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一生与苏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46年短暂的生命历程和30年光辉的革命生涯中，先后四次旅居莫斯科，总共近六年时间。第一次是他于1921年7月到莫斯科，从这年8月至1924年7月，在共产国际为培养东方各民族民主革命干部而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整整三年。第二次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生活了半年。第三次是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他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工作了整整两年。第四次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5月，他专程到莫斯科治病、休养了半年时间。其中前三次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现将国内有关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研究现状作一简要述评。

　　一、研究概况

　　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研究是从198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随着《任弼时选集》的出版，任弼时1938年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的书面报告大纲和口头补充与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首次公开发表，任弼时1938年3月到1940年3月出使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经历，才被公布于世。此后，有关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他的这段重要经历。

　　笔者将收集到的有关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生平和思想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分类如下。

　　第一类是全面介绍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的综合性著作中的有关内容。这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的《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的有关章节，都对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期间的工作、生活和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作出的详细介绍和客观评价，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任弼时的内容最为丰富、史料最为翔实的两部权威性著作。1994年4月23日，“《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出版发行暨任弼时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后，由杨瑞广、蔡庆新主编的《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既收录了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言和有关研究论文，还收录了一些老同志撰写的回忆与怀念文章，其中即有专门对抗战中任弼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时情况的回忆。

　　第二类是介绍、研究任弼时第一次和第三次赴莫的生平和思想的专题文章。其中，介绍任弼时第一次赴莫情况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沈海波发表在《中国青运》1990年第四期的《任弼时首次赴苏时间考》，另一篇是《他曾守护在列宁身边——任弼时在痛悼列宁的日子里》（《法制日报》1991年5月4日）。研究任弼时第一次赴莫期间思想相关的文章有一篇：蔡庆新发表在《党的文献》1991年第五期的《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略述》（任弼时是其中的重要一员）。介绍任弼时第三次赴莫情况的文章较多：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二版）中有一章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在驻共产国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申长发、袁南生合写的《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湖南党史月刊》1992年第一期），简要介绍了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背景和驻莫期间的贡献。研究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期间思想状况的文章中，迟爱萍发表在《文献与研究》1987年第五期的《向各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文，是目前这类专题论文的开头篇；收录在《缅怀与研究》中的力平的《重视实际大智大勇——简述任弼时与共产国际》，是把任弼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放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来作全面考察和评价的。他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共产国际起过好的作用，也起过不好的作用。毛泽东认为它是两头好，中间差”，而后来之所以能再好起来，是与任弼时有直接关系的。1999年4月27日，在纪念任弼时诞辰95周年之际，蔡庆新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历史的选择——任弼时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背景初探》一文中，用相当的篇幅分析了任弼时第三次赴莫出使共产国际的前因后果，认为这是他人生历程中重要的一段经历，其间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任弼时最终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有重要影响和直接关系”。

　　二、研究述评

　　在对任弼时第一次和第三次赴莫的生平和思想研究中，大致形成以下两点结论。

　　（一）任弼时的世界观是在第一次赴莫斯科学习期间形成的

　　目前，关于这一结论的主要内容是：

　　1.任弼时是在国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有论者认为，任弼时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1920年8月，16岁的任弼时在长沙由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了由毛泽东等发起组织的正在筹建中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同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外国语学社成立，任弼时等成为首批团员。这时，任弼时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育，并开始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

　　2.任弼时在莫斯科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其世界观形成于第一次赴莫期间。任弼时是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赴苏俄学习的先进青年之一。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介绍，他和其他十几个同志一起于1921年5月离开上海，7月9日到达莫斯科，8月3日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1922年底，任弼时在莫斯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有论者认为，“如果说1920年任弼时在上海加入青年团是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开始，那么在东大三年正值任弼时世界观形成之际，严格的党性教育和系统的无产阶级理论学习，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社会生活与旧中国状态的鲜明对比，不但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提高了他的政治思想水平，而且使他的奋斗目标形象化。同时，对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及视野开阔、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领导者风范的形成，影响是深远的，受益终生的。”概括地说，也就是在东大这三年的学习和生活，使任弼时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任弼时是抱着“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坚定信念来到莫斯科的。因此，在东大这座培养东方各民族发展民主革命的干部的大熔炉里，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并积极参与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

　　第一，积极参与共产国际组织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任弼时1921年7月刚到莫斯科，就被安排和同学们轮流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2年初任弼时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当年底，他接替回国的瞿秋白担任东大中国班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翻译。1924年1月25日，任弼时被安排代表东方民族在全苏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为列宁荣誉守灵。1924年7月，任弼时等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些重大的政治活动，使任弼时开阔了政治视野，使他“把中国的革命和远东以至于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

　　第二，积极参与中共旅莫支部对党团员进行的党性教育和训练。1923年初，中共旅莫支部成立后，很快“制定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提出培养党性的要求。思想上，要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反对宗法观念、乡土观念和小资产阶级浪漫习气。纪律上，强调团结一致的集体化，反对无政府主义。要求服从大局，个人利益服从团体利益，开展自我批评和互相监督、互相批评。作风上，要求吃苦耐劳、不表功、不畏难、不苟安”。同时，中共旅莫支部还加强对党、团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利用各种机会建立与国内实际斗争的联系，关注国内党的建设和斗争形势；利用各种机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项活动，了解苏维埃创建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和各国革命斗争的经验。这些严格的系统的党性教育和训练，对任弼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1924年7月下旬，在结束东大三年的学习生活即将回国时，任弼时表示了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决心。

