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同志生于1875年，牺牲于1935年，正好满一个花甲（60岁）。今年2月24日是他殉难45周年。
关于他的牺牲，谢觉哉同志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忆叔衡同志》一文，作了如下的推测，他说：
叔衡同志牺牲的地点是福建，时间是1934年冬或1935年春，怎样牺牲的？有两说：一说“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杀死”。一说“被包围在山上，围者逼近了，特务员催他走，叔衡同志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掏出手枪自毙而死”。“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和我说过的，且合乎叔衡同志“见危不乱”的果决精神。所以后一说是很可信的。
最早的《何叔衡》写于1952年，此文辑入《湖南革命烈士传》时，谢觉哉同志又写了一个《补记》，谓：
关于叔衡同志殉难情况，现已查清楚。邓子恢同志说：“1935年2月底，我们——叔衡、秋白、子恢……被送出封锁线，护送队长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里走，天将晓，入一村庄休息，正在煮饭，被敌人发现，三路包围来，知不能敌，上山逃。秋白及几个女的，坐担架，不能走，藏在树林里，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气走。后来走不动了，面色全白，说：‘子恢！枪杀我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我要特务员架着他走。走至一大悬崖处，叔衡抓特务员的枪要自杀，特务员护枪，手一松，叔衡同志趁势向崖下一跃，坠崖牺牲了。我们走下山，不二里，过一小河，凭河把敌人打退。初不知有河险可扼，如知道，叔衡同志也许可勉强走到，不至于牺牲。叔衡同志殉难地点，是长汀县水口附近。”
后来的党史及人物传记等，叙何叔衡同志死难事，多沿用此说。
近来考察瞿秋白同志就义前后史实，看到若干资料，对于判断何叔衡同志死难的具体情节，可能有所帮助。
1935年1月，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同志由江西瑞金附近动身转移到闽西。其中一些同志如瞿秋白同志等拟经广东、香港去上海就医，一部分同志如邓子恢同志则决定留在福建坚持游击战争。何叔衡同志年老体弱，当属于前者。2月24日晨时许，行抵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小径村休息吃饭时，被伪“义勇队”发现。伪“义勇队”即向驻扎在水口镇的伪保安第十四团第二营营长李玉报告，李玉马上率队围攻小径村。据邓子恢同志生前的另一次回忆（未刊稿）说：“突围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动，举枪自杀，未死；坠崖时又遭敌机枪射击，壮烈牺牲。”
邓子恢同志两次回忆所述何叔衡同志死难情形，互有出入，但他都认为何叔衡同志坠崖后已经身死。由于邓子恢同志突围成功，他未能看到战斗的最后结局，因此，他的判断只是事情的局部，而非事情的全部。实际上，何叔衡同志只是身负重伤，滚落在山脚一块稻田中，战斗将近结束时被搜索的敌人杀害了。
李玉于1962年4月供称：
战斗结束，于羊角溪北端河边集合时，曾起（该团特务连代理连长）向李玉报告说，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
所谓“阵亡”云云，完全是曾起编造的谎言。李玉率队由水口镇返回上杭县以后，该营营副李致平向李玉报告说：水口之役，曾起报告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据特务连士兵说，曾当时带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一个老大，先搜他的身，发现有钞票，将钞票拿去已离开几步要走，但一会回头去，把那个老大加以枪毙杀害。
1935年4月下旬，与瞿秋白同志在此役同时被俘的周月霖（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长，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系梁伯台同志之妻）叛变。她在由上杭解送龙岩途中，对保安十四团副官张友民说：在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100元，5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老头保管。
由此可见，当时何叔衡同志身上至少应携有港币500元。曾起与传令兵将款搜去，恐事泄他人染指，遂起意杀人灭口，残暴地枪杀了何叔衡同志。据李玉供称，当时该团“连长以上军官都知道（此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后来，南京政府以该团俘获瞿秋白、周月霖等有功，“嘉奖”3万元（奖金共计10万元，被福建省军政部门克扣了7万元）。该团不少军官在闲谈中说：“被曾起打掉了1万5千元”。他们认为，如果俘获三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4万5千元奖金，由于何叔衡同志被曾起打死，只得了3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曾起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在大量确凿事实面前，曾起对杀害何叔衡同志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说：
我们进至水稻田附近，发现死尸一个，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红军，将我足抱住了，随同我的号兵熊辉，看势不佳，打了他一枪，我也打了一枪。……（这个红军）没有枪，仅有小刀一把，米袋一个，内有钞票……
谢觉哉同志曾说何叔衡同志“很笃实，又很刚介”，“‘见危不乱’的果决精神”。又说，何叔衡同志“以能断自负，每在危疑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何叔衡同志在生死关头，始而不愿拖累别人突围而以身殉党，继而身负重伤犹奋力与敌搏斗，真正是临难不苟，至死不屈，实实在在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