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庞人铨是我党成立后最早牺牲的先烈，是劳动阶级的先驱。然而，50多年来，人们多把他俩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从史学著述到教科书几乎都是这样认定的。其实这不合乎历史事实，也是很不公正的。
一、黄、庞无政府主义者说的由来
把黄、庞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军阀赵恒惕的诬陷。赵恒惕政府在杀害黄、庞的布告中，胡说黄、庞二人“盛倡无政府主义”。随后，无政府党就据以宣称黄、庞是“吾党为劳工运动第一牺牲者”。劳工会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更是竭力地把黄、庞往无政府主义者一边拉，企图以此来欺骗群众。其实，这是不值一驳的。湖南劳工会在纪念黄、庞牺牲周年时就曾撰文予以回击，指出：第一，无政府党的报纸《学汇》对赵氏诬陷黄、庞“盛倡无政府主义”的罪名随声附和是“一种拾政争者之唾余以自豪的慷他人之慨不诚实的行为”。第二，黄、庞反对过无政府主义。“曾向一班以散布‘自由’、‘革命’、‘牺牲’等名词集锦的传单为工作的无政府党青年提出警告，说他们应当要光明磊落地署名，不应当使劳工会来替他们负责”。这实质上是划清劳工会与无政府党的界限。第三，黄、庞已策名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册中，就他俩事业、行动来说，他们是多数劳动者的急先锋，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
中共党团工会组织对黄、庞进一步作出准确、高度的评价。指出：黄、庞是“因为奋斗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被外国帝国主义豢养的军阀用刀砍死的”，他俩是“我们的首领”。是“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奋斗而死的先烈”。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说：“黄（爱）、庞（人铨）两先生的死，不是想做英雄而死，亦不是想做烈士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首领，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周恩来同志称黄、庞为“中国的卢、李”，是为了“共产花开”和“赤色的旗儿的飞扬”把“种子撒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中国共产党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在《为湖南人民公葬黄爱、庞人铨、黄静源、汪先宗四烈士宣言》中说：“他们彻始彻终是革命的战士,是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献身于工农阶级而努力奋斗以至于死的。他们都是本党的同志和党员,接受了世界革命的使命,为主义牺牲。”
然而，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在留驻莫斯科期间（1928—1930年）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却说：“先共产党湖南党部还未成立之时，便有无政府党人在此活动。其首领为黄爱、庞人铨。1920年他们便组织湖南劳工会。”从此，黄爱、庞人铨便成为无政府党人的首领，或无政府主义者。“文革”中，黄、庞的墓碑竟因此受到了摧残。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正如他自己在《著者声明》中说的：“本书缺乏材料参考，大部分都是凭记忆所及，秉笔直书，脱漏及错误之处，在所不免。”解放社1942年在该书《再版声明》中也指出：“由于历史的事实，时代眼光的限制，著者编叙的匆忙，以及本书并非党内有组织的集体创作，而为作者个人的经历和见解，因此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重新考虑的，如对某些问题与客观事实不完全符合，或分析欠妥，和某些策略的机械应用等。”对黄、庞的叙述、分析，就具有上述与客观事实不完全符合和分析欠妥的毛病。
二、对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
对于黄、庞的看法，60年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五四运动前后黄、庞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什么？
五四运动前后黄、庞的思想是较为复杂的。黄爱曾经认为：要救国必须作激烈的牺牲，来唤醒国人，并决议组织牺牲十人团，带着最激烈否认北京政府的传单，在新华门前散发，招致军阀政府把他们枪毙借以掀起最激烈的群众运动，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在北京他加入过工读互助团，信奉过工读主义。庞人铨在五四运动前，曾与其妻子杨佩歧女士主办过家庭织造社，幻想实行工业救国，五四运动中曾一度在湘军陈嘉佑部队任过职。和许多同时代的革命先辈一样，在前进道路上黄、庞走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这不难理解。由于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新思想如潮水般涌了进来，黄爱、庞人铨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的过程中，有过某些不太正确的想法和做法，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认定他俩是无政府主义者。应当看到，黄爱的一些过激的想法和行动，在同志们的帮助和实践的教育下，都很快纠正过来了。这段时期，黄爱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并曾担任过由周恩来同志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在斗争中与周恩来同志成为挚友。后来经北大同学介绍，结识李大钊，经常向他请教，研究各种社会问题。1920年1月，他参加了“觉悟社”，为该社第一批“社友”。至于庞人铨夫妇组织的家庭织造社，由于军阀张敬尧横征暴敛，后来又几经抢劫，一空如洗，不得不宣告破产。严酷的现实使他醒悟到：“今日的中国军阀与资本家合伙作恶，明抢暗夺，劳动者莫做那种自食其力的梦想！”并深刻地认识到“强盗式的军阀部队是压迫人民阻碍社会进步的工具，为了免除湖南人民所受的军阀张敬尧的祸害就不得不利用他们”。并因此后来“在驱张一役，效力甚多”，在斗争中与毛泽东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上述说明：五四运动时期，黄爱、庞人铨的主要思想倾向，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激进的民主主义，并逐步向着马克思主义靠拢。
