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出版事业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十分重视出版事业，1921年9月便创办了人民出版社，今年是它的75周年纪念。

　　人民出版社由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主持，社址便设于李寓所内，原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也即是党的二大第一天会议的所在地，今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人民出版社并非是党的第一个出版社，而是党的最早的出版社之一。在建党时期，人民出版社和新青年社互为辉映。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设立了发行出版机构——新青年社。它出版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籍，对促进建党和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新青年社在初期，考虑到《新青年》杂志原先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的缘故，也出版过一些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书籍。而设立人民出版社，则其宗旨更为鲜明和明确，完全以介绍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革命理论为目的，为了培养党员和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论素质，为了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提供马列主义的理论读物，这也有利于同当时各种形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线，明辨是非。 

　　人民出版社公开、明确阐述了其出版宗旨和任务是：“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势，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所指“新主义新学说”，就是指马列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

　　人民出版社原有较大的出版计划，后来由于翻译力量与经济力量的限制，未能完全实现。它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克服了各种困难，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5种、《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以及其他书籍3种等。这些书有：《共产党宣言》（重印）、《资本论入门》、《共产党礼拜六》、《列宁传》、《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俄国革命纪实》等等。为了学习俄国革命和列宁的建党理论，除介绍马克思的著作外，重视出版列宁的著作和介绍列宁的事迹，这是它的特点。这些著作成为各地党团员的必读读物，极大地提高了党团员的理论修养。

　　人民出版社的社址是在李达的寓所内，已如上述。但人们会发出疑问：人民出版社既设于上海，为什么这些出版物上却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还标明地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许多人加以解释说：所谓“广州人民出版社”是伪托的，广州的地址是伪造的，是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破坏，不得不写上“广州”以作掩护。如有的说：“为保障安全，防止敌人破坏，故意将社址定为广州昌兴新街26号”；有的说：“人民出版社只好秘密出书，书上印的地址是‘广州昌兴马路26号’，采取这种措施，意在迷惑敌人。”有的说：“人民出版社是我党在上海建立的……那么为何要将公开地址标为广州某处呢？这是因为1921年4月以后，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重新建立了根据地，北洋军阀政府对它鞭长莫及，无可奈何。”意思是对的，但却回避了广州是否有人民出版社的问题。以上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承认上海有人民出版社，而广州是没有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让我们来看李达自己的回忆，他说：“‘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他主要是谈他自己的工作，并没有进一步去解释广州的情况，以致造成后来许多人的误会。

　　我认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部”是在上海，由李达主持，这是秘密的。而出版发行部主要是在广州，而这是公开的。在广州的人民出版社并非子虚乌有，并非虚构假托。人民出版社的事业分设两处，各司其职，下述其详。

　　1920年12月末，陈独秀去广州担任全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时，将上海的《新青年》月刊的编辑事务交陈望道负责。

　　帝国主义和军阀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洪水猛兽”，必欲加以查禁与镇压不可。1921年2月，《新青年》8卷6号在上海付排时，法租界巡捕房警探到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抢走，还抢去许多书籍，且不许在上海印刷，党的发起组不得不将《新青年》改在广州印刷，并延至1921年4月才出版。这就是陈独秀1921年2月15日给胡适的信中说的：“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

　　法租界巡捕房还查封了设于上海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上的新青年社，不准其营业出售书刊。这就是陈望道在1921年2月11日给周作人的信中所说的：“新青年社在阴历年关被法捕房没收去许多书籍，又罚洋五十元，并且勒令迁移。这事究从何方推动，于今还未分明。但事业仍是要进行的。”

　　既然《新青年》不能在上海印刷，新青年社不能在上海营业，只有迁移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统治地区，也就是陈独秀工作所在地的广州去。1921年4月，党就在广州昌兴马路26号重新建立新青年社，负责印刷出版与发行工作，仍由陈独秀的皖籍同乡苏新甫负责，并开始出版《新青年》8卷6号起。1921年4月，新青年社在该期刊登特别启事说：“本社以特种原因已迁移广州城内惠爱中路昌兴马路第二十六号三楼，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所有书报往来办法，仍与在上海时无异，特此奉闻。”

　　由此可见，昌兴马路26号并非是虚构的，以后人民出版社成立，就又作为人民出版社广州的社址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确切的名称还是“人民出版社”，而非“广州人民出版社”。刊登在《新青年》上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叙述了其宗旨目的，详列了计划出书的全部书目，并说：“以上各书，已有十种付印……购读者请直接寄函本社接洽，寄售处全国各国（地）各新书店。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人民出版社启。”《共产党》月刊社刊登启事销售第6期时，也写明“发售处：广州昌兴新街人民出版社”。

　　1922年夏间，新青年社发布启事称：“本社现已迁移隔壁：即昌兴马路28号，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所有书报往来办法，仍旧照章办理。”

　　人民出版社和新青年社都是在陈独秀领导下，上海和广州两地党组织与有关人员共同合作、团结战斗的事业。人民出版社已如上述。《新青年》的印刷在广州，而编辑部同仁，有在上海主持的陈望道与李汉俊等，在广州则有主编陈独秀与编辑袁振英等。所以当年陈望道说过《新青年》有“我们上海广东同仁”。袁振英也回忆说，陈独秀到广州后，编辑部设在广州回龙桥一座大楼下（即看云楼），陈独秀等人住在这里。《新青年》8卷6号起移到广州昌兴街26号后，编辑部还在回龙桥看云楼。

　　1922年11月，李达离开上海去湖南自修大学工作，人民出版社逐步结束。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中共中央局搬回上海。10月中苏新甫来沪，将广州新青年社的工作全部移交给党在上海创立的上海书店，11月1日，上海书店正式开业。党组织于年底在广州另行设立平民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