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在中国，20世纪是救国、建国、兴国的世纪，是革命、建设、改革的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后半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一个世纪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大潮中，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在这风云激荡的20世纪，在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中，在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的影响和领导下，湖南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推动历史前进、促进社会进步的杰出人物。真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蔚为壮观。1991年3月，江泽民在湖南视察时深有感慨地说：“近代以来，湖南出现了许多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涌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许多英雄人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总书记的话对20世纪湖南人物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个世纪以来，湖南人物应运而生，各领风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创造了辉煌的篇章；他们开拓创新，在社会进步的各个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他们的风范长存，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20世纪湖南人物从主体上说是坚持革命、坚持进步的，但也毋庸讳言，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许多人物的人生轨迹也是曲折的、复杂的。正如鲁迅所说：“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因为终极目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20世纪湖南人物是一座宝藏，蕴涵着丰厚的资源。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最近，中央领导同志也指出：“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已经向我们走来。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认真回顾20世纪的历史，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折的教训，对于我们开拓更加美好的新世纪是十分重要的。”还明确指出：“总结20世纪，探索20世纪，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由此可见，研究20世纪湖南人物，是党史工作者的应尽之责。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对于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大精神，拓宽党史工作领域，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知道，要做好这项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虽然从历史中走过来，但是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下面，我们对20世纪湖南人物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人才辈出，创造历史的光辉篇章
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于灾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200多年，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暗淡的前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这场伟大革命中，湖南人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舆论宣传方面，创办报刊，以排满、反帝、革命相号召，涌现出一批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是杰出代表，其著名的《警世钟》和《猛回头》，在学生、新军、平民中广为流传，被“誉为至宝”，读了“如同着迷”。孙中山说，“这两本书使民族主义灌输人心，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起了相当重要的启蒙作用。宋教仁在所写的文章中一再重申：无论革命的结局如何，都不能允许君主专制继续存在下去，而以民权为中心的民主共和政体必须确立。他还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人物之一。民国初年，他坚持宣传共和制度，争取政党政治、责任内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激起了“二次革命”。湖南志士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被同盟会接收，改为其机关刊物《民报》，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在组织革命团体方面，1903年，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建立了两湖地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会员达500多人，后来成为同盟会的主要基础之一。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实行联合，组建中国同盟会。参与同盟会筹备者共79人，其中湖南有20人。起草章程的8人，其中湖南3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都起主导作用。孙中山指定黄兴为同盟会执行部庶务（实际相当于副总理），代其在总部主持日常工作，“成为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主要领袖”。在总部任重要职务的还有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胡瑛、陈家鼎、覃振等。同盟会成立之初，在日本东京加入的有17省863人，其中湖南157人，居各省之首。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1904年华兴会初试革命方略的长沙起义，誉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推动了黄兴与孙中山的会晤，加速了同盟会的成立。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中，有两次是同盟会成立之前在广东举行的，其余8次在1907年至1911年间发生，黄兴是“无役不与”。1911年4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黄兴亲自指挥的，须发苍白的谭人凤请缨求战，湖湘志士血染襟袍。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大起义，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南部中国在太平天国以后范围最大的一次革命，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檄告天下，号召“建立共和民国”。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蒋翊武任起义军总指挥。黄兴到达汉口后，革命党人和士兵把他看作“天将下凡”，黎元洪派遣骑兵，高举“黄兴到”的大旗，遍游武汉三镇，以安定人心。当晚黄兴被举为革命军总司令，后来亲自指挥了武汉保卫战。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发动长沙新军起义，宣布湖南独立，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之省，并立即派出4批8000人驰援武昌。1915年12月，蔡锷率领护国军在云南宣布起义，进军黔川，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成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再造共和的主将。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孔子平议》一文，率先揭开了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他提出的“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口号，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湖南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发生了深远影响。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正在北京高等学校读书的匡互生等认为，只有采取暴力行动，才能制裁国贼，收回胶济铁路。他和罗汉、罗章龙等被推举为秘密行动小组的负责人。他是5月4日下午天安门大会和会后游行的三位主要组织者之一，第一个爬进曹汝霖的住宅，带头火烧赵家楼。5月9日，湖南《大公报》不顾当局禁令，登出这一惊人消息后，毛泽东即广泛联系，交换看法，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的具体意见。当北京学生代表邓中夏等衔命来到长沙后，即在长沙、衡阳、郴州、常德、永州等地立即组织学生、教员以及工商界起而响应，并掀起了抵制日货和反对军阀卖国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在这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诞生过程中，湖南人物作出了巨大贡献。“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个月后，24岁的毛泽东邀集同志成立新民学会。正是新民学会负责人蔡和森在1920年8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首先在中国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还明确提出建党的思想。1919年7月，毛泽东等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人民大联合的力量。1920年9月，毛泽东等建立文化书社，大力发行《新青年》和其他马克思主义书刊。毛泽东等还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派遣会员留俄勤工俭学，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留俄学生后来成为党的领袖和著名革命家。1920年8月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建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6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此同时，在国外的留学生中也建立起旅欧、旅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8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除武汉、济南、广州以外，都有湖南人物参加。李达、李启汉、林伯渠、陈为人、李中、陈公培在上海，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朱务善、李梅羹、吴汝铭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周佛海在日本东京，蔡和森、李立三、陈公培、李维汉、向警予在欧洲，都是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或参与者。中共一大代表13名，湖南人有4名，即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一大前全国的共产党员53名，其中湖南人有近20名。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主要力量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湖南人物为推动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李立三、何孟雄、罗章龙、李启汉等一批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1921年，邓中夏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而壮烈牺牲，成为最早献身的工人领袖。李启汉因发动上海邮务工人响应香港海员大罢工而被捕入狱两年，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而“坐牢最早最苦的同志”。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大革命，这是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民族民主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毛泽东、林伯渠为帮助国民党改组、实现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国民党一大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国共合作后创办的黄埔军校，第一至五期有学员7399名，其中湖南学员2189名，占四分之一强，他们是北伐军的骨干力量，后来不少成为抗日名将和人民军队的领导干部，有的还为人民、为民族英勇献身。1926年5月，以湘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要骨干的叶挺独立团进军湖南，援唐（生智）伐叶（开鑫），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湖南耒阳人邝鄘创作了《北伐军歌》。