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从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开始，即从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他是三湾改编时7个连队的党代表之一，以后历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和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华中军区和中南军区第一政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他毕生致力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

　　一、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秋收起义后进行三湾改编时，毛泽东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决定把支部建到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罗荣桓欣喜地看到了军队的变化，认识到了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1957年，他在回顾我军建军史上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时写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1929年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立以来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这次会上，罗荣桓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等重要意见。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确定军队有党的领导，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陈独秀不重视军事工作，甚至反对军事工作，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毛主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目标，罗荣桓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都在着力加强政治工作和军队基层党的组织建设。红军初创时期，他积极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与同党争兵权、闹独立、搞分裂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罗荣桓特别强调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针对国民党搞摩擦，他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直率地批评：部队改编后由于取消政治委员、缩小政治机关、没有建立党委会，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了削弱。他提出必须加强党支部的活动，认为：“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要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把连队工作做好。”1940年10月，他签发了《关于营连党组织的规定》和《建立模范党军的支部工作》两个文件，对基层政治工作作出具体规定。1941年和1942年，他先后主持了115师的政治工作会议和连队政治工作会议，明确地提出：“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并就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方法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连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完成战斗任务不仅靠军事，而且靠政治，没有政治上的保证，便不能发挥高度的战斗力。”他要求“巩固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密切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政治工作的效能”。

　　解放战争期间，罗荣桓坚决贯彻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在营以上单位成立党委员会，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经过新式整军之后，军队各级党组织领导核心逐步形成。他特别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和支部工作，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生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对党的基层组织要加强检查与指导；要积极发展党员，同时要纠正发展工作中的突击倾向；要大力培养支委和小组长，在支部书记和宣传、组织委员的联席会议上检查党的工作，总结经验；团的党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开一次，选举产生党委；加强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部门，使之能够实际管理党务。

　　全国解放后，罗荣桓主张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他多次讲述古田会议的精神和历史意义，在领导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总结几十年来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将政治工作的原则、任务和方法简明而又系统地规定下来，使之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法规。其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还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他长期主管军队干部的工作，领导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办法》等规章制度，把干部工作作为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干部管理工作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提拔和调配干部由党委集体决定。

　　二、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罗荣桓一贯注重调查研究，从部队实际出发制定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是一个扎根基层，善于根据士兵的思想实际进行政治工作的党代表。他担任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以后，仍然经常深入连队与干部战士谈心。为了使政治工作有的放矢，他强调政工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作战情况。他常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基层任职，到前线锻炼。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因切除一侧肾脏，仍带病坚持繁重的工作。毛泽东对他的健康极为关注，1950年9月20日，在罗荣桓关于提升一位军长为兵团副司令的报告上，毛泽东除批示“同意”外，又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但是，他还是坚持到部队视察，甚至到海边防部队调查情况。他经常用毛泽东讲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鞭策自己，并要求机关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现实”，做到“从连队中来，到连队中去”。他要求“政治机关对于连队政治工作的指导上，必须很好地顾及到连队的基本任务、环境、范围，并把握与中心工作的联系。布置与计划工作时，要切实照顾到连队的基本任务与能力”。因此，罗荣桓能准确地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能够及时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制定正确的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罗荣桓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面向连队。1942年3月，他在115师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指出：“连队的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基本教育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的讲起，要学习先生教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我们的战士。”他很注意培养机关的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喊空口号，搞花架子，反对写言之无物的长文件。他还批评了“只追求小组汇报党员和战士的一些日常生活，而不认真领导小组学习的做法”，并提出培养教育青年战士，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青年的特点，并不在于要求特别地做模范去超过成年甚至党员。这种要求不是青年自发的真正要求。在军队中青年的特殊要求，是增长自己的知识，活跃生活，应从这一方面去组织教育，去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是民主、群众路线和说服教育

　　早在井冈山时期，罗荣桓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与建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致力于清除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115师讲连队政治工作问题时指出：“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样性的，不能与军事管理的方式方法混淆起来。在军事方面有些是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的不足，巩固高度集中的行动，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通过更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来启发战士的政治自觉，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1956年10月，他在论述军队政治工作的传统时指出：“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的形式，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并把这种方法比喻为“响鼓不用重锤敲”，要求对政治工作的对象充满热情和信任，对同志着重于鼓励、启发、诱导和说服，认为“如果战士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愉快的情绪，一切消极的防范，都只有一种暂时的效果”。他反对随便整人，不赞成在思想教育中树立“对立面”，或把一部分人划为“落后分子”。他坚持解决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耐心说服，启发自觉，反对动辄整人的错误做法。特别在“肃反”“审干”等工作中，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神秘化观点和“逼供信”的做法。

