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振宇”究竟是谁的笔名？多年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大约在1979年前，几乎并不知道“振宇”是蔡和森或向警予的笔名，1979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印的《蔡和森文集》（上下册）就没有将“振宇”发表在《向导》周报上的36篇文章收进去。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编印的《蔡和森文集》首次将“振宇”的上述文章收入。同年6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增订《蔡和森文集》（上下册），也将这些文章收入集子中，并为之增发了补遗目录。1981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绪恭同志写的《向警予传》，全书没有一处提过向警予曾经用过振宇的笔名。可见，当时人们一般都承认振宇是蔡和森的笔名。1982年戴绪恭等同志发表了《“振宇”为向警予笔名考》，肯定“‘振宇’不是蔡和森的笔名，而是向警予的笔

名”。并从署名本身、写作时间、文章内容、文章风格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于是，“振宇”便成向警予个人的笔名了。

　　在此前后，笔者接触了大量资料和有关人员，越来越感到戴绪恭同志这一结论不太符合事实，故在拙作《向警予》一文的注释中注明：“据郑超麟等回忆：振宇即警予的谐音。向警予写的稿子曾用‘振宇’笔名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也可能振宇有时是蔡和森和向警予两人合用的笔名。”1983年笔者在与美国学者柯临清先生会晤时进一步肯定振宇是向警予和蔡和森合用的笔名，也可以说是“向蔡同盟”的笔名。随即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调查和考证。现在提了出来，与戴绪恭同志商榷。

　　首先从署名来看，向警予又名儆余。她在1916年给同学的信中就用过“余妹”的署名。警予的同学任培道用过“振予”的名字。任培道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师“女生三杰”之一，警予的知己，新民学会的学员，还被警予聘请当过溆浦女校的教师。振宇就是要振奋精神改造世界的意思。蔡和森在《向警予同志传》中写道：“警予和森恋爱之后，一切热情集中于共产主义倾向”。许德珩同志在纪念向警予殉难52周年的辞章中也曾称颂着：“向蔡同盟称盛事，妇女解放当先。丹心一片忆从前，豪情惊世界，革命闹翻天。”蔡和森、向警予是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振宇成为“豪情惊世界，革命闹翻天”的向蔡同盟的笔名是很自然的了。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志同道合的知己共同使用一个笔名并不少见。鲁迅与瞿秋白就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向蔡何尝不是如此呢。

　　其次，从写作时间来看，大量材料证明：1922年10月至1923年这段时间，向警予并不是“由湖南探亲后达到北京”，而是正在湖南长沙和湘西溆浦。据向警予的五哥向仙良回忆：“1922年8月，警予由上海回长沙住在我新安岭寓所。毛主席曾来过数次，常见有青年男女多人在座，据警予介绍，他们是来听毛主席新文化学说的讲演，约经一月后，警予将半岁的女儿妮子交所雇奶妈抚养，只身回溆浦省亲老父。在家住了数月，年底才返长沙。”这就是有力的证明。另外向警予的亲友陈寄生、同学游若愚、外甥女刘昂同志的回忆，也都说明这段时间向警予是在湖南而不是戴绪恭同志指出的在北京。

　　1923年1月4日（农历11月18日），向警予的二哥向仙澄因痨病加剧在溆浦去世。同年1月5日警予返抵长沙，当她得悉二哥病逝的噩耗后，即先后给父母亲、大嫂、二嫂、六哥写了信。她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二哥噩音，已由瑞堂说着我听了！儿起程的时候，他已呈不可救活的现象，然不料他辞世竟在我动身后之三日！儿此次远行，在常人眼光看来，本属不近人情，盖居家未满三月，又值二哥性命危笃之际。唉！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造真学问，储真能力，这不是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对自我的唯一光明、唯一希望吗？”从信中可以看出，向警予大约是1922年八九月间来到长沙，在长沙住了一个多月，随后去家乡溆浦，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于1923年元旦离开溆浦，元月上旬仍在长沙。元月中下旬离湘赴京，这是较为可靠的事。