最早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谭延闿、程潜、唐生智分别任第二、六、八军军长，李富春、朱克靖、林伯渠分别任第二、三、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国共合作实现后，很快在全国开创了一个革命新局面，特别是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出现了工农运动的高潮。1925年5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参与领导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全国民众中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怒潮，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6月，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任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兼总顾问参与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对大革命高潮的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毛泽东是最早重视农民问题并致力于农民运动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称他为“农民运动的王”。1925年初他回到韶山，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和了解，发展了一批党员，创建了全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的中共韶山支部。1926年，他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1926年11月，他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运动，著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1月，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在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认真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他们的著作体现了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原来生气勃勃的中国南部陷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罗亦农、向警予、夏明翰、郭亮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当反动派把郭亮的头颅悬挂在长沙司门口示众时，中国共产党的真正朋友鲁迅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彭德怀、贺龙、徐特立等党外坚定的革命者恰恰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面对着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人民军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于7月20日、23日两次在九江、庐山召开会议，邓中夏等参加，研究提议“实行在南昌暴动”和决定南昌起义的领导问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李维汉参与主持了八七会议，毛泽东、罗亦农、任弼时、邓中夏、李立三等出席了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行了历史性的转变。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会后在全国各地举行了许多起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贺龙领导的桑植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红军的三大主力中，第一方面军有毛泽东先后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彭德怀任副司令员；第二方面军有贺龙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委；第四方面军有曾中生任参谋长，还有罗荣桓、粟裕、谭政、陈赓、黄克诚、萧克、王震、耿飚、杨得志、杨勇等一大批杰出将领在红军主力部队中担任要职。1934年7月，由寻淮洲、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拉开了长征的序幕。同年8月，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成功地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有效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又胜利到达陕北，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出席这次会议的20位代表中，湘籍的有毛泽东等5人，刘少奇、彭德怀、李卓然、李富春与其他多数代表都坚决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白区斗争和左翼文化运动中，湖南人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刘少奇是党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一批湘籍左翼文化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建立了功绩。
抗日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个伟大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代价取得的，湖南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是反抗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8年抗战中有6年在华北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百团大战名震中外；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血溅太行，是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中共最高将领；临危受命，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后担任新四军政委重建新四军，提出发展豫皖苏根据地的新思路，在中原五省抗日战场上声威大震。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罗荣桓、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和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三师师长黄克诚、六师师长谭震林，以及萧劲光、陈赓、许光达、杨得志、王震、耿飚、傅秋涛、钟期光、曾希圣等著名将领，率部浴血奋战，建立了不朽功勋。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部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旗帜，后与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挺进华南抗日，被誉为“第二次长征”。中共中央经济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坚持建立“三三制”政权，认真进行精兵简政。田汉、贺绿汀等的作品，犹如战斗的号角，传遍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在正面战场上，湘籍将领也建立了功勋。抗战爆发后最先成立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负责指挥了平汉铁路沿线的对日作战；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主动承担防守首都的重责，是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参与了一系列对日作战的重大决策；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司令宋希濂指挥所部在滇西缅北作战三年多，战绩卓著，获得美国政府赠与的自由勋章。还有一批湘籍将领如国民党南京宪兵代司令兼警备司令萧山令、国民党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国民党第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师长彭士量、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直属第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国民党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等，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为国捐躯。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权依赖美帝国主义援助，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在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中，湖南人物建立的功勋辉耀千秋。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他“胸中自有百万雄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非凡地指挥了人民解放战争。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全国战略方针，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和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方针。任弼时风雨战陕北，还及时发现和认真地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左”倾错误。彭德怀临危受命，保卫延安，三战三捷，扭转西北战局，进军新疆，解放大西北。贺龙勇挑重担，协助彭德怀，大战西北，配合刘邓进军四川，解放大西南。罗荣桓离开病榻，从苏联回国投入战斗，参与指挥解放东北和天津、北平。粟裕大显奇才，指挥了苏中七战七捷、山东战场的数次重大战役，获得淮海战役第一功，参与指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杭州、上海，肃清浙、闽残敌。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还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在四大野战军中，第一野战军有彭德怀任司令员、贺龙任第一副司令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有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有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有罗荣桓任政委，萧劲光任第一副司令员，黄克诚任第二副司令员，谭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萧克任第一参谋长。在24个兵团中，有陈赓、许光达、杨得志、杨勇、王震、耿飚等11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帅，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浴血奋战，夺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响亮凯歌。程潜、陈明仁、陶峙岳举行起义，对和平解放湖南、新疆作出了贡献。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准确而科学的定义，作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论述，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完整、鲜明的认识。在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中，五大书记中湘籍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位，13名政治局委员有湘籍的5名，44名中央委员有湘籍的13名，33名中央候补委员有湘籍的10名。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得来的。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并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团结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提出了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并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战术，特别是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人民解放军是在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有湘籍的彭德怀、贺龙、罗荣桓3位，十员大将有湘籍的粟裕、陈赓、萧劲光、黄克诚、谭政、许光达6位；1965年以前授衔的57名上将有湘籍的19名，177名中将有湘籍的45名，1359名少将有湘籍的129名。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湖南的流血牺牲者数以百万计，有英名在册的烈士15万，军事家段德昌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号烈士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的63名领导成员中湘籍的有11名，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林伯渠任秘书长。政务院的16名政务委员中湘籍的有4名，即谢觉哉、滕代远、李立三、李富春，还有李维汉任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毛泽东，秘书长李维汉。