（二）湖南劳工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1921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中，对湖南劳工会的性质及其所进行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写道：“劳工会是湖南劳工的团结体，谁也应该同情的。劳工会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更称黄、庞组织的湖南劳工会是“为劳动者谋幸福的机关”、是“劳动阶级的鲜明的革命之花”。可见，把劳工会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组织，是荒谬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劳工会成立前夕，黄爱“在长沙同人谈话的时候，表现他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很想到俄国去调查情形。他并且决意在国内先从事劳动运动”。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先从事劳动运动，这可说是他们发起组织劳工会的根本原因。
黄爱到长沙后，首先与湖南的共产主义者何叔衡同志联系。庞人铨与毛泽东同志是同乡，彼此很熟悉，因而组织劳工会便取得了湖南的共产主义者的指导和帮助。劳工会第一次筹备会就是在何叔衡同志处开的，劳工会办的刊物，印刷纸张都是何叔衡同志供给的。湖南共产主义者的指导、帮助，就是他们发起组织劳工会的又一重要原因。
1923年初，翦去病同志在《黄庞底人格》一文中就对黄、庞发起组织湖南劳工会的原因作了精辟叙述，指出：黄、庞是遵循马克思关于“万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指示和俄国共产党的榜样联合劳动者“先图我们阶级底利益，进图全人类底利益”，组织一个纯洁而强有力的劳动者自己的团体，就是劳工会。当然，黄、庞当时尚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头脑里仍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混合物。这些，在劳工会的筹备工作中不可能不有所反映。劳工会成立宣言中写的“本着互助精神解决一切极关重要的问题”，显然是受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但这是很次要的。那种认为湖南劳工会是黄、庞“因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在长沙发起的”看法，是片面的，不对的。
劳工会成立后，既作了经济斗争，更作了政治斗争。据黄爱编写的《湖南劳工会大事记》称：劳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即派代表参加反对赵氏挂羊头卖狗肉的民选省长的活动。1921年5月，湖南劳工会在长沙第一次组织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和演出。同月，劳工会提出了《本会对省自治意见复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书》，其中十七条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就是根据《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精神而提出的。这对于赵氏的制宪便是一个挑战。同时，黄、庞还尖锐指出赵氏的制宪是“官治诡言民治，民治诡言自治”。真是一针见血。当全省不少人沉醉于军阀赵恒惕所鼓吹的“省宪”时，这样深刻的揭露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黄、庞及其领导的湖南劳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了宣传教育。设立平民阅报室和第一工人夜校于会内，成立女子职业学校于高升巷，开办第二工人夜校于戥子桥。紧接着，又主办了工人读书会于乐古道巷。黄爱经常去读书讲课，使“前来报名读书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大有人满之患”。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创办的《劳工周刊》和《劳工》小册子，在增加劳工们的知识、申诉劳工们的痛苦，提高劳工们的觉悟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劳工会还领导了长沙的理发、土木和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这曾使得“全城工人都为之震动，还开了庆祝成功会”，并曾引起全国劳工界的注视。军阀赵恒惕竟因此胡说什么：黄爱“是孙中山派遣来专门捣乱的，他们是鼓吹罢工，扰乱治安”的。可见，劳工会在组织罢工斗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确为当时人们所公认。
1921年冬，我党中央组织各革命团体赴苏联伊尔库茨克，参加远东被压迫民族会议，以对抗宰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黄爱等劳工会的领导人，与党中央代表一起研究，由湖南劳工会派出代表前去出席会议。
1921年11月25日，黄爱和庞人铨主持召开了反对太平洋大会的集会和游行。到会有18个团体，八九千人，黄爱在会上报告太平洋会议的由来和工人对此应取的态度及应有的觉悟。同时，还散发传单，揭露太平洋会议是强盗分赃会议，是“老虎的和平，和平的老虎”。郭亮同志在《湖南工人运动之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说：“民国十年，‘湖南劳工会’的组织，是湖南工人运动的萌芽。加入劳工会者不足三千人，当时即能够号召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太平洋会议示威大会’。尤其是在赵恒惕的联省自治麻醉倒一般人民的时候，湖南工人首先冲锋反对。在打倒军阀的战线上，和赵恒惕短兵相接。”