　　然而，从1922年10月到1923年元月的四个多月，正是《向导》周报发表“振宇”文章最多的时候。据统计，振宇1922年10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4篇，11月发表文章7篇，12月发表文章6篇，1923年元月发表文章5篇，共22篇，占振宇发表在《向导》周报上文章总数的60％以上。而这些文章都是时间性很强，根据当时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写成的。可是，在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里，溆浦到长沙要5至7天，住在溆浦一般要隔一周左右才能看到当天的报纸。如果再就报纸上刊载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写出文章来寄到北京发表，不说需要一两个月，起码要半月20天，怎么可能像戴绪恭同志所说的那样“《向导》如果字数不够，就叫向警予写篇小文章凑凑”呢？

　　再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蔡和森发表在《向导》上的文章既有长篇大论，也有不到千字的文章。如《辟孙曹携手》一文就只有300余字，《法西斯蒂与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一文只200余字。绝不能因为蔡和森写过一些长文章，而把千字以下的文章都看成是别人配合写作的。相反，警予发表在《向导》上的文章有的篇幅也是长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蔡和森是以善于撰写短小精悍的时评著称的，向警予则着重撰写有关妇女运动的文章，有时也写点有关国内时局的文章，很少甚至没有见过她撰写评论国际问题的专文，更何况身居远离北京的长沙和溆浦，要及时写作出那种“反映时事，抨击时政”的短文，确是难乎难矣哉！其实，从事过报刊工作的同志不难理解：当编辑部有时缺稿，而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署名文章已经不少了，换个笔名写点文章，以应急需，这是常事，过去如此，现在仍一样。

　　诚然，振宇的文章确有警予执笔撰写的，明显的是《南洋烟草资本家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一文，这不仅因为当时向警予正在南洋烟厂领导罢工运动，而且从文章的内容和风格来看可以肯定是出自向警予的手笔。也还有些“振宇”的文章和向警予的风格相似，但为数不是很多的。

　　总之，发表在《向导》上署名振宇的36篇文章中，绝大多数是蔡和森写的，特别是1922年10月至1923年元月的22篇文章不可能是向警予写的。其余14篇，有蔡和森写的，也有向警予写的。由此可见，振宇应是向蔡同盟的笔名，绝不只是向警予个人的笔名。

　　二

　　向警予究竟是何时离开长沙去上海赴法的？戴绪恭同志在《向警予传》中写道：“1919年12月初，向警予、葛健豪、蔡畅离开湖南到达上海。”并详细叙述了她在这年11月中旬以后在长沙的大量活动。然而，据蔡畅同志的回忆，向警予离湘赴沪不是1919年12月而是这年10月。她说：“我和母亲、警予是10月离开长沙到上海，和森是11月离开长沙到上海，12月25日一起去法国。毛泽东曾到上海来送行。”蔡畅同志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离开家乡到上海去赴法勤工俭学，这在她一生中是很大的事情，记忆应是深刻的，也会是准确的。大量的材料反复证实了这点。①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在周南女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修改会章，选举正副执行委员长和评议员。参加这次会议的共41人，在长沙的会员全到了会。会后还摄影留念。如果向警予当时在长沙，这样重要的会是不可能不参加的。但从照片中和人们的回忆里她是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就是说她这时已离开长沙去了上海。②据刘清扬的回忆，她是1919年初冬在上海一次偶然的送别里，第一次认识向警予，看到蔡老太太、蔡和森和蔡畅大姐的。初冬即是10月前后，刘清扬的回忆与蔡畅同志的回忆是吻合的。③1919年12月7日，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开会欢送留法勤工俭学生，到会有湖南四川等省男女学生一百余人，向警予作为湖南留法学生的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她说：“吾人之求学，宜抱贡献于人群之宗旨，以谋振奋东方民族之精神。”如果真如戴绪恭同志认为的，向警予是12月初才离开长沙，在长沙到上海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要于12月7日在上海参加会议讲话，恐怕是不可能的吧！④在赵五贞事件发生后，湖南《大公报》、周南女师的《女界钟》等报刊作了大量的报道，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表了许多文章，号称“周南三杰”的周敦祥、劳君展、魏壁写了许多有关这件事情的回忆，笔者还专门走访过当年在长沙的周敦祥老人，他们均未提到向警予这时在长沙的活动。如果当时警予在长沙进行了如《向警予传》中写的大量的活动，起过那样重大的作用，上述当事人和有关资料不可能全没有一点记载。显然，这并不是人们的疏忽，而是铁的事实。不错，有的老人在弥留之际曾经谈过向警予在赵五贞事件中的活动，但她并非当事人，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证明，大量的材料都否定了她的这一说法。同时，向警予在上海的活动是相当多的。首先她多方设法，争取沪上流人士的支援，解决了她们一行初到上海人地生疏，旅费用光，无处安身，无钱开餐的困难。随后，她与蔡母商量，找到蔡母娘家的亲戚、民族资本家聂云台，说服聂答应为她们提供赴法亟需的一部分经费。后来，她与同学一道拜望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向孙中山先生请教怎么样才能救中国、怎样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等问题，在上海她还参加了勤工学生的许多活动。同年12月中旬，毛泽东到上海，向警予曾与毛泽东“慷慨”地讨论了湖南的问题，并与蔡和森商议了关于发动湖南学生促进大学开放女禁、北京大学特设男女同学的中学班等，随即给陶毅写了信。事实雄辩地证明：向警予初到上海，困难重重，如果没有较长的时间不可能做这么多的工作，上述的任务更不是十天半月可以完成的。这就再次说明蔡畅同志的回忆是真实的，靠得住的。