　　（二）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期间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是研究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核心部分。论者都充分肯定了任弼时在出使共产国际期间，为转变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战政策的认识，为宣传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抗战路线，为加强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1.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有些论者在分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选择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历史背景时认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指导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明确强调必须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缺乏全面了解。特别是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国后，立即在当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为，当时王明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而他又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加上他熟悉很多马列主义的词句，所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他的错误主张一度模糊了党内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认识，造成了思想上的很大混乱。王明的倒行逆施，自然很快就遭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不满和反对。“要想把中共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任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出使莫斯科。

　　为什么选择任弼时呢？有论者认为，首先是，任弼时在东大学习期间就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三年中的突出表现，赢得了共产国际的充分信任。此后，“在国内工作时，他与共产国际驻华人员有联系，如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领导起义的特委就决定任弼时每天与国际代表‘接谈一次’……所以，从任弼时所受的教育和所担任的工作看，他与国际组织有较多的了解。1928年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指名要任弼时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去莫斯科筹备‘六大’，并要任弼时在会上作关于共青团的报告”。

　　其次，任弼时在回国后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几乎在每个重大历史关头都与教条主义者不同，每次都能旗帜鲜明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他“在革命的初期，就是不满意教条式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是注重实际情况、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从中共六大以后到1935年，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王明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干扰，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间，尽管任弼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但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了实事求是地对待具体问题，数次抵制中央和共产国际顾问的“左”倾错误，突出地表现在：1934年8月以后，作为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在“李德要六军团到湘桂边，和广西打仗”时，“六军团没有执行这个命令而转往贵州，与二军团会合”，避免了“被敌军全部消灭”的危险。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后，“李德又令二、六军团分开，幸而又没有执行”，周恩来后来曾经这样赞叹道。

　　还有论者认为，任弼时不仅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而且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些都为确立、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军事和政治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赢得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信任。

　　上述研究说明，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是历史的正确选择，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重大贡献。论者认为，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两年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

　　任弼时是1938年3月底到达莫斯科的。4月14日，任弼时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时，代表中共中央向执委会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长达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又对4月14日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

　　论者指出，任弼时的报告，“向各国共产党人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情况”。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实际上就是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心内容是壮大自己力量的问题”、“游击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基本作战方针”。

　　论者还把任弼时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归纳为，第一点“实际上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是国民党或其他政党根本无法替代的。第二点“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先进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绝对领导’”。第三点“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是正确的，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合作的情况，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全面的如实的了解。这样，有利于纠正共产国际原来的一些设想以及王明按照国际构想回国后推行的错误做法”。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非常重视任弼时的报告，经过认真讨论后，于6月11日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7月，王稼祥启程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同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时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论者将任弼时的报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概括为：“如果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蒋介石血战十年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经有所怀疑；对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又缺乏基本认识的话，那么，任弼时的报告沟通了情况，阐明了团结斗争的真实状况，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原有的认识。如果说，六月十一日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案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那么，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和王稼祥、任弼时的重要谈话，则从组织上支持了毛泽东。”

　　论者指出，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求苏联政府给八路军以武器援助。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关系，共产国际决定“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这笔款项是由王稼祥亲自带回来的。这对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全党在此基础上统一了思想、步调，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干扰，确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第二，任弼时通过与共产国际各国党的代表建立广泛联系。利用撰写文章和作报告、讲演、会晤等方式，使共产国际、各国的兄弟党和苏联人民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

　　从1938年5月开始，任弼时先后在《真理报》、《共产国际》等报刊上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同时，他还协助苏联外文出版局组织中国同志校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翻译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等重要著作和文章。这些都起到了非常明显的宣传效果。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周恩来在莫斯科治伤出院后“开始处理工作。任弼时协助周工作。”这期间，“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长达五万五千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青年共产国际作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在莫斯科中央党校作中国抗战的报告，分别会见了德国、西班牙、芬兰和罗马尼亚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向季米特洛夫回答问题时，陈述了王明回国后的种种错误言行。任弼时一一帮助安排，陪同周恩来一起活动。”“当季米特洛夫提议再座谈一次时，任弼时又请周恩来谈了王明回国后的情况，他的右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季米特洛夫听了生气地说：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并且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第三，任弼时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抵制和纠正王明等的“左”倾错误。

　　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里“一是许多场合竟悬挂着王明的像……康生到处鼓吹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甚至串联一些人上书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二是竭力奉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排除异己，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他不满的干部，对一些同志既不让回国，又不安排工作，长期把他们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后，经过调查研究，并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不久把挂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公室里的王明的画像，换成了毛泽东的画像。同时，任弼时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和多方努力，为陈郁、师哲、吉合等同志平反了冤假错案，为党保护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

　　三、几点建议

　　综观对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研究，虽然自1987年以后有学者关注和研究这一课题，但我认为，这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需要进一步开拓，还有一些空白需要尽快填补。

　　第一，任弼时前三次赴莫斯科，都与共产国际有密切关系。其中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赴莫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生活了半年时间。这中间，除《任弼时传》中有“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团组织特地邀请他参加大会，任弼时在苏联逗留的时间就延长了”的简单记载外，他在那段时间里，还做了哪些工作、去了哪些地方、接触了哪些人、发表了哪些讲话或报告、提出了哪些思想或观点，包括《任弼时年谱》在内，再没有更为详细的材料了。这些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第二，任弼时在共产国际期间，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虽然当时任弼时还不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对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的思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比较深刻的理解。所以，我认为，任弼时在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的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开拓。

　　第三，任弼时和王明同是上个世纪20年代旅莫留学生（而且任比王还早几年），接受的几乎是同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在国内工作几年后又都曾赴莫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但是，两人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却大相径庭。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这也是应该进行研究的。

　　第四，现有的研究文章基本是研究任弼时在共产国际这段生平的，有深度的研究思想文章较少，而且至今没有研究专著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相信随着纪念任弼时百年诞辰高潮的到来，一定会有更多的高质量的研究文章和专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