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时，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在突围中不幸牺牲。袁国平从负伤到最后牺牲，我都跟随他在一起，亲眼看到他壮烈殉难。现将其经过情况记述如下：1938年新四军成立时，我在军部特务营（后改为特务团）一连当排长。后来抽去给叶挺军长、张云逸参谋长当过一年的警卫员。皖南事变前又回到由特务团老一连改的卫士连当副连长。从事变前我军出发北撤、事变发生后的几昼夜的激战，直到我军分散突围以前，卫士连都是随军部机关和首长行动的。分散突围以后，在路上偶然遇到袁国平，我们就一直跟随袁主任。

　　分散突围的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在敌人发动第二次总攻后的那天晚上。当时军部的最后一个指挥所在一个大院子里，四面八方都被敌人包围了，叶挺军长与其他首长决定分散突围。这时候虽然我们连有很大伤亡，但突围前别的单位又加进来一些同志，还有百把人。连长、指导员都不在，就由我带着在天黑时朝章家渡方向突围。当时突围遇到敌人能躲开就躲开，躲不及就打一阵子，一个信念：冲出去就是胜利！大约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们走到离军部大院六七里路周家大山的山洼中，突然发现一个人躺在那里，走近一看，他满身是血，还剩一口气。此时他也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们，好像要跟我们说话似的。我俯下身去，仔细一看，才吃惊地发现原来是军首长袁国平。大家立即围上去，连声喊着“袁主任，袁主任”。他慢慢地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我们急忙查看了他的伤势，发现他全身负伤四处，左肩胛骨一处，左腿一处，身上还有两处，满身血糊糊的。看到这种情况，同志们都很难过，当时也没有办法。没有担架，我就让战士们背起他，继续突围了。我向同志们说：“袁主任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保护好首长，安全脱险。”我组织了几位身强力壮的同志在队伍中间轮流替换，同时交代他们要绝对保证首长的安全。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要趁夜间天黑摸索着冲出去。这里离章家渡大约四十里路，可我们不能走在路上，只能在山里转着走，尽可能地避开敌人。就这样我们在山里也多次遇到小股敌人或敌人巡逻兵，打了一阵子。天黑，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我们边打边走，敌人也不敢追赶，因此，我们伤亡并不大。突围的速度很慢，四十来里路我们转了大半夜，天快亮时（约早晨五点钟后），才赶到章家渡口。

　　章家渡水不深，也不急，齐胸，但河面较宽（约200～300米）。河上没有船，也不能找船了，只能涉水过河。不幸的是过河时被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朝我们射来。我们一面组织火力还击，一面组织抢渡，无论如何必须天亮前抢渡章家渡，不然就没有希望突出去了。同志们奋勇跳进河里。袁主任怎么办呢？他已负伤，不能下水，一个人背也不行。我立刻组织几个人将他抬上肩，走到水深的地方，就把他顶在头上。敌人的枪声更密了，许多同志牺牲在河里，抬首长的战士也一个接一个地中弹了。袁主任也掉进水中，其他的战士见此情景，不顾危险，冲过去又把他从水中捞起，顶起来，继续前进，就这样折腾了好几次。抢渡章家渡用了四十多分钟，我们伤亡很大，原来的百把人只剩下三四十人了。

　　过了河，我们在章家渡下面的一个庙门口稍作停留。这时我们就围过去看看躺在地上的袁主任：他身体极度虚弱，我们喊好半天，他才挣扎着，用微弱的声音向我们讲了几句话：“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替我……汇……报。”我们心中难过极了，看到袁主任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仍然想到为革命保存力量，叫我们突围出去，他自己不愿给同志们增加负担，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跟首长多年，知道袁主任是个久经考验、出生入死、不怕困难的老同志。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平时，我们大家非常尊敬他。这次我军被围，遭到重大损失，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可能感到自己有责任，因此，也更感到痛苦。但他十分坚强，自受伤以来，一路上那样的折腾，他不哼也不叫，直到最后讲那几句话时也没有眼泪和悲伤。

　　此时，大家都非常难过，可谁也没有注意到袁主任已从口袋里摸出手枪，向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就这样，他壮烈地殉难了。

　　这意外的事情把我们震惊了，同志们围在袁主任身边痛哭失声。周围还有敌人，时间一刻也不能停留，必须立即离开。我拿起袁主任的勃朗手枪，接受了他留给我代他向党汇报的任务。我们把袁主任的遗体简单地遮盖一下，脱帽肃立片刻，在离庙一百多米远的一个小村里找到了三个老乡，请他们帮助我们料理掩埋他的遗体。我记得这三个老乡是：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两个四五十岁的妇女。我们说明牺牲的是我们新四军首长袁国平同志。他们边哭边骂国民党蒋介石：“造孽的！杀害这些好人真是罪恶滔天。”三个老乡很好，连声地劝我们“你们快走吧，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安葬首长的”。敌人快追过来了，在老乡们催促下，我们再一次看看袁主任的遗体，向他告别了。

　　离开章家渡后，我们在山里转了两三天，到了繁昌附近，碰上只身突围出来并已化了装的军部组织部的一个科长（姓名忘记了），我将袁主任牺牲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以后又碰到特务团三连副连长（姓名忘记了）带的三四十人。我们两支小分队会合后，科长指定我负责组织指挥。第二天早上走到一个好像叫狮子山（在繁昌县境内，离长江边不远）的一个山洼中，在只有几户老乡的小村里停下休息。哪知道，我们又钻到敌人的窝子里去了。敌人山上的观察哨发现了我们，接着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包围过来，我只好带着大家向斜岔的一个山上冲，利用山势和丛林组织抵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科长、三连副连长等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我的右手也被打断了，一些同志被俘了。在敌人合围搜山的时候，我躲到树丛里石缝中间，将自己隐蔽好，直到当天天黑，敌人撤走了，我才出来。夜里进村找到了老乡，他们掩护我，给我治伤。以后又派人给我带路送出敌人的包围圈。在群众的帮助下，又经过大约五六天，终于渡过了长江回到自己的部队。

　　一到江北，我就找曾希圣，把袁主任壮烈牺牲的经过作了汇报，并把袁主任的手枪交给了他。当时孙仲德也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