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28名领导成员中湘籍的有8名，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彭德怀、程潜、贺龙、罗荣桓任副主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敢不敢、能不能应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面对这样的紧急局势，1950年10月上旬，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挂帅出征，赴朝作战。先后担任过志愿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的湘籍将领还有陈赓、邓华、杨勇、杨得志、李志民、宋时轮、甘泗淇。湖南动员了26万余人参军，捐献了价值134架战斗机的巨款，筹措了大批军需物资支援前线作战，还派出5支医疗队到朝鲜前线救死扶伤。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为了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如彭德怀所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侵略新中国的尝试，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1951年4月，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经过20多天的协商谈判，圆满达成协议。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抵达拉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为新中国的发展绘制了一幅蓝图，他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为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政治基础，他成功地领导了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在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功地领导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正确地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他还主持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并为这部新宪法确定两大原则：民主的原则，社会主义的原则；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概括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新方针，为召开中共八大奠定了思想基础；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中共八大路线作了重要补充。在随后的探索中，他虽然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但也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例如，关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论述，关于要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构想，等等。他领导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局面，创立了颇具特色的外交思想，其要则是：关于独立自主，关于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关于反对霸权主义、自己永远不称霸、维护世界和平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关于高屋建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怕鬼、不信邪”，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等战略策略思想；关于在对外交往中要破除迷信，不卑不亢，既不能狂妄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盲目悲观的外交风格；关于坚持自力更生，在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拓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思想。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设想；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文件，指导了全国的土地改革；代表党中央作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指明了新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施行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如必须切实管好党的干部、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彭德怀从朝鲜归来后再进统帅部，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切实健全首脑机关，力主实行薪金制，推行义务兵制，实行军衔制，踏勘万里海疆，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李富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认真组织制定和成功组织实施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之时，及时向中央建议用几年时间进行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对中国经济建设逐步从困难中走出来作出了贡献。李维汉对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人民政协的建立和发展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向中央建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方案。贺龙作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五湖四海揽人才，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倡导体育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组织勇攀世界体育高峰。罗荣桓长期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制定保证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制度和规划。在中央领导机关，有一批湖南人物运筹帷幄。1949年至197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2位（毛泽东、刘少奇），副主席的1位（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位（刘少奇），副委员长6位（林伯渠、罗荣桓、李维汉、程潜、谭震林、蔡畅）；国务院总理1位（华国锋），副总理7位（彭德怀、贺龙、李富春、谭震林、陶铸、华国锋、王震）；全国政协主席1位（毛泽东），副主席5位（李维汉、滕代远、谢觉哉、宋任穷、李烛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2位（谢觉哉、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位（罗荣桓）。1949年到1965年在政务院、国务院各部委任部长的共117位，其中湘籍的17位。还有一批湖南人物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政府主政一方，他们是：黄克诚、张启龙、江渭清、谭震林、江华、曾希圣、欧阳钦、陈赓、周小舟、张平化、陈明仁、王首道、程潜、陶铸、苏振华、杨勇、宋任穷、张经武、胡耀邦、王震、金明等。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耿飚、苏振华等作出了贡献。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始了新的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王震等起了重要作用，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有王震、黄克诚、宋任穷、杨得志、李维汉、谭震林、粟裕、杨勇、耿飚、邓力群、江华、萧劲光、王首道、萧克、何长工、廖汉生等，都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朱镕基主持中央经济工作，对症下药治理经济过热，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领导勇闯雷区，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实施“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又适时地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和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张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老当益壮，按照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江泽民的要求，致力于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防实力。
“妇女半边天”。在20世纪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湖南的妇女人物也创造了不凡的业绩，有诸多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女党员缪伯英、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妇女部长向警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女将军李贞；还有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东方女飞将”王灿芝，中国第一个白话小说女作家、女教授陈衡哲，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女田径运动员李森，中国第一位参加南极考察的女性地质学家金庆民，等等。
二、群星璀璨，开拓创新的卓越建树
20世纪的湖南人物，群星璀璨。一大批杰出人物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开拓创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
在思想领域，湖南人物中有不少宣传家和思想家。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有李达、蔡和森、罗章龙、彭述之、李立三、陶铸、张平化、胡耀邦、邓力群；副部长的有李维汉、徐特立、周扬、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刘祖春、耿飙、曾建徽、龚育之。章士钊曾被毛泽东称为“清末民初的著名政治家”，他对逻辑学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造诣，早年在《国风报》发表的《论翻译名义》一文，第一次提出将西方“logic”直接音译为“逻辑”，修改了过去译为“名学”、“辩学”、“论理学”的概念表达方式，为学术界所接受，开中国逻辑学研究之先河。他的《逻辑指要》一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框架，阐述中国古代逻辑学思想，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毛泽东读后动员他修订再版，并为他写了“出版说明”，于1961年再版发行。中央党校的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十哲》一书中介绍了10位哲学家，就有两位是湖南的：李达、金岳霖。李达所著的《现代社会学》先后印行14版，使许多进步青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他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等书，“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毛泽东语）。毛泽东曾对李达说：“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金岳霖一生从事哲学、逻辑学研究和教学，很有建树。在哲学方面，他吸收西方哲学的成果，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最早把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批判了罗素的主观唯心论，论证了事物的可知性；提出摹状与规律学说。在逻辑学方面，他在30年代就系统地从西方引进演绎逻辑，对演绎逻辑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入思索；认为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思维规律；后期又强调形式逻辑必须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探讨了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提出了有关思维的新的判断形式，主张恢复归纳（在形式逻辑中）本来的地位。汪澍白长期从事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著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基因》、《毛泽东早年心路历程》、《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等书，在全国颇著影响。