　　除此之外，在《向警予传》中，关于年代问题，还有几处值得商榷：①向警予进入常德女师的年代。据戴绪恭同志称：“1911年，向警予16岁，她立志于教育事业，离开家乡溆浦考入常德女子师范。”可是，丁玲的母亲余曼贞老人在遗稿中却有着如下记载：1909年，“弟命人送信来……并告社会上有先觉者欲强家国，首应提倡女学，因女师缺乏特先开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等语。”1910年，“与同级者更觉亲爱，其中有10余岁姓向者（即向警予女士——丁玲注，下同），与我更说得来，学问道德可为全校之冠。她对我亦较同他人合得来些，真可谓忘年交。”1911年，“弟之友来告，城门（常德）已锁，恐有意外事发动，嘱做准备，如消息恶劣再来送信。”“第二天风声愈紧，乃反满战争（指辛亥革命）。民众平安久了，不胜恐惧，市上已搬空，学校停课，学生纷纷回家，我又悲又喜，不觉流泪出来。”可见，向警予进入的不是常德女子师范，而是两年毕业的常德女子速成师范；进入这所学校的时间不是1911年而是1910年。丁玲同志在1984年4月20日谈话中说：“你们的考证是对的，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开学日期是1910年，因为此校开办在辛亥革命之前。”向警予即是1910年入该校的。②向警予毕业于周南女师的时间。戴绪恭同志认为：“1916年夏，向警予在周南女校毕业。”根据我们调查却是1915年下期（即1916年春）。因为周南女师当时实行的是春秋两季均可始业的学制。从现存的向警予1915年第四学年第一、二学期在周南女师的教育簿、法制簿以及向警予当时同学的回忆来看，向警予是1915年春转学于周南女师，一年后毕业于该校本科。1916年警予21岁时，在《请吴知事筹款书》中和同年写给陶毅、任培道的信中就叙述了她毕业回家之后的情况。她曾这样写道：“家园索居，又遭母病。顾高堂则呻吟哀耳，抚书卷则荒芜满腹，肝火一发，暗伤时多。”后来由于延得良医治疗，母病由“几至危殆”到“稍渐平复”，她才把精力集中到创办溆浦女校上来。而这时这所学校更是处于危殆之际，学校遭受大水灾的冲击，“崩圯散坏，举目皆是”，“前任校长，匆匆辞去，并无正式交代手续”，学校空寂寂的只剩下“号房”（即传达室）一人，所以当时向警予办的溆浦女校“虽属接办，无异创新”，经过半年多筹备才在1916年下期开学。据溆浦县城老人座谈回忆，警予毕业回溆浦正是1916年春节前不久。③向警予写给七哥仙钟和七嫂许友莲的信，既不是1919年，也不是1918年，而是1923年。在溆浦我看到这封信与他父亲的信是写在一些格子纸上，各为半页。据溆浦向警予纪念馆负责人黄卓群同志称：这封信是1923年向警予在广州出席党的三大期间写的。因为同一张纸上写给父亲的信中就谈到她在粤（广州）的事。其时间与戴绪恭同志确认的相差约5年。