　　罗荣桓作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实施领导不是靠地位、权威和命令，而是靠对人的理解、关心和信任，特别是靠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教育群众。他说：“我们主要是靠政治教育，是靠干部的模范作用去影响战士对一切号令命令的执行。”罗荣桓对政工干部的要求特别严格，经常教育政工干部要谦虚谨慎，要靠自己模范的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威信。他在讲古田会议精神时谈到：“那时，党的工作是经过党代表来做的，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兵关系很密切，在行军的时候，官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这也并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出于士兵自愿尊重党代表。”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政工干部做出了表率。他平易近人，诚恳待人，不论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

　　全国解放后，在人民解放军转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多次告诫大家，必须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发扬民主，坚持说服教育。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党、军队历来是发扬民生的，现在由于许多制度改变了，实行了军衔制，戴上了军衔肩章，发扬民主就更为重要了。”他还说：“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否则，就会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变质。”

　　四、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干部教育

　　从红军时代起，罗荣桓便十分注重政治理论教育和文化教育，曾手把手教战士识字。1937年，他在延安当后方政治部主任时，在抗大兼课，讲授过《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同志担负起团营领导职务，对于他们的文化学习，罗荣桓尤为重视，有时亲自给他们当教师。罗荣桓对干部教育抓得很紧，经常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习些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他认为，干部政策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水平低，许多干部不能阅读，因而不能及时、深刻地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早在1940年，罗荣桓在一份电报中提出：“发动自上而下的热烈的学习运动，对不愿学习者要实行强迫的办法，主要在干部中，要求各级首长首先实行每天两小时学习的制度。”在他的倡导下，115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从1941年5月起，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校开课，给师直机关干部系统地讲授《联共党史》，还给师直属队宣讲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进入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必须迅速地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只有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更快更好地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提高军事训练和各项专业技术的进度和质量，实施各军兵种的合成作战。罗荣桓看到并且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认为加强现代化建设是我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而提高文化正是改善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和突破口。1950年，新的总政治部机关刚刚组建起来，罗荣桓就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由军委颁发全军，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还规定部队进行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这个方针明确规定了部队要在较短时间内，学到实际有用的而又有系统的文化知识。到1953年，部队的文化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全军由原来80％的初小以下文化普遍达到初小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到初中的水平。

　　罗荣桓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又抓了组织全军干部系统学习革命理论的工作。1950年底，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罗荣桓着重讲了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指出：为了培养干部，为了部队建设的长远打算，必须在各级干部中有指导有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1951年1月，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制订了部队政治教育的规划，规定把政治理论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1951年11月，在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干部理论教育方针。1953年，在罗荣桓的提议下，总政治部颁布了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基本计划大纲，明确要求有计划地学习中共党史，并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

　　五、军队干部任用的基本原则是任人唯贤、公道正派和“五湖四海”

　　在对干部的使用问题上，罗荣桓反对拉山头、搞宗派，坚持团结“五湖四海”的干部一道工作。从秋收起义以来，他经历了从井冈山会师到红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大会师等许多次各路革命力量的会合，深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革命力量的大团结。他经常教育干部：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十分注意团结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同志，特别在部队整编时，他总是公平合理地安排使用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率115师到达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很注意团结和使用从红二、四方面军来的以及山东本地的干部。他率山东主力部队进军东北后，又强调对从全国各地区调来的部队和干部要一视同仁，不分亲疏。

　　罗荣桓坚持任人唯贤，反对按个人的爱好去选拔干部。1944年9月，他在山东军区讲到这个问题：“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衡量，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那只有剩下亲近的人，也可能是些庸俗的吹牛拍马钻营的角色了。”建国后，他主持组建总政治部机关时，更明确地指示：总政治部的干部要从各野战军与华北部队中选调，还要照顾到原来各支红军的关系，特别叮嘱不要从四野调人过多。按照这样的要求，1951年总干部部从全军抽调了3万多名干部，使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的领导机构迅速而妥善的建立健全起来。为了正确地使用干部，罗荣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干部工作部门，要全面地考核了解干部，要有联系群众、公道正派的作风。他指示总干部部，不要只从档案材料上去了解干部，而要从实践中了解干部。通过检查工作，个别谈话，听取干部的上级、同级、下级的反映，把各方面的看法综合起来，才能了解干部全面实际的情况，才能对干部使用提出比较正确的意见。

　　罗荣桓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一视同仁，不薄彼此。他提拔干部根据德才标准，并做到严格要求、大胆使用。为克服互相存在的缺点，他告诫知识分子干部克服“理想多于实际”的“个人英雄思想”，告诫工农干部克服“摸索多于理解”的“狭隘保守思想”。他强调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工作，并且规定担负领导职务的干部要负团结的主要责任。

　　罗荣桓的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理论。毛泽东赞扬他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高度评价他“在一生的工作和斗争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人民革命军队的作风”。政治工作是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保证，是我军的生命线和传家宝。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学习和研究罗荣桓的政治工作理论，对当前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