在政治领域，民国初年，宋教仁以“民国政治家”的姿态，竭力宣传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特别是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以后，更进一步主张由国民党组阁，被袁世凯下密令杀害。孙中山在挽联中称颂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蔡和森是系统传播列宁建党学说的第一人。他于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和1921年2月11日给陈独秀的信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明确告知毛泽东：“我意中国于两年内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他的著作《党的机会主义史》，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革命转变，以及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李维汉在40年代任中共西北工委秘书长期间，先后起草了《回民族问题提纲》、《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经中央讨论批准，开党内系统研究少数民族问题之先河。他在建国后提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建议采取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他系统调查研究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提出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经过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他提出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和民族性，必须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江华在197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之后，即顶住“四人帮”的压力，批判了“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着手恢复被取消的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1978年提出“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的口号，震动了整个司法界，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纠正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81年主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审判，代表特别法庭宣布了严正的判决。在1980年12月20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昌专门写信给邓小平，呼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在这次会议讲话时接受李昌的倡议，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
在军事领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斗争中，湘籍军事家代有人出。护国名将蔡锷被孙中山誉为“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他辑录的影响很广的《曾胡治兵语录》，共分12部分，每一部分前后加了按语，画龙点睛地指出了要点，并结合中外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本书不仅影响了朱德这样的大军事家，而且曾是黄埔军校的主要军事教材。周恩来说过：蒋介石办黄埔，“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黄兴的军事才干和英雄气概，在同盟会中是出类拔萃的。孙中山曾这样称赞道：“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彭德怀的能征善战、勇冠三军是中外闻名的。毛泽东曾有诗赞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曾称他为“天才的军事家”。曾中生在被张国焘撤职和非法关押期间，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一著名的军事著作，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的十种“围剿”战法，总结出了关于人民战争、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以及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等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几个主要军事思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将它印成小册子发给部队，转送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粟裕是一位军事奇才，以其高水平的战略眼光、灵活机动的决策运筹、能征善战和长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著称于世，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美誉。江泽民曾为粟裕指挥艺术与战争理论研讨会题词：“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张震则在会上说：粟裕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作战指挥艺术，其显著特点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机断专行，出奇制胜。萧劲光任海军司令员30年，主持制定了海军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长远规划，为人民海军的艰难创建和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业。许光达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长期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功垂史册，1985年出版了《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一书。彭绍辉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领导编辑了四个野战军的《战术资料汇集》，主持编写了几十万字的条令，如《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作战条令》、《军、师合成军战斗条令》、《军语》、《纪律》、《队列》等，为解放军的教育训练、军事理论研究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军委1989年、1992年确定的中国当代军事家36人，其中湘籍的15位。即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段德昌、曾中生、蔡升熙、左权、黄公略。也可以说，这15位军事家是：1位统帅、3位元帅、6位大将和5位先烈。后来又有何长工、王震、杨得志、李聚奎、耿飚等名将逝世时，中央亦称其为军事家。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又有3位湖南人物，即张震、谷善庆、唐天标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经济领域，20世纪的湖南出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实业家。陈范是一位卓越的人口理论家，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人口理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人们生育有序而奔走呼号。湖南大学校长任凯南曾是与马寅初齐名的经济学家，有“南任北马”之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廉是当时中国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杨佑之在抗日战争期间著的《会计学》和《会计学纲要》，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会计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他一直认为：统计与会计应该结合在一起，成为帮助和指导生产管理的决定性环节。中国要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就必须在统计与会计上下工夫，使管理科学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卓炯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发展商品经济，其著作《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被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大经济学著作之一。黄松龄在50年代就说过：“我们不能躺在苏联专家身上过日子。”他的许多独到见解为经济学界所称赞，有学者认为：“今天新经济学发明权，应属于黄松龄。”刘涤源是中国研究西方凯恩斯主义的著名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也颇有造诣。他主编的《凯恩斯主义研究》系列专著，已出版10卷，其中他著的《凯恩斯经济学评论》一书，被《世界经济》杂志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研究的新突破。”他主编的《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反对“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在经济界、金融界引起很大反响。他与陈恕祥教授合著的《垄断价值机理研究：垄断价值机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一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了补充和发展，弥补了国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不足。丁鹏翥是中国羽绒工业的创始人，“丁制三层式被”1923年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中国特产奖”，著有《中国羽绒工业》一书。毛泽东说过，中国的民族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其中之一是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给范撰写的挽联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李国钦发明了汉字“钨”，不仅掀开了中国矿业史上新的一页，而且为世界军工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国际军工原料巨商，美国立碑中有其光辉姓氏，驰名至今。滕代远是人民铁道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和铁道兵团的创建人。新中国建立后10年内，在他的具体领导下，修筑了成渝、天兰、丰沙、包兰、黎湛、宝成、鹰厦铁路和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基本形成了全国四通八达铁路网的骨架。在铁路管理上，实行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改革，打破旧铁路各自为政的局面，迅速把全国铁路连贯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还组织了北京至各省会、首府、重要城市的直达列车，使铁路真正成为中国交通的大动脉。孟少农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汽车设计制造专家。他常说：“大汽车是小学水平，轻型车是中学水平，小汽车才是大学水平。”中国第一、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和发展，1958年试制出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1959年红旗牌高级轿车成功面世、70年代末的东风牌汽车驰名全国，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曾希圣60年代初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即“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代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都知道，安徽70年代末的“包产到户”与60年代初的“责任田”是一脉相承的。在军事经济领域，湖南人物也创造了骄人的业绩。1948年12月，周恩来曾说过：后勤工作，两杨（杨立三、杨至诚）、两周（周玉成、周文龙）责无旁贷。4人中，只有杨至诚不是湖南人。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杨立三、李聚奎、张震都担任过总后勤部的部长或政委。湖南邵阳人尹仲容去台湾后，50—60年代一直主持台湾的经济工作，担负重整台湾经济的重任，定下4项原则：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开发资源、节约消费。这4项原则被称为“奠定了台湾四十年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他对台湾经济的恢复、发展和起飞起到巨大作用，被誉为“台湾经济发展之父”。