　　三

　　也许有人觉得上述考证是烦琐的，没有必要。然而作为信史的组成部分——党史人物传记，应该是真实可靠的。更何况戴绪恭同志《向警予传》是“翔实记述了向警予同志光辉一生”的呢！只要打开这本书，我们即可看到：传前刊登了向警予在各个时期的留影与她曾经学习、工作过的地方以及被捕处的照片；传后附录了向警予生平活动简表，以及她的作文、日记、文稿、书信、文章的目录；传记中人物的姓名、时间、地点、有关事件及其前因后果都写得很详细、具体。显然是一本学术性的史学著作，而不是传记文学或其他文学作品。可是细细推敲起来，不少地方并非如此。

　　第一，传记中有些事实是虚构的。比如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女学生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用剃刀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事件发生时，向警予早已到了上海。但在传记中却这样写道：“赵五贞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找向警予一起商量，毛泽东提议说，应该开一个会，表示女界的态度。向警予同意这个意见，立即和周南女校的同学筹备召开纪念赵五贞大会。”向警予“在会上发表演说，无情地控诉封建社会的罪恶，号召妇女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会后，她还指导周南女校学生开办平民女校，招收一些富家的丫头来读书，还编印《解放与改造》的小册子，登载了一批反封建婚姻、反蓄婢、提倡女子独立的文章。”显然，这些均系“子虚乌有”，然而传记里却写得那么“翔实”，怎能不使人产生疑窦？

　　第二，大段的心理描写。传记中对向警予第一次来长沙是这样描写的：“向警予从湘西来到长沙，一幅幅目不忍睹的景象呈现在她眼前。盘踞湖南的反动军阀，从谭延闿到汤芗铭，勾结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人民，湖南境内，哀鸿遍地，民不聊生。从1905年长沙正式开埠之后，帝国主义强行在长沙设租界，建洋行。秀丽的湘江，停靠着挂‘太阳旗’、‘花旗’、‘米字旗’的外国军舰；河岸上矗立着‘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的洋行，帝国主义在这里行船，封建军阀在这里饮马。滔滔江水洗不尽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17岁的向警予目击这一切在默默地寻思发问：为什么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这么横行无忌？”至于向警予在从法国返回祖国旅程中的心理描写则更是大加渲染。作者首先用一千余字写向警予站在船上望着大海进行回忆，包括她是怎样从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她与蔡和森是如何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进行斗争的，她俩的学习和爱情生活，等等。紧接着又写道：“海面上，波光闪闪，海鸥飞翔，向警予伫立甲板，极目远望，心潮和着海水汹涌激荡。啊！在一望无涯、水天一色的远方，在亲爱的祖国，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诞生了，一轮红日在沉睡的东方喷薄而出，光芒四射。她迎着朝阳，飞向新的战场……”按理这样大段的心理描写应当有着大量事实作依据。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在这两段时间里向警予写的日记、有关文字记载和回忆文章，不知这到底是合理想象，还是确曾有过的事实。当然，作为学术著作的党史人物传记，并不一概排斥记述传主心理活动的文字。但这绝不是传记文学中靠着想象翅膀去翱翔的心理描写，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如实地再现传主当时的心理活动。在关于向警予第一次来长沙的心理描写中，我们感到有些地方与《杨开慧》一书中有关章节惊人相似，也许这是错觉，提出来仅供参考。

　　第三，集中概括的文学手法。向警予在给七哥七嫂的信中曾写过：“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这是1923年的事。然而在《向警予传》里却以“寻求真事业”作为小标题，将它提前到1918年，并把向警予在溆浦办女校的一些事迹，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蔡和森赴京参加这一运动等，都集中概括地写在这一节里，夹叙夹议地写道：“在她心目中，虽然‘真事业’还是比较朦胧的，但是，她愿意干一番轰轰烈烈的‘真事业’的决心却是十分坚定的了。”姑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作者强加的，但这种离开一定时间把有关事件加以集中概括的手法在党史人物传记的史学著作中是否值得提倡，也是需要商榷的。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序言中说过：“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如果戴绪恭的《向警予传》是作为一本文学传记出版，上述这些都是多余的话，应该另当别论的了。然而它是作为一本史学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就使得我们思想一时感到迷惑不解。我们也曾考虑过，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的戴绪恭同志也许正在试探着一种把文史结合起来的新型传记吧！但最好加以说明，免得人们把它当作按照严格史学方法写成的传记去加以学习和研究。否则，就会很容易地降低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这个看法是否有当？希望戴绪恭同志和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