至1921年11月，劳工会会员达6000多人，先后在长沙组织各业工会20余个。这就为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同军阀、官僚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建立了组织基础。1921年11月，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帮助下，黄、庞着手对劳工会进行改组，将原来的“合议制”改为“书记制”，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并把原来的8个部，改为书记、教育、交际3个部；由黄爱任书记部委员，主持会务，毛泽东同志被邀请助理会务。在基层将原来各别的小组织，改为按产业组合或职业联合，会员也缴纳了会费。这就说明，劳工会在组织上是由不完善到较为完善的。看不到劳工会在组织上的这个发展过程，片面地认为它是“不要严密的组织”，是不妥当的。
（三）纱厂收回公有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
劳工会成立后，发起了一场湖南现代史上有名的“纱厂风潮”，也就是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公有的运动。第一纱厂原本是湖南省米盐公款创办的公营企业，在军阀张敬尧和赵恒惕统治时期，曾将它租给私人资本家华实公司承办。后来，华实公司又转给汉口资本家赵子安等。赵子安承租后获利甚巨。省内资本家感到利源外溢，实为不满。加之，这时长沙许多工厂关闭，失业工人极多，而华实公司的资本家却大量招收外省工人，致使本省工人更难就业。于是引起各界激愤，刚好这时，湖南知识界、实业界正在赵恒惕倡导下大搞“湘省自治”运动，力主“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先把湖南改造好，再逐省推行，以改造中国”。就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黄、庞很想借此将第一纱厂收归公办，以实现其“自治”，并幻想“以三千万人之公款，办三千万人共有之工厂。……以每年所得之剩余价值办理三千万人之公共事业”。这在当时显然是绝对办不到的，纯属乌托邦的空想。可是当时它却成为广大工人对官僚政客与资产阶级勾结垄断纱厂、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的一种心声与反抗。黄、庞还被推选为劳工会收回纱厂公有的十个全权代表成员，并不屈不挠作了为期半年多的激烈斗争，黄爱还为此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黄爱等还代表劳工会与华实公司于1921年6月26日订立了如下条约：①华实公司通电全国对工界声明认错。②预提红利项下5000元作为湖南工人教育经费。③工厂卫生、工人保障及抚恤条例，由华实公司会同工界另订专章，一一实行。虽然在表面上宣告劳工会及其所代表的工人赢得了斗争的胜利，但不久，即1922年元月第一纱厂爆发了工人年终索饷的斗争，元月16日，当黄、庞按照预定时间代表工人前去劳工会与华实公司资本家代表签约时，突然被赵恒惕派来的士兵所逮捕，并于第二天凌晨4时将黄、庞惨杀于长沙浏阳门外。
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公有的运动及其后来的斗争是激烈的、复杂的、壮丽的。黄、庞在这场斗争中一直是坚定的、英勇的，斗争大方向全然没有错。虽然在斗争中难免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与错误，而他们与华实公司签订的条约也远未实行。然而，这场斗争是在我党尚未正式成立时组织和发动起来的，斗争始终是极其明显地对着军阀赵恒惕及其与湘勾结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无私无畏地代表了广大工人利益与这股反动势力作坚忍斗争。这对于启发当时工人的觉悟，锻炼和增强当时工人的组织能力，考验和提高劳工会的先进骨干分子，激励和教育后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不容歪曲和抹杀。
三、黄爱、庞人铨是红色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人们主观愿望和动机的标准，也是判断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黄爱、庞人铨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绝不能光看他们的宣言，主要是看他们的社会实践及其社会效果。
首先，看他们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站在哪一边。黄爱、庞人铨在五四运动时期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的前列的。五四运动后，黄爱回到湖南，发起组织劳工会，领导劳工会员进行斗争，其矛头是对着军阀赵恒惕及与之相勾结的大资产阶级的。虽然在斗争过程中，无论在其主张、办法和策略上都有不少脱离实际和过激的地方，在某些场合与共产主义者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总的来看，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对的，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为劳工谋福利的；是站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边的，而不是站在无政府主义者及其政党一边的。
