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宋庆龄应宋子文之托，安排董健吾前往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寻求与共产党接触谈判的信息。3月，董健吾从陕北带回中共方面的五项答复条件。由此，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两党中枢的直接联系开始得以沟通。
以往，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研究和宋庆龄的研究中，对这一史实多有涉及，在此笔者先将有关记述概述如下。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调整其内外政策。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所以，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在中国共产党方面，1935年10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的《八一宣言》公开发表，宣言指出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中共中央也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于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我党宣言的发表和传播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希望能得到国民党方面善意的回应。而宋子文向宋庆龄寻求帮助，正是表明国民党方面在设法与中共派出机构和基层人员联系之外，更希望通过宋庆龄能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意图。
宋庆龄选定董健吾出使陕北后，为途中方便并掩人耳目，由孔祥熙给予董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调查员之公开身份。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党获悉此事，遂决定派张子华随董同赴陕北，由张向中央汇报中共地下党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人的会商情况。董、张二人于1936年2月底设法进入陕北苏区。
在陕北，吴亮平、李维汉、博古等先后听取了董健吾、张子华的情况介绍，董健吾转交了宋庆龄托带的慰问红军将士的云南白药一包和信件，张子华也转交了国民党元老覃振给林伯渠的信函。而从首次谈话后起，博古即逐日将每日谈话所得情况，及时电告正在山西东征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和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的周恩来。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复博古，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博古将此向董健吾转达。得此回复，董健吾即携带一套送给宋庆龄留作纪念的苏区钱币返程复命，张子华则前往山西东征前线继续汇报工作。
以上是笔者所归纳，人们已知董健吾、张子华此次陕北之行的基本概况。但上述人们已知的情节不够完整。实际上，在这一史实过程中，还有一则人们未知的重要情节，即董健吾出使陕北，还带回了林伯渠1936年3月3日写给宋庆龄的一封重要信函。信文如下（信文标点为笔者所注）：
庆龄同志：
不通音问弹指十年，每从报纸得悉言动，知耿耿此心虽海角天涯，而如在一室也。正值红军东进抗日之时，忽奉到先生珍贵慰劳品，万众欣□腾欢，奚啻挟纩，感慰无既（疑为“亟”之误）。九一八事变后，苏维埃政府即宣布对日作战。形格势禁，未遂所怀，不得已绕道二万五千里，访问了瑶、苗、蛮、番藏、回诸民族；凭吊了石达开殉义之遗墟；跨过了亘古不化之雪山和千里无人之草地，达到预定地点，开始直接向日作战之神圣民族革命战争。国魂犹在，华族不亡。革命主张已为全国民众所共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及召集抗日救国会议，已得到各方拥护。此因又可为先生告慰者也。
先生自大革命失败后，艰苦奋斗，姜桂之性老而弥辛。痛山河之变色，愤大盗之横行，午夜闻鸡岂能自已。如何而领导民众实现此间提出救亡之组织和纲领，其有赖于大力者正多。苏区民众和红色战士对先生实抱，有无限之敬意也。
我在苏区负财政之责已历四年，虽支出浩繁，限无陨越，只是大战开始，依靠全国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智识出智识”，举国一致起而救亡，财政上有待各方面之援助，无用（应为“毋庸”）讳言。特寄来抗日基金筹募条例一份，收据一组，望大力为之筹划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言，佩仰其历来帮助中国革命之爱国举动。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全国民族爱国人民，已继承太平天国以来之英勇事业，决心挽救中国于危亡，而致之于富强隆胜之域。革命全国胜利之日，即华侨得到解放之时。一切卖国政府引导华侨于沦亡、于奴隶牛马之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之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除之侨胞，苏维埃给以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此一政策希详为海外华侨宣布解释。在我们率领广大民众走上神圣民族革命战争之战场时，爱国侨胞必然予以热烈协助也。旌旗在望，握谈有期，书不尽言，敬候明教。
民族革命的敬礼！
林伯渠
三月三日于抗日后方瓦市（瓦窑堡）
林伯渠致宋庆龄的这封信函，是一封充满了革命者战斗情谊的重要信函。
宋庆龄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宋庆龄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与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反革命政变，面对着天昏地暗的血雨腥风，宋庆龄同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她又发表声明，谴责汪精卫之流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行径，在共同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切对林伯渠来说，是记忆犹新的。
大革命失败后的近十年期间，宋庆龄继续坚持革命信仰，支持革命事业，她的举动继续深得中国共产党人的赞扬。这十年当中，中国共产党人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开展了英勇的武装斗争，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而此番宋庆龄交董健吾托带云南白药慰问红军将士的举动，正是充分体现了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事业的最真诚的支持与关切。当时在陕北的我党后方领导人收到宋庆龄的慰问药品后，特意在给东征前线领导人的电报中报告了此事。而林伯渠专门写信赞扬、感谢宋庆龄，这种通过文字集中表达情感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亲密关系史上，属于出现较早的一次，因此是十分珍贵和重要的。
宋庆龄安排董健吾的这次陕北之行，不但沟通了国共两党中枢间中断了将近十年的直接联系，而且宋庆龄借此托带云南白药慰问红军将士的举动，以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宋庆龄写出热情洋溢的回信，也续写了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关系的新篇章。当年林伯渠的这封回信写就之后，按照我党早已形成的文电保存制度，当即被誊抄出副本，并在整理年度文稿时，将该信副本收录到《西安事变前外交信底》中。该信集现由中央档案馆保存。不过在以往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还从未涉及有这样一封重要信函存在。笔者在本文中将林伯渠致信宋庆龄一事披露出来，意在使宋庆龄安排董健吾赴陕北过程的重要史实得以完整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