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同志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我党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2月，李启汉受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委托，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募捐现款，汇寄香港。并亲自从上海到香港、广州，慰问罢工海员，鼓励海员紧密团结，坚持战斗。后来，香港政府施以种种阴谋，从中进行破坏，他们派人到上海、菲律宾、印度招募新工。李启汉得此消息，立即回到浙沪，组织宁波、上海海员公所，力阻港英政府在各地招募新工行动，并与为帝国主义效力的流氓工头桂阿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巡捕房因他“扶助香港海员罢工事”，把启汉逮捕拘留数日，罚洋50元，终得释放。嗣后，他发动浦东日华纱厂工人和上海邮电工人大罢工，参加者数千人，反对增加保证金及储蓄金，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成立工会组织，结果均获胜利。这年6月1日，巡捕房又以“他是发起4月24日的邮差大罢工的领袖”、“宣传过激主义”、“扰乱治安”等罪名，查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将李启汉逮捕入狱。会审公堂（帝国主义者合伙压迫中国人民的机关）因此把他判处了3个月徒刑，关在“西牢”里执行。后来，3月刑期届满，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还不善罢甘休，乃用了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将他引渡给上海的军阀机关——护军使署，并授意中国官厅，将他永远监禁。于是，李启汉被军阀何丰林关在“军法科”的“拘留所”里，紧锁镣铐，视若大盗。军阀刽子手们施以各种酷刑，他总是怒目而视，从不屈服。1月后，移到“陆军监狱”大牢里，不审不问，我党百计营救无效。直到1924年9月，江浙战事爆发，英美帝国主义者扶持的军阀何丰林于逃走之前的10月13日早晨，才将他释放。在狱时间达2年零4个月。李启汉跟帝国主义和军阀刽子手作斗争的英勇事迹，传到正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受到全体与会代表赞扬，他虽在狱中，却被党的三大选为中央委员。

　　李启汉，又名李森，李士林。参加革命后，曾以奶号“志生”作化名，湖南省江华县人，1898年生于码市镇李家村一位贫苦农民的家庭，排行老大。启汉从小参加放牛、打柴、捉鱼虾等劳动，为父母亲分忧解愁。艰苦生活磨炼了他能说善辩的本领，一次在镇上，他一席劝说的好话，很快就平息了两个卖油粑粑的吵架纠纷。这事被当时在场察访乡情民怨的县知事看得清楚明白，因得赏识。从此，启汉跟那县知事有了往来，并得其帮助上了江华县高等小学堂，毕业后又到衡阳求习新学，继在长沙岳云高中毕业。其时，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邓中夏和北京另一名学生代表，于北京学生罢课之后来到长沙，他受命来鼓励湖南学生奋起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李启汉以岳云中学学生代表身份，参加了有关会议，听取邓中夏等介绍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发生的经过情况，因得认识了毛泽东、邓中夏等。1920年1月，他随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请愿团到北京，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的斗争。在北京期间，他经常同邓中夏一起学习和生活，从而结下了深厚情谊。通过邓中夏介绍，他还认识了久已仰慕的李大钊和其他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从他们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影响。这年夏天，他来到上海鱼阳里六号，同俞秀松等住在一起，并有机会见到了陈独秀。旋参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和俞秀松、陈为人、罗亦农、许之桢等一起为组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上海主持了中国工人联合会的成立大会。1921年伊始，他即创办沪西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开设工人夜校，组织工人俱乐部、游艺室等，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启蒙主义的粗浅知识。他还经常把大家提出的一些难懂的问题，分课编成讲义，通过报告会、讲演会，详细进行讲解。然后组织讨论会让大家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答问题。通过各种办法，培养了大批得力的工会骨干和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致使上海早期的工运活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与长辛店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他还亲自主持了1921年上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工作。