其次，同许多先驱者一样，黄、庞的思想，虽然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随着时代进步和斗争实践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然而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俩的思想不应属于无政府主义，应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五四前后，黄爱、庞人铨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由于严酷的现实，使得他们深受教育，在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帮助下，他们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黄爱在离开北京后还在陈独秀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在上海、武汉等地进行考察。1920年来到长沙时，他的思想已有很大的转变，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庞人铨在当时也与黄爱“主张一致”。于是，一道从事劳动运动，发起组织湖南劳工会。这就是他俩结合在一起，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始向社会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标志。
的确，在黄、庞主办的《劳工》和《劳动周刊》中宣扬过“关于劳动问题以外的种种，自然是一概不说”。并曾认为：五一的起源，“全在劳工组合主义。作纯粹经济运动”。但这只是个别文章的某些观点。就整个刊物来看，其主要倾向是：始终的、大量的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讲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团结、觉悟和奋斗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某一点，而忽视全盘。同时在实际斗争中他们早已经纠正了忽视政治斗争的错误思想，积极投入了党领导的政治运动。
诚然，在《劳工周刊》、《劳工》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常常是与那些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观点混杂在一起的。这种复杂的倾向正反映黄、庞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一度成为上述思想观点的混合物，这是人们在世界观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是由于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断改造和战胜了他们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才促使他们完成这个转变，而真正成为红色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再次，从组织上来看，黄、庞也一直是在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和斗争的。他们在斗争过程中不可能完全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联系，而且劳工会的会员里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同时劳工会在组织上开始是采取工团主义“合议制”的办法。这些说明黄、庞在组织上是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但是从现有资料来看，尚未发现黄爱参加了当时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更不是什么首领。据当年长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负责人之一的袁绍先回忆：黄、庞那时虽然和他们很熟悉，但没有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活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在《四个死者，一个精神》一文中，就曾明确写道：“无产阶级唯一可靠的同志，最勇敢能战斗的前卫，只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黄爱、庞人铨等红色社会主义者，亦即是他们所属的第三国际，在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就是说黄爱、庞人铨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据易礼容同志回忆，1921年底，中共湘区委员易礼容同志来到黄爱、庞人铨的住址，告诉他们，毛泽东要找他们谈话。几天后，毛泽东和黄爱在清水塘屋子里见了面。过后，易礼容问毛泽东：“谈得怎么样？”毛泽东说：“谈得好！他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不久，黄爱和庞人铨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爱当时已经转变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了。1921年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经湖南去广西会见孙中山时，在长沙与黄爱、庞人铨等劳工会的成员见了面，马林还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他们讲了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在他们帮助下建立工会的必要。黄、庞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了思想认识，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就是他们两人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红色社会主义者转变的标志。
以上事实说明，尽管黄、庞二烈士在个别问题与我们有过不一致的地方，但从他俩整个一生来看，从他们思想的主导方面来看，从他们的本质和主流来看，应当肯定：他俩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更不是无政府党的首领。而是红色社会主义者，是优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最早牺牲的中国劳工运动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