在科技领域，湖南出了一批世界知名的一流科学家和一流科技成果。周光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旋转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成为“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享誉中外。他领导中科院实行改革，以解决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使原有封闭不流动的科研体制转变为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体制，坚持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办院方针，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实行“一院两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倡导科学院与高校的结合，创造科研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对探索科学技术本身的规律、科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均有重要的理论贡献。汤飞凡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衣原体的人，因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陈国达创立新的地壳构造及演化理论——地洼学说，在国际上被称为“地洼学说之父”。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的育种技术，在国际上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沈志云提出的非线性轮轨蠕滑力计算理论，以“沈氏理论”在国际应用。刘新垣发明世界上第一个寡苷受体。姚开泰在世界上首次证实了亚硝胺类化学致癌物对鼻咽上皮有一定的亲和性。黄培云提出的著名的粉末冶金烧结过程综合作用的理论，已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粉末压制理论。刘筠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鱼类多倍体基因库，等等。国内知名的科学家和有影响的科技成果就更多。黄国璋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与丁文江、翁文灏合称“中国地理三杰”，他长于社会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特别是对中国和北美经济地理有精深的研究，著有《社会的地理基础》和《北美自然地理》等书。周凤九是中国公路技术先驱，20世纪20年代设计的潭宝公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永丰大桥独树一帜。30年代，谢国藩用纯系育种法选育出水稻良种万利籼，胡仲紫亦用该法选育出胜利籼，从40年代逐步推广后对南方稻区的粮食增产起了重要作用。向德30年代研制成功用木炭代替汽油的煤气汽车，被誉为“向德煤气炉”和“向德煤气车”，对缓和抗战期间的汽油供应紧张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夏爱民的矮化水稻育种成果，对提高稻谷产量起了重要作用。张孝骞是中国西医学的先驱。萧健是中国宇宙线高能物理研究工作的开创人之一。何继善在国内率先开展频率域激电理论研究，创立和发展了双频激电理论。李钧是中国电离层声重波观测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刘昌明是中国地理水文实验研究领域主要倡导者和开创者。刘耕陶在国内首先开辟肝脏生化药理学研究领域。刘宝琛是中国随机介质理论的奠基人。陈火旺是中国第一个大型软件工程的总设计师，1971年主持设计了中国第一个FORTRAN编译程序，开创了中国自行装备FORTRAN的新时期。慈云桂是中国第一台专用数字计算机、第一台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第一台亿次级巨型计算机的总设计师。魏曦是中国人兽共患病和微生态学的奠基人。黎鳌是中国烧创伤防治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侯振挺研究齐次可列马尔可夫过程取得重要成果，被称为“作出了第一流水平的成果”的数学家。湖南涌现了一个122“两院院士”为代表的科技英才群体。湖南的院士已达117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名（包括1955年当选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0名），中国工程院院士54名。在湖南两院院士中有7名首批当选为资深院士，其中科学院院士5名，工程院院士2名。在湖南的两院院士中，有2名女院士（范云六、钟掘），有2名双院士（沈志云、王淀佐），有6名少数民族院士，有浏阳的黎氏三兄弟同为工程院院士，还有外籍院士黎念之。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杨树达、金岳霖、周扬、吕振羽、翦伯赞、黎锦熙、李达、向达、刘大年、黄松龄，都是成就卓著、享有盛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文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此外，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湖南人有6名，即化学家曾昭抡、医学家张孝骞、哲学家金岳霖、文史专家余嘉锡、语言学家杨树达、国际法专家周鲠生。值得称道的是，1949年以后，这6位院士都同蒋介石反动政权决裂，全都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其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令人钦佩。目前在湘工作的两院院士有37名。无独有偶，2000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的第一项和第十项都与湖南科学家有关：袁隆平院士主持的超级杂交稻研究成果和国防科大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类人型机器人。
在教育领域，湖南出教育家，出名人办名校。杨昌济对教育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主张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个方面的要求，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张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主张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他培养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实现了其“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一代师表启后昆”的徐特立是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他改名特立，立志“特立独行，高洁白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终其一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重视基础教育，尤为重视小学教育，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他从事过20多年的中小学教育，又担负过20多年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领导工作，建国后以主要精力领导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在长期的实践中进行理论思考，著有《徐特立教育文集》。在其著作中，对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宗旨、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方法，以及培养国民公德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他说：“学风中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两句话九个字。”并将这9个字写成匾额，作为第一师范的校训。享有“教育之神”美誉的罗辀重，1920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坚持“不做官”，“不加入国民党”，呕心沥血于基础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30年，是中国素质教育的首倡者之一。他主持创办的娄底陶龛学校，对乡村小学教育进行开拓性改革，曾享有“北有行知，南有陶龛”之誉。该校以“血性”（即教育学生不说谎，肯认错，不推诿，见义勇为）为校训，重视体、德、智、美、群五育价值，崇尚夏丏尊爱的教育，亦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教育学说的实践，崇奉“学生是主人，教师是公仆”的信条，提倡教师应为学生“磨血、呕血、耗尽心血”，造就人类生长价值。曾3次举办两年制特科班，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毕业后由学校向社会介绍录用。湖南有一批名人办的名校各具特色。1950年，毛泽东接见第一师范校长周世钊时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一个好学校。”并亲笔题写“第一师范”校匾和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陈润霖创办长沙楚怡学校，并主持校政近40年，坚持“按照学习进度，自己规划，自己学习”的原则。1920年杜威来华考察，盛赞该校的“设施与精神”，誉为“中国最富有教育意义之小学”。符定一是长沙一中的首任校长，办学独具慧眼，主持增设英、德、法语3科，为中学课程设置之独创。他治校严谨，以“公、勇、勤、朴”为校训，勖勉师生。胡元倓创立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明德学堂，以“教育救国”和“养成中等社会人才”为宗旨，以“坚苦真诚”为校训，以贯通中西文化为施教方针，成为一所著名中学，誉称“北有南开，南有明德”，曾与扬州中学并列为全国10所优秀中学之一。何炳麟创办岳云中学，并任校长44年，坚持“三好”目标，即“延聘好教师，招收好学生，办成好学校”。该校1921年开始招收女生旁听，接受杨开慧、蒋纬（丁玲）等6人转学，震动长沙，开湖南中学男女同校之先河，报界称为“学界的光荣”。常德市第一中学是由朱其懿、熊希龄创建的西路师范讲习所发展而来的，素以“择师严、招生严、治校严”著称。湖南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的第一任校长颜福庆是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素以治学严谨著称，倡导严格、严肃、严厉的学风。孙中山1925年题写了“学成致用”的勉词，以激励学生。时人称道“北协和、南湘雅”。湖南有一批献身教育事业的干才。朱剑凡“毁家兴学”，开女子教育之先河。范源濂在民国初年三任教育总长，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胡庶华七任大学校长，其中三任湖南大学校长，还任过武昌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校长，为世所罕见。他主张湖大“承朱（熹）张（栻）之绪，取欧美之长”，教师“以身作则”，“以身率教”，“以情动人”。张国基侨居海外执教几十年，弟子遍天下。曾昭抡、黄松龄、刘子载、柳浞、刘雪初、刘西尧、李铁映、周远清等曾担任过新中国教育部（含高教部、国家教委）的副部长、部长。成仿吾从文学家到教育家，任过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家。
在文化领域，湖南出了一批文化名人。齐白石在绘画、篆刻、书法和诗词等方面卓有成就，是一代艺术大师。1953年获文化部授予的“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1963年被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齐白石作品集》，全面、系统地收入了其文学艺术作品。黎锦熙致力于语言文字工作60余年，从提倡白话文、推行国语、宣传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开始，到参加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和查字方法等，著作等身，有专著30多部、论文400多篇，一生服膺“勤、恒”两字，甘于淡泊，不慕荣利，把全部心血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杨树达是著名的汉语言文字学家，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法研究和教育，尤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字语法、修辞等，有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其著作《汉语文修辞学》是一部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创造性的文字修辞学名著。田汉被誉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现代革命文艺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但是成就卓著的剧作家、歌词作家和诗人，是中国话剧运动的重要奠基人、戏曲改革的开拓者，而且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和电影事业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人。由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战争中传遍大江南北，全国为之振奋，建国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国国家尊严、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人民音乐家贺绿汀与中国音乐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笔底流出的260余首歌曲，每一个音符，都不会休止，留在人民心中、留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宝库中”。特别是他在抗日根据地的煤油灯下创作的不朽抗日战歌《游击队歌》，成为鼓舞抗日军民奋勇杀敌的进军曲，毛泽东当时就称赞写得好。舒新城投身出版事业40多年，成为著名的中国出版家，其主编的《辞海》于1936年问世，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而长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新版《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沈从文有“多产作家”之称，一生发表作品600多篇，出版100多种文集，仅小说创作即近300万字，有些作品被译为外文，成为享有中外盛名的乡土作家。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为中国服饰文化史的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受到中外学术界的赞赏。丁玲的文学生涯近60年，共留下300多万字的著作。1948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深刻而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农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变化，被译成近20种外文，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周立波先后两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其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那边人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深受中外读者欢迎。