　　1921年7月，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他被任命为三人领导核心成员。是该部机关报《劳动周刊》编辑之一。他热情介绍国内外劳动界消息，并极力鼓吹组织工会。曾在《劳动周刊》上发表《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请看谁打胜仗》、《喂！不要自杀啊！》等文章，揭露旧社会人吃人的本质，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争取胜利。他告诫工友们：“我们工友的冤屈和痛苦，怎能够解除？就是结合产业的团体，联络相近的同业工友的团体，进而联络全国、全世界的同业工友的团体。只有这样，才能打胜仗，才可以求得真正的幸福。”同年10月，他受书记部委托，领导上海一万多名烟厂工人大罢工，迫使帝国主义撤销监工，罢工取得胜利。在此期间，他还是杨明斋等人在上海创办外国语学社俄文专修班的学生。他翻译过一些社会主义的读物资料，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真理。当年，敌人称他为“著名之中国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追随者”。

　　李启汉是我党在上海职工运动的创始人，我国早期职工运动中一名很有影响的出色的活动家。他被帝国主义的巡捕房逮捕之后，各地许多进步团体和报刊都发出了紧急声援电文。出狱时，《中国工人》第二期曾以《启汉同志出狱》为题这样报道：“启汉同志，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他于1921年在上海做劳工运动，开办劳工半日学校，指导工人阶级向光明的路上走；帮助工人组织工会，把工人阶级一致团结起来，去谋改良生活与待遇；援助工人的罢工，使无产阶级得着最后的胜利。凡是对于劳动阶级有利益的事，他无不尽心尽力地去干，因此惹动了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怀恨，把他当作一个眼中钉，无日不想设法谋害他。”李启汉出狱当天，邓中夏前往迎接，并写了一首掷地有声的欢迎诗：

　　“你出来了，

　　你我的责任更重大了，

　　……

　　我们的战士！

　　准备的迎战！

　　准备的厮杀！”

　　次日，即1924年10月14日，当李启汉了解到他在狱期间，有浦东、开滦、京汉、保定、洛阳、北京、天津等地的工友们先后罢工，均遭失败。他没有养息一天，就决定立即奔赴湖南，先后在锡矿山、水口山等地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临行时，又得到邓中夏几行赠别诗：

　　“去吧！战士呀！

　　我们是为群众而入牢狱的，

　　我们从牢狱出来，

　　我们仍回群众间去。

　　战士，去吧！”

　　邓中夏给李启汉写的欢迎和赠别诗，是对李启汉革命史迹的真实记录，也是对这位勇敢战士不断革命精神的绝好赞歌。

　　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上，李启汉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组织部长。五卅惨案发生后，两广区委决定发动香港、沙面工人举行大罢工，坚持反帝斗争。李启汉迅即和全总委员长林伟民，委员邓中夏、苏兆征、刘尔崧等分别到沙面、香港，同青年工社、洋务工会、职工会、文员工会，以及香港各工会组织负责人开会，发动和组织香港、沙面合计25万工人，举行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并即时商同全港罢工委员会、广州洋务工人罢工委员会及其香港方面的海员、同德、电车、洋务、煤炭、平乐、车衣等工会，选出13名委员，于6月13日，正式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推举苏兆征为主席，何耀全、曾子严为副主席，廖仲恺、邓中夏等为顾问。李启汉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干事局局长和财经委员等职，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直接授权和指挥下，办理一切事务。他首先任聘了一批主持正义、办事公道、热心公务和精明能干的职员，迅速组成了包括有文书、招待、庶务、宣传、交际、交通、游艺等部及其各种特设机关的工作班子，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启汉以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致开幕词，他首先指出这次大会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不是如从前仅为香港与广州工友自身之经济利益的斗争，乃为中华民族之独立解放而奋斗之政治的斗争。”很有见地的提出了“劳动阶级”、“全国同胞”、“朋友”与“敌人”的关系问题，他说：“各位协力同心，奋斗到底，以劳动阶级之牺牲与奋斗之热情，唤起全国同胞之觉醒，以期全国各界，皆起而为民族自由解放而奋斗。若一次未成功，则继之第二次、第三次，直至完全成功为止，在此猛烈之奋斗当中，诸位应明白认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联合朋友，与敌人决战，以期达到完全的解放。”

