌将官11名，取得了战略初战大胜。当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给各战区首长，介绍这一“造成辉煌成果”的经验：“海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毛泽东将粟裕的经验推广到全军学习。延安总部发言人于8月29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此次战役为“七战七捷”，并指出：“汤恩伯部蒋军对苏中的进攻已经惨败。这件事对于今后战局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

　　粟裕战争指挥艺术高水平的发挥是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展开的时间是1947年，这时解放战争开始刚刚一年，敌强我弱的现状并未改变，而且面对的是国民党军的头号主力、号称御林军且全部美式装备的敌整编第七十四师。战争打到中途时，形成了解放军5个纵队包围敌第七十四师3.2万人，外围国民党25万大军又正在收拢对解放军的包围圈。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是考验指挥员作战意志、作战技巧和部队素质的最关键时刻。最后粟裕经受住了考验，不仅全歼了七十四师，而且还带着缴获的大量美式装备，押着2万多名俘虏，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此战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震撼了南京蒋家王朝。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过后，陈毅对粟裕在此战中的评价是“有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的勇气和才干。陈毅的此番评价，对于粟裕来说毫不过分。

　　粟裕战争指挥艺术达到极致水平发挥的是在1948年的淮海战役。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最令人佩服，是他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展开淮海战役的建议。这说明，粟裕不仅具有一般战役指挥员所应该具备的战役眼光，而且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眼光。中共中央也对粟裕有着充分信任，认为他对敌人有最真实的了解与掌控；对敌我态势及其发展有最清晰的判断；对战争理论有最深刻的领悟和运用。显然这几点粟裕都做到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使三野部队一下发展到了4个兵团，80万人，而且装备精良。

　　淮海战役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相比较，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都是以多胜少，唯独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辽沈战役，解放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歼敌47.2万。平津战役，解放军以100万对国民党军60余万，歼敌（包括改编）52.1万。而淮海战役，则是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歼敌55.5万。淮海战役歼敌数字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莫斯科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在那两次会战中各歼灭德国法西斯军队50万。所以，斯大林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连称：“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在创造这个奇迹过程中，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粟裕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正是粟裕具备了许多方面的优秀品质，使得其在新四军及后来的三野部队中由一名不起眼的支队长、师长成长为统领80万大军的一代名将。1949年9月，粟裕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刘伯承向新华社记者介绍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