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对几代中国青年产生了良好影响，累计出版发行500万册，成为新中国最早印刷逾百万册的小说。还被译成10多种外文在世界各国出版。张天翼的讽刺小说代表作《华威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短篇小说名著，被称为“杰出的讽刺文学家”。他创作的《罗文应的故事》获1954年全国少年儿童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刻画了一个不肯向困难低头、与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献身革命的勇敢女性的形象，曾译成多种外文出版，法国大文学家罗曼•罗兰致函给她表示敬意和祝贺。她从事文学50年，共出版作品365部，计1000多万字。吕骥是30年代中国新音乐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时间担任过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他从事音乐工作60余年，用歌声唤起民众走上消灭日本侵略者和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战场，鼓舞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幸福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他创作的《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保卫马德里》、《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忘》、《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毕业上前线》、《祖国颂》等歌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亦有成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吕骥文选》（上下集）和《吕骥全集》。谭盾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当今国际乐坛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创作的《南京大屠杀》，表达了中国音乐家对日本侵略中国那段屈辱历史的艺术反思，制成唱片发行海内外，影响很大。他完成的以香港回归祖国为题材的大型交响乐《天•地•人》，轰动乐坛。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演出了反对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的，又是中国人第一次演出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他后来的艺术成就与梅兰芳齐名，以“南欧北梅”享誉大江南北。人民艺术家金山艺术生涯50年，主演和导演话剧50部、电影5部，创作和改编话剧、电影剧本15部，1979年导演话剧《于无声处》。他病逝后，有人以其艺术成就为内容撰写了一副挽联：“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春蚕老丝难尽；党业、民功、讲坛、文苑，染成三千白发，孺子中亡汗未消。”白杨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她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影片中塑造了具有东方女性独特性格和风貌的李素芳形象，使该片成为中国电影艺术的珍品；在《祝福》影片中扮演祥林嫂，表演细腻、自然含蓄，显示出不凡的表演艺术的功力和魅力，该片1957年获得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她在半个多世纪的舞台银幕实践中，积累了塑造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格人物形象的丰富经验，著有《电影表演技艺漫笔》、《我怎样演祥林嫂》、《我的电影生涯》等书。蔡仪是著名的美学家，形成自己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美学理论，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著作《新艺术论》、《新美学》等和所主编的《文学概论》、《美学原理》等颇有影响。湖南出了多位中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的史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同郭沫若一起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震动中国史坛。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部专著，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发展规律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第一次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体系所作的带有规律性的论述。翦伯赞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有创见，建立了自己的体系。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是一本比较系统的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专著，也是一本宣传中国革命的好书。特别是他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作为高校教科书，印行30多年，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学人才。刘大年从事史学研究50多年，以长于中国近代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而闻名于世。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美国侵华史》一版再版，影响很大，1953年获斯大林奖。还与人合著了《台湾历史概述》，主编了《中国史稿》第四册以及《中国近代史问题》、《赤门谈史录》、《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等，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向达是中国专攻中西方交通史、西北少数民族史和敦煌学研究的著名专家，早年以其著作《中西交通史》所取得的成就，被誉为“北大三杰”之一。周策纵在美国写成的《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影响很大，再版7次，宣传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尔后又编著了《五四运动研究资料》，收录了五四时期上千种报刊资料。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将《五四运动史》译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在国内出版。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湖南就有4项。总而言之，20世纪湖南人物的许多作品、著作、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有的还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外交领域，湖南有在中国外交史上开先河的人物。20世纪前夕，郭嵩焘是中国首任驻英大臣，他与英国政府商定，在新加坡设立中国领事馆，是中国在外国设立领事馆之始。他出使期间，取用公款只薪水与房租两项，常言：“廉者君子以自责，不宜以责人；惠者君子以自尽，不宜以望于人。”时称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袁仲贤、耿飚、彭明治、谭希林、曹瑛、刘晓等是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袁仲贤、耿飚、彭明治、谭希林是著名的将军大使。耿飚在外交斗争中，善于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自己独到看法和创造性见解，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于1956年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针对美国等国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等构筑反华军事包围圈的企图，毛泽东提出要打开西面的大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他领导大使馆同志在巴基斯坦展开了频繁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中巴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后，参与领导了中国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条约和边界协定的签订工作，促进了中国周边的安全与稳定。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强调将研究工作与党的对外工作相结合，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党际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如1977年8月向中央建议邀请南斯拉夫铁托访华，在当时是一次大突破；改变了长期只同各国共产党交往的传统；调整了同左派政党的关系，开始纠正某些脱离实际的极左政策和做法。因此，他被党和人民称为外交家。周觉1986年任中国驻法大使。针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制裁的严峻形势，他耐心工作，法国参议院派遣国防、外交委员会主席组团访华。这是西方对中国实施制裁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个外国重要代表团。同时他还代表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严正交涉，促使法国改变向台湾出售军火的决定。龙永图泪洒“入世”路，自1994年出任中方首席代表后，堪称“苦将”，几乎“马不停蹄”地在北京、日内瓦和美国之间飞来飞去，几乎是无间歇地在与谈判对手舌剑唇枪，谈判之艰难，往返次数之多，斗智斗勇之耗费心机，在共和国外交史、外贸史和对外谈判史上，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无须继续列举，仅仅以上数端，就已充分显示出20世纪湖南人物在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卓越建树。
三、风范长存，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
1903年10月4日，杨度作的《湖南少年歌》刊载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头版上，全诗共246句，其中有云：“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民族精神何自生，人生血肉拼将死。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梁启超还亲自为此歌撰写了引言：“湘潭杨度（皙子），王壬秋（闿运）先生大弟子也。若罗斯福（美国前总统）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入，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皙子，顷予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见示，亟录之，以证吾言之当否也。”此歌发表之后，对激发全国尤其是湖南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起了积极作用。1920年1月5日，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章士钊也说过：“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说实在的，目前我们尚难对20世纪湖南人物的精神作出综合概括，但是，我们从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湖南的领袖人物、杰出人物、英模人物的精神在20世纪的中国曾产生过巨大的、广泛的影响，成为长久的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这主要是：
（一）求是精神，即实事求是
毛泽东强调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赋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涵。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把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教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说得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还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二）修养精神，即个人修养
1939年，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切中时弊，广为流传。他要求共产党员，紧密结合党的阶级性质、最高理想和当前任务，在革命的实践中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修养，努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道德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这部著作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少奇言行一致，党性修养堪称典范。1997年1月，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强调：“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刘少奇同志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和干部要讲个人的修养；党执政了，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员和干部同样要讲个人的修养。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大有重申和强调的必要。”陶铸的著作《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等，特别是散文《革命的坚定性》、《松树的风格》，熔铸了其理想和风格，剖露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情怀，亦是提倡修养的名篇佳作，为人们广泛而长久的传诵。