　　在罢工斗争中，李启汉日夜操劳，四处奔走呼号。从运动的组织发动到工人们的衣食住行，有经常召开的党团会议，罢工委员会和隔日一次的800余人的工人代表会，有封锁香港的2000人的纠察队，有法庭、监狱、法制局，有审计局、公共食堂、宿舍、学校，有检验货物处、仇货拍卖处、船只放行领证处（凡中外轮船来广州者皆须向罢工委员会呈报，须领得证书，方能放行），有骑船队（不拘中外轮船皆派罢工工人骑船监视，不准驶到香港），还设有筑路委员会，等等。真是百务繁杂，日理万机。李启汉都积极主动，按照党团和罢工委员会的决定，热情地协助苏兆征等有条不紊地落实进行。省港几十万人的生活问题和活动费用，开支浩繁，他亲自草拟财政委员会的工作细则，协同财政委员会长苏兆征，通过向政府军警、商界、大公司募捐，并通电全国全世界之同情者予以帮助，争取学联协助宣传工作。对收款手续制订了“共同签字、方以生效”等严格规定，周密而细致地组织了有效的经济供应。

　　李启汉身负重任，工作深入基层，时刻与工人兄弟同呼吸共命运。总罢工宣布以后，当他发现广九铁路英段有许多工友亦热心参加，时因香港仍有许多工友未抵广州，马上宣布罢工于香港工友诸多不利，故一方面经由全国总工会去函阻止外，立即报告罢工委员会，一致决定致函广州铁路英段车头工人，现在不宜罢工，俟工友完全回省后，再行罢工。成千上万的香港工人，一批批离港回省，宿所确是大问题。他将如何分配住房，如何领取饭票茶水费用等最切身的问题首先提到委员会上讨论，并一一迅速落实解决。委员会特设招待部，属下分设十一区招待处，以封闭原来的赌馆、烟馆及所有广州市的空屋充之。将香港回省的十数万工人，按行业工会分区住宿，还经常保留两个区的招待处解决急需困难。至于吃饭问题，则只要有凭证及饭票，到处都可以吃饱。这样，使每个回省的香港罢工工人，都能及时得到安排。

　　为了更好地组织罢工工人向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李启汉商同苏兆征等，适时地组织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由该会选举出来的主席团及其由工人群众直接选出来的工人代表组成的一经常的工人代表大会，为省港罢工工友之最高机关，以集中全体罢工工人的智慧和才能，巩固阶级队伍的团结，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在第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上，李启汉代表干事局作了会务报告。他和代表们一起，在顾问廖仲恺和邓中夏的支持和指导下，一致作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国民党会议预备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加强内部团结等决议案，制订并通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

　　关于罢工斗争的策略问题，李启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极力主张“工商联合战线打倒帝国主义”。他针对当时一些商界头面人物对罢工斗争持徘徊观望的态度，写了《工商携手》等文章，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我工商两界，直接受其压迫掠夺，致使吾国实业不能振兴，失业工人遍地皆是，此吾工商两界同受之惨苦也”。揭露“帝国主义进攻之目的，在亡吾中国而瓜分之”。他告诫说：“中国若灭亡，四万万同胞皆沦为亡国奴，何有于工商界之分呢？如此则吾工商两界虽欲分手进行，将亦不免同归于尽也。是以吾工商患难相关，同仇敌忾，势必携手进行共同奋斗，然后可挽中国危亡也。”为此，他向工商两界极力推荐五卅运动中上海工商学组织联合会，共筹反抗帝国主义的方略，以及天津、湖北、湖南组织后援会、雪耻会等团体的办法，从而实现工商联合战线，聚商共同奋斗的策略，他从中斡旋，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封锁香港两月之后，根据当时情况，李启汉商同苏兆征、邓中夏等，及时制定了“凡不是美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直来广州”的中心策略。依靠这个策略，解除了广东的经济困难，保持了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得省港罢工得以长期坚持。

