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在陕北、在延安发愤读书的情况，有一些很生动感人的记载。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报道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斯诺的访谈，是1936年10月间的事情。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给他早年的好友易礼容写了一封信。信中询问：“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李鹤鸣就是李达，信中提到的李的译著现在不能断定是哪一种。很可能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在陕北和延安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的以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的。其中李、雷合译西洛可夫与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2000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一千多字。后来，大约在1941年，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注。批注都用隽秀的行草字体。有对原著的扼要而精辟的概述，简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申，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

　　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5月出版后曾寄给毛泽东一本，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把它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他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计约3500字。1938年2月1日，毛泽东“读书日记”开头这样写着：“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以后逐日记了读书的进度。3月16日记：“本书完。”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6人合著，李达、雷仲坚译。毛泽东曾两次细读这本书，作了许多批注。“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这一章，与《新哲学大纲》“认识的过程”一章内容相当，也是讲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的。毛泽东批阅这本书时，在这一章上作了不少批注，特别是联系中国实际写了许多批评“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的话，说他们的一般是脱离个别（脱离实际）的，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他们也带有形式主义性质，他们不注意具体特点，要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他们在脱离实践地提倡社会科学理论之重要性，等等。这本书同当时苏联的其他许多哲学书一样，在批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时，往往把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同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直到50年代初，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后，苏联哲学界重新讨论形式逻辑问题，才纠正了这种偏颇的观点。毛泽东的《矛盾论》，原来也有“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其中也反映了这种混为一谈的情况。《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公开发表的时候，作者讲明“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删节，主要就是删去了这一节。

　　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也很赞赏。1951年3月27日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1954年12月28日给李达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现存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下列7种8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第四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哲学选辑》。他还很可能在米丁等人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上留下批注，但他读过的这几本书迄今都没有找到。

　　上述8本书中，批注多且重要的有5本。根据批注的内容、笔迹的先后、版本的日期及毛泽东本人在书后及“读书日记”中记载的批读时间等多方面综合考察，其批读顺序应当是：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1936年11月—1937年4月，这是毛泽东本人在该书末页的背面上写下的时间。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米丁等著），1937年8月以前。

　　《社会学大纲》，1938年1月17日—3月16日，这是毛泽东在“读书日记”里记下的读书批注时间。也有可能在这之前，即1937年5月出版后不久就读到了此书，但目前留下的批注是这个时间的。

　　《哲学选辑》，1939年5月该书出版以后。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从毛泽东读此书的批注内容来看，其中提到“三三制”、“三月参政会”等，因此，读这本书当在1941年3月以后。

　　5本书的批注，只有头2本，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和内容上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有直接的联系。

　　毛泽东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语和读书符号两大类。在5本书篇页的天头地脚、边白中缝和段末行间，他总共写下约两万字的批语。其中尤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为最多，在12000字左右。这本书中最长的一条批语有1200字左右。

　　批语中较多的，是他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写下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阅读了教科书上关于外的矛盾和内的矛盾，即后来他在《矛盾论》中表述为外因和内因关系的原理后，毛泽东用以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上的批注中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地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是内的原因。

　　毛泽东抓住《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提出的“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概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发挥。他认为不仅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会互相转化。他据此在这本书第三版上的批注中指出：“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后来，在其名著《论持久战》里，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详尽地分析和对比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和双方的强弱程度，优劣形势随战争过程延长发生的变化，作出了抗战是持久的并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结论，对全民族坚持抗战到胜利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所读的书上还留下了许多符号，它们有：△、○、—、×、√、斜线、方框、竖的波浪线、单杠线、双杠线甚至3杠线，还有顿点和问号。这些符号往往反映出他在读书当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问号，直接显示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和反对，深思与不解。《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中有一段话：“否定的本质，否定之否定的本质，都在于它是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发展中的动因。”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毛泽东批注中的问号非常多，有的一页多达四五个。有些问号被他用短斜线划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理解或肯定了书中的说法。

　　毛泽东的批语和符号，是用铅笔和毛笔写的。书上很多地方圈点细密，杠画不断，字句连绵，圈旁有圈，杠外加杠，字上叠字（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毛泽东的这些批语和符号使人想见，他是多么认真仔细、逐字逐句地多次阅读了这些书，他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多么的刻苦精勤！

　　5本书上的批语向我们显示出的情况，完全符合一般学习的规律：较早读的书上批语多且具体，往后读的书上批语较少且较原则；较早批语中的转述、摘要和说明的东西占较大的比例，后来的批语则研究性、独创性的见解逐渐加多，结论、命题式的东西时有所见；前面的批语对某些问题和观点的看法还显得不那么清楚和有把握，后面批语的思想则比较明晰、成熟些。例如，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里，毛泽东大体接受并沿袭了教科书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些说法；在《哲学选辑》的批注里，他则发表了不少个人的见解。他认为，说一过程内部有质变三阶段是不对的，发生、发展、消灭是一个过程的事，每个过程都有这三阶段。每一过程对下一过程而言是肯定，对上一过程而言是否定，对再上一过程言是否定之否定。这就明确表示出他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讲的是过程与过程之间的转换变化，而不是过程之内阶段之间的变化发展。

　　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是写在几本哲学教科书上面的。由于教科书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基础性，他的批语也追踪到哲学的许多方面、许多观点和问题。各本教科书大多讲述着同样的原理、范畴和规律，他在不同书上的批注，有时也重复涉及同一个内容，使我们能够集中地了解他对某个哲学问题的观点，甚至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的变化发展。例如，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对、绝对问题，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的批注中说，“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在《哲学选辑》的批注中，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有了发展，变得更加全面和辩证了。他指出：“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对和绝对，在一定的条件下（时间的久暂）是互相转化的；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性或斗争性都能在事物发展中起支配性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个批注，有助于人们更完整、准确地理解《矛盾论》中的有关思想，澄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争论。

　　毛泽东的许多批语包含的观点和思想，是他公开发表的哲学论著没有或少见的。如他总结哲学史上的众多派别、思想，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的批注中，认为可以区分为唯心辩证、唯心形式、唯物形式、唯物辩证四种。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儒家的“中庸”观念，他在《哲学选辑》的批注里指出其合理性在于肯定事物质的安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但“中庸”整个地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害怕量变引起质变，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维持旧质不变，把旧质绝对化。所以，“中庸”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关于认识的两个过程，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的批注里提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这种运用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来分析由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运动变化产生的两个认识过程的做法，也是十分独特的，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关于辩证法的一些范畴，毛泽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在《哲学选辑》的批注里认为，“根据即基本矛盾”，“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从矛盾的角度如此给根据和条件这对范畴下定义，是过去无人做过的。此外，对质量互变规律、过程和阶段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有不少新看法。这些批语对全面、深入地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貌及内涵，是弥足珍贵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挤出时间，孜孜不倦地阅读各种哲学书籍和期刊。

　　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1965年内部讨论稿）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他写下了一条较长的批语，表达了他对唯物辩证法体系的看法。他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他的以对立统一规律指导说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思想，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批注中已有突出的表现，这里把他的这个思想明确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提出来了。在这本书谈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的问题的旁边，他批道：“不必抄斯大林。”联系到延安时期他在博古译的斯大林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的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不是很高。

　　40多年前，毛泽东在读书批注中慨叹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严重，阻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和创新发展时说：“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即不出理论家！”毛泽东通过发愤读书，理论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杰出的哲学著作，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读书学习的态度和方法，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