（三）骆驼精神，即不辞重负，奋力前行
任弼时被称为“党和人民的骆驼”。叶剑英曾经称道任弼时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1991年3月，江泽民参观任弼时故居时题词：“发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辞重负奋力前行的骆驼精神。”这种骆驼精神在其他湘籍革命家身上也充分体现出来，徐特立就是极为突出的一位。1937年1月，徐特立60大寿，毛泽东在祝寿信中称赞徐老说：“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朱德亦在祝寿信中赞扬道：“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是你的耐劳忍苦的模范，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进的人。”
（四）牺牲精神
自古以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志士仁人的最高境界。湖南先烈们的壮烈牺牲，惊天地泣鬼神，辉耀千秋。20世纪前夜，谭嗣同曾以“冲决天地间一切网罗”的精神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拒不出逃，甘愿流血牺牲。在狱壁上书写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愤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的死，惊醒了一大批湖南年轻士子，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涌现出一批“尽掷头颅不觉痛”的人物。陈天华投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杨毓麟投英国利物浦大西洋海湾，姚宏业投黄浦江，易白沙在广东新会投南海，邹永成在上海跳入黄浦江（幸得江中渔民救起），五壮士忧时感事，以自沉唤醒民众。禹之谟尤为壮烈，临刑前斥责行刑官：“我为爱国，愿意流血，何以将我绞杀？”行刑官道：“你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禹之谟连声道：“也好，免得污坏我的赤血。”毛泽东称之为“惊动天地可记的一桩事”。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更加可歌可泣。夏明翰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千古流芳！陈觉、赵云霄夫妇都是烈士。陈觉临刑前致爱妻赵云霄的遗书写道：“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见义勇为，敢于献身，是新一代湖南英模的崇高品德。罗盛教为救朝鲜儿童跳入冰窟，欧阳海为救列车勇拦惊马，高建成为抗洪抢险献出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唱不尽的英雄赞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的诗词名句，生动而深刻地概括了湖南人物的牺牲精神。
（五）刚正精神，即刚正不阿
彭德怀“丹心昭日月，刚正秉千秋”。在“左”倾错误泛滥之时，在人民困苦之际，他为民请命，庐山上书，无私无畏，直陈时弊，面折其过，何其刚正！诚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还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共产党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真话不讲假话。”“文化大革命”初期，面对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谭震林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愤然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义正词严的批评，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黄克诚历经劫难，犹仗义执言，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对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他的思想、著作，应有公正的评价，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利于下一代人的成长。”何等的难能可贵，全国上下无不钦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一生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自己的诺言。他说过：“不管时代如何困难，我总是走自己的路。”还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六）奉献精神，即为民服务
吴运铎是中国人民军队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株洲兵工厂（今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厂长，1953年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自传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被誉为“中国的保尔”。喻杰曾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主动退出领导岗位，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回到平江贫困山区安家落户，为废除干部终身制作出了榜样，被群众称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实在的人民公仆”。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个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雷锋精神家喻户晓，人人学习。雷锋有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说到了，也完全做到了。30多年来，人们习惯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称为“活雷锋”，“雷锋叔叔还在”。江泽民说得好：“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吴奇修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主动放弃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工作，任农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经过几年努力，将有名的特困村变为全省闻名的富裕村。他以甘于奉献、回报社会的思想境界，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敬业精神，成为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楷模。
（七）谦虚精神，即不慕名利
黄兴为人宽豁大度，容忍谦让，从不争领导权，故能与孙中山先生合作无间，相辅相成。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曾拟拥黄兴为同盟会总理，他坚持不允，而且努力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威信，力言革命团结之重要，本“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之义，以为立身处世之道。他说过一段感人肺腑的话：“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谦虚美德更是令人敬佩。粟裕两让司令传为美谈。粟裕在华中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工作时“两让司令”，请求仍任副司令，并不只一次地对张震等同志说：“华野离不开陈军长（对陈毅的习惯称呼）。”陈毅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期间，粟裕任代司令员，有关华野部队建设方面的问题，他都随时向陈毅请示汇报。许光达自请降衔也传为佳话。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许光达47岁，是最年轻的大将。他曾向军委主席毛泽东递交了“降衔申请”，请求“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毛泽东对他的这一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指出：“这是一面明镜”，还说：“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八）“磨血”精神，即坚苦真诚
胡元倓曾对黄兴说：“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教育，是磨血之人”。并刻石自署“磨血人”，终生以“磨血人”自许。其培养学生以“坚苦真诚”四字为校训。经营明德学堂近四十年，一生精力悉瘁于是。他在外募得经费，分文不取，均归学校。其生活异常清苦。师生受他的精神感召，学校经费拮据时，教职员曾自动发起减薪，学生则自动发起捐助。因其到处募捐，又被人称为“胡大叫化子”。当时上海《新民晚报》曾刊载《咏三湘人物》打油诗，其中一首云：“四海扬名胡叫化，办学天天打背弓，屈膝求师兼募款，南方武训乐诚翁。”1934年，天津《大公报》经理胡政之来明德参观后，在《湘省之教育》一文中倍加赞誉：“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之两大学府”，“明德管理之严格，功课之认真，似在南开之上”，“寄宿生之整齐，与军队无异；科学仪器之多，视大学无逊色。学生重工作，习勤劳。”
（九）“造命”精神，即自立自强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女战士、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从早年开始便热衷学习知识，探究新思想，自我奋斗，不屈不挠，其成长和成就都受益于一种观念，一个宗旨，那就是“造命”。这是她敬重的人生观念和立身要旨。人们都说命，但对命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安命”，第二种是“怨命”，第三种才是高超的、有价值的态度，那便是“造命”。“造命——与一切恶劣的命运奋斗”。她在1927年所作的散文《运河与扬子江》中以扬子江的口吻写道：“我从蜀山来”，“我是把它们凿穿了，打平了，奋斗着下来的”，“何苦奋斗？我为的是造命呀！”这篇散文以安分守命的运河与奋斗造命的扬子江两种人生观的对立和交锋，向人们昭示积极奋斗、自立自强的精神，被选入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对青少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奇观探原，一个值得着力研究的课题
湖南是中国南方中部的一个省份，因其大部分地域位于浩瀚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又因其境内四水之首湘江，古代此地几次设置湘州而简称“湘”。三湘人物，四水风云，这是人们经常思索的问题，也是学者执著探求的课题。
对湖南人才的发展史，麻天祥做过这样的概括：湖湘人才辈出以及湖湘文化的辉煌，也只是近代的历史。湖南自古为卑湿之地，北阻江湖，南薄五岭，西接黔蜀，山道崎岖，食货两艰，苗蛮杂萃，人文少信，历来为流囚、遣客栖息之所。周秦汉唐近两千年中，北国东土已成诗书之邦，潇湘依然天荒之地。诚如善化皮鹿门所云：“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有一两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破天荒。”（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宋元以降，中原乃至江淮学术南走江湖，湖湘学派兴起，三湘人物始崭露头角，然盛名遍及宇内，学术思想影响全局者仍寥寥无几，与他省相比，依然瞠乎其后，因而有所谓“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的说法（杨毓麟《新湖南》之二）。孰知道、咸以来，湖南人才辈出，豪贤峻起，在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历经道咸经世、同光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湖湘子弟接踵而至。其业绩之丰，勋功之著，举世瞩目。故有人赞之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
对“无湘不成军”现象，最早作研究的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他于1868年至1872年在上海西商会的资助下到中国作过多次旅行，著有3卷《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1887年出版）及5卷《中国地图集》（1885年出版）。此人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国际地理学会会长。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军人主要产于此。很多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叛心，更是该省人民的性格特征。但是，银行界和商业界湖南人却不多。”
对“湖南人现象”，钱基博曾做过这样的描述：“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急，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识孤怀，含辛茹苦，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其然也。”
20世纪的湖南，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日月齐光，辉耀中华，影响世界，这是亘古未有奇观。探其原由，实非我等浅学之人所能胜任，亦非短期之究所能明了。我们在编纂《二十世纪湖南人物》一书的过程中，深感以下几点是极为突出的。