　　省港大罢工的伟大举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2000余名工人纠察队，分驻各海口维持秩序，捉拿汉奸走狗，截留出口粮食，扣缉私货，严密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使其完全断绝肉食菜蔬来源，在日常生活上遭到极大困难。尤其使英帝国主义和香港买办资本家在经济上受到极大损伤。于是，港英政府大起恐慌，他们继封锁通讯情报之后，派卖国贼陈廉伯携款三百万元，收买工人队伍中的不肖分子从中进行破坏和捣乱。李启汉及时在《工人之路特号》刊发表《世界革命的潮信到了》、《帝国主义者之阴谋》等文章，列举世界各地工人罢工情况及其对省港罢工的同情和声援的消息，冲破帝国主义的情报封锁政策，鼓舞工人的罢工斗志。同时，揭露港英政府派人来省破坏罢工的阴谋活动，提高工人们的警惕。他大声疾呼：“工友们！我们要注意呀！我们绝不要中敌人的毒计呀！我们要镇静，我们不可受人愚弄，致使工友自己打自己，我们要全体一致对外，我们更整齐我们的阵营，无论他有何等的阴谋，都不能破坏我们的战线了，工友们！我们最后的胜利，就在此一举，努力呀！”

　　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坚持了1年零4个月，直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才胜利结束。在苏兆征、邓中夏、李启汉等共产党人为先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坚持下，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在海关关税上附加二点五税，作为结束罢工的费用。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而且有力地支持和促成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统一。

　　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北伐时，李启汉等发动并具体组织了3000名省港罢工工人参加的运输队，运送辎重弹药，接济前线；组织了宣传队，随军出发，向农民群众做宣传，唤起了广大农民兄弟的支援；组织卫生队，到前线救护了成千的伤病员；他们还进一步扩充和加强了罢工工人纠察队的力量，纷纷请缨出征，上阵杀贼。在广州维持治安，巩固了后方。在罢工工人的全国援助下，国民革命军行军迅速，一鼓而下惠州，而占汕头，而平高雷，而入琼崖，最后平定南路。前后不过3个月，广东全省就统一了。

　　1927年3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同志北上武汉，准备参加党的五大。李启汉兼任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那时，国民党右派压制工人运动。李启汉和何耀全等同志商量，决定于3月16日发表中共广东区委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广东省农民协会等团体对时局的联合宣言,呼呈国民政府要继续执行民族革命和扶助农工政策，不要压制工农运动。

　　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大屠杀后，刚结婚不满星期的李启汉，日夜召集工会干部开会，迅即布置做应变准备。应变计划还未全部贯彻，以李济深为首的广州国民党反动派，接到蒋介石的密令，组成所谓5人特别委员会，任钱大均为戒严司令，充当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于4月15日凌晨实行反革命政变。派出大批佩带白色蓝字臂章标记的反动军警分三路进攻工农团体，搜查和封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按址搜捕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在李启汉等领导人民武装数百人的帮助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反动军警屡攻不下，又增调第二十师士兵和保安队数百名支援，至天明仍未攻入。激战至上午9时，工农武装自正门冲出，退入西村继续抵抗。战斗中，工农武装死伤60余人，20余人被捕。广三路总工会率工人武装同敌军两个营激战近两个小时，终被反动派镇压下去。其他工会团体，均因应变不及，遭到失败。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1个多星期内，被反动派逮捕者达7000之众。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有2100余人被杀，2000多铁路工人被驱逐。李启汉在榨粉街被敌人逮捕时，他严词痛斥反动派卑鄙无耻，沿路揭露国民党新军阀背叛革命的罪恶，大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入狱后，敌人要他供出两广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工会干部去向，他坚不吐实。敌人对他软硬兼施，采用许多诡计和酷刑，他仍守口如瓶，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机密，对党对革命同志无限忠诚，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入狱不数日，终被敌人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李启汉同志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党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较大贡献。尤其是在我们党的早年时期，他为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发动和组织党领导下的早期职工运动等方面所建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