（一）社会斗争的陶铸作用
19世纪末发生在中国的两件大事，对20世纪的湖南人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湖南巡抚吴大潋自请出关赴辽抗日。他率领湘军3万出湘，传檄中称：“适彼军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计。”可湘军出战不到6天，在辽东连失牛庄、营口、田家台，竟然战不能胜，溃不成军。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据说日本“明治维新”还是受湖南人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湖南人开始陷入深深的反省之中。谭嗣同说过：“光绪二十一年（1894），湘军与日本作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辗转反侧，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另一件事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他们身感亡国灭种迫在眉睫，于是一场以救亡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具有强烈自信心和使命感的湖南人，经过深刻反省，更抱着“救中国必自湖南始”的殉道气概投入变革，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具特点、最富生气的一省。1898年4月下旬到8月初的100天中，维新派似乎达到了成功的顶峰。他们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参与了政权，但是立即在一次宫廷政变中遭到惨败。谭嗣同、唐才常等相继牺牲，给湖南人以血的教训。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湖南大多数新政事业化为乌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仅甲午和庚子赔款，湖南每年摊白银140万两。国势日危，社会振荡，激起湖南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报国热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的，反侵略、争民主、要共和，成了时代的主流。在辛亥革命中，湖南有众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使衡岳增色，沅湘生辉，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10年。湖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林伯渠在回忆自己的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因此，毛泽东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一大批湖南的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湖南人物群英荟萃，前所未有，无论政坛重镇、军中良将、各界名流，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中共一大到十五大，湖南人物担任过中央委员的140多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30多名，政治局常委12名，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3名。人民军队中的元帅、将军，全国无出其右。有军史研究家说：平江起义部队一团人，后来南征北战，从中产生将军120多名，这在中外军事史上未曾有过。时势造英雄，实践出人才，诚哉斯言。
（二）革命（进步）团体的凝聚作用
湖南人才群体的出现，与革命（进步）团体的凝聚作用有很大关系。1903年底到1904年底，由黄兴发起，邀约刘揆一、陈天华、秦毓鎏、章士钊、翁巩、周震鳞、陈方度、柳聘农、柳继忠、苏玄瑛、张继等11人参加，决定成立华兴会，有会员500多人，其中有姓名可查者90多人；以“国民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以“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为革命方略，不仅谋划了长沙起义，促成了孙中山、黄兴的合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为同盟会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的日本，华兴会的成员在留学生中鼓吹革命，广为联络，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领导人黄兴更是为人瞩目。纵观同盟会的历史，其显赫会员中有来自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刘揆一、胡瑛、刘道一、杨度等一大批为世人所熟知的湘籍风云人物，他们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杰出作用。从1916年开始，毛泽东等在探讨“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运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在这个基础上，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1918年4月14日成立新民学会，参加成立会的13人，最初会员20多人，后发展到70多人。学会初期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新民学会成立会上，有人曾写了这样一首诗：“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佳气郁衡岳，春风拂郡城。庄严公约在，掷地作金声。”诚如是，学会广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酝酿和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重大贡献。大部分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骨干。其他会员亦大都成为有作为的人物。还有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等，在凝聚英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教育的培养作用
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废科举，兴学校，教育昌明。1895年创办的时务学堂，开中国讲西学、习时务之先河。谭嗣同曾亲自撰楹联勉励学生：“揽湖南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弟子共赞同华。”它培养了一批矢志改革的青年学子，如李炳寰、林圭、蔡锷、唐才常等。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志不可夺矣。”二是名人办名校，名校出名人。名人办名校的情况，前面已经论及，此处略述几所名校出名人的情况。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及其附小，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毛泽东、何叔衡、李达、蔡和森、任弼时、徐特立、方维夏、李维汉、谢觉哉、萧三、陈章甫、张昆弟、罗学瓒、郭亮、夏曦、袁国平、萧述凡、毛泽民、毛泽覃、周谷城、张国基、田汉等，都先后在那里学习、工作过。长沙第一中学哺育了许多杰出的爱国者、革命者，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孟少农、陈述彭、廖山涛、唐稚松，历史学家黎澍，党和国家领导人朱镕基、周谷城，海外知名人士曹圣芳、楚崧秋、周策纵等。长沙市明德中学几辈名师黄兴、苏曼殊、辛树帜、周谷城、吴芳吉、陈奎生、黎锦晖、杨笔钧、袁鹤皋、刘寄踪等任教；人才迭出，如欧阳予倩、蒋廷黻、胡庶华、刘永济、金岳霖、向达、曹乐安、陶菊隐、易君左、周小舟、萧敏颂、刘佛年、龚育之等，至今已有近20名两院院士，堪称院士摇篮，全国实属罕见。还有一批名人办的名校如长沙的楚怡学校、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周南中学和衡山县岳云中学、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及湖南医科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亦是如此。三是革命干部教育。湖南自修大学是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于1921年8月在长沙成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最早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蔡元培发表文章称其“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所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且就聘为名誉校长。其办学宗旨为“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不但修学，还要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杨开慧、毛泽民、夏明翰、夏曦、郭亮等都是其学员。塘田战时讲学院是1938年由中共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根据吕振羽的建议，经徐特立报请中央同意，决定在武冈创办的，吕振羽为副院长、实际主持人。院歌歌词是：“我们是迎着时代巨浪，勇敢热情的青年，聚集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在这里锻炼得意志成钢，把思想武装，实行抗战救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同志们起来！走向光明路上，走向光明路上！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该院亦培养了不少人才。陈立夫说“塘田是共产党办的南方抗大”，欲去之而后快。20世纪湖南人物，入黄埔、进农讲所、上抗大者为数不少，是革命干部教育造就了他们。四是留学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青年主要是留学日本。正如毛泽东说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1898年冬，范源濂自费赴日，是湖南自费留学之始。1899年，蔡锷、唐才质、李炳寰、林圭、田邱璇、朱茂芸、秦力山、唐才常等相继留日。根据比较可靠的原始资料记载，湖南的留日学生1901年底280人，1902年9月614人，1903年11月1242人，1904年11月2557人，1905年11月8000人。这一留日高潮，湖南可谓独步一时，官费、自费同时并举，发展迅速，是全国留日学生最多的省份。五四运动前后赴法勤工俭学，湖南为全国第二，第一批去45人。据1921年10月湖南《大公报》刊巴黎通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之调查》记载：当时已经回国及转南洋者9人，转赴美者3人，转赴英者1人，死亡7人，尚余340人，仅次于四川。与此同时和稍后有一批革命青年赴苏联留学。1924年教育司调查，湖南在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有414名。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到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留学。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留学生遍及西欧北美及日本等国，据不完全统计在6000人以上，已有2000多人学成回湘工作。百年以来的湖南留学生总计达1万人以上，他们中大有作为者不乏其人，颇有建树者为数众多，成为各方面中坚力量的更是大有人在。
（四）湖湘文化的浸润作用
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何以一变而为群英荟萃的人才渊薮？对此，或以为“湘运之兴，从湘军起”；或视为移民对湖南族源和血缘更新的结果；更有人认为，这是湖湘文化以及船山学说的流行和中国学术中心转移所孕育出来的辉煌。湖南的学术，远迹屈子，近接濂溪。钱基博在《湖南近百年学风》中写道：“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模楷，风声所树，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因此潇湘荆蛮，竟有南国洙泗之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可以说，学术兴而人才出，应当是历史和逻辑的结论！在第一师范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这位老师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理学。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讲堂正门上的“实事求是”匾额，自然会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20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把这4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有学者认为：湘学实为传统学术之集萃。以毛泽东为首的民族民主革命斗士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正是在三湘四水之间接受了兼容心性、经济之学的洗礼，走向中国的历史大舞台，并以此孕育的人文精神，扭转乾坤的。他们是湖湘学术造就的第三个人才群体，也是湖湘文化登峰造极的鼎盛阶段。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湖南历代人才为创造湖湘文化作出了贡献，而湖湘文化又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湖南健儿。
1936年2月，陕西省延长县城下了一场大雪，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而又正挥师东征抗日的毛泽东心情极好。他面对北国风光，即景生情，慷慨赋诗，写下了《沁园春•雪》。在这千古名篇中，他赞叹江山如此多娇，评说千古英雄豪杰，引吭高歌：“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回顾20世纪的历史，细察20世纪的湖南人物，60多年前毛泽东抒发的宏愿已成事实。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坚信，湖南人物在21世纪一定会谱写出更为绚丽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