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数几个从20世纪初就置身革命事业的职业革命家。他亲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一生不断追求真理，实践真理，是为人民革命事业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一、坚韧不拔地寻找革命真理

　　林伯渠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轨道上日益沉沦的年月。他目睹澧州哥老会起义成员遭受屠戮、监锁的惨状，得知甲午战争后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噩耗，因而同情劳苦民众，开始忧国伤时。

　　林伯渠的父亲林鸿仪，是个思想与时俱进的乡村教师，主张“随势前进，择善而从”，希望中国变法自强。林伯渠最初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戊戌维新的思想影响。他1902年考入刚成立的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以后，对学堂的创办人、湖南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熊希龄，非常崇敬，赋诗颂扬。当时，《新民丛报》已经出版，该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经济学，讴歌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人物，鼓吹与中国封建传统相背离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林伯渠深为所动，一心向往中国能“富国强兵”。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其思想言论，对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我在西路学堂时，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等影响，所以蒙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

　　事隔不久，林伯渠就抛弃了梁启超等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接受了新的政治意识。1904年，他赴日本东京留学。次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国同盟会。林伯渠在一次欢迎孙的大会上，聆听了孙的演说，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孙在阐述他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的观点时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是，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始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用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不是最愚蠢的事吗？”林伯渠久仰孙先生大名，听罢演说，“觉得很对”，感到孙先生比同时代的人更能高瞻远瞩，要救中国就必须推翻清朝君主专制。于是他毅然加入同盟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他管理过同盟会宣传品在湖南秘密发行的工作，在东三省参加过边疆革命，辛亥革命前夕在新军与巡防营中做过军运工作，参加过反袁斗争、护国运动和湘南护法战役。

　　林伯渠从参加同盟会到民国成立后的十余年中，亲身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失败，眼见无数志士流血牺牲，自己也备尝艰辛，而反动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政局澄清遥遥无期。这时，他对于造成此种局势的真正原因还不甚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他苦恼、彷徨，然而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地思索、探求。

　　俄国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寻找真理的先进分子，也帮助了林伯渠。在1918年，他从第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李大钊那里，获得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品，以及李大钊关于十月革命情况的介绍，从而得到了“新的启示”。这时，他虽然还只接触了一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真理。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他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对马克思主义终生不渝。林伯渠这一寻找真理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无论什么时候，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的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

　　二、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寻得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可贵的，而更难能可贵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林伯渠加入共产党后，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他曾依据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原理，参与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转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研究院学习。在研究院里，他用马列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共产主义大学前身中山大学的前校长卡尔•拉狄克，曾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一书中，认定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已远离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故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林伯渠与吴玉章不赞成这种观点，合撰了三万字的《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一文，认定“中国封建余孽不仅存在，而且还有非常顽固的势力”。因此，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革命”，“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

　　1933年春，林伯渠来到中央苏区，先后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长。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统治着党中央，他们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死啃教条，认为主力红军筹款自给的办法不正规，不光彩，苏区的财政收入的基础“是建筑在沙滩上”（意指建立在没收土豪的财产上，不是建立在税收上），因而不待时机成熟便取消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负责供给。当财政部被迫提高税率，增发纸币时，他们批评增发纸币是“向石印机瞄准”，当发行稍一扣紧影响军需时，又批评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了怕飞”。真叫人无所适从。在此艰难岁月，林伯渠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从苏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适当控制纸币发行、建立各种财政制度等办法，为解决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问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使财政困难局面有所缓和。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只顾需要，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同时，强调以堡垒对堡垒，使得用外线作战的方法去筹粮筹款成为不可能。这样一来，财源枯竭，红军吃饭成了严重问题。林伯渠感到“左”倾机会主义者理论脱离实际，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向毛泽东表示过自己的疑虑。

　　在延安整风期间，林伯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整风文件，批判理论与实际分离的主观主义学风。他曾以历史上儒学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为比喻，批判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他说，汉学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了参与制定和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常深入各县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要建设好边区，必须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边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认定：“边区的特点，一般说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但这只是一方面，而且不是主要的方面。边区的主要特点是战争与革命。我们要把握这两个特点，把它贯穿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由于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把边区建设成了模范根据地。

　　经过曲折的革命实践，林伯渠非常精辟地指出，“在没有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中国革命不能免予失败，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如果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还是不能免于失败。而一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则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进一步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提醒全党要继续注意克服主观主义。他说：“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得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而现在也同样可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挫折。”“只有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这寥寥数语，是林伯渠半个世纪以来革命实践的切身体会，是他心血的结晶。

　　三、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

　　还在1945年林伯渠60寿辰的前几天，他去看望毛泽东主席，在谈话中，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工作？”毛泽东笑着答道：“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

　　建国初期，林老年逾花甲，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协助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处理国家事务，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坚持学习。他非常欣赏加里宁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我也是工作很忙的人，但我每天至少读八九页，不是文件，而是马克思主义书籍，还看些新出版的文艺作品。”他把这段话抄在日记中，作为座右铭。1952年，他给自己订出一张作息时间表，其中规定每天学习一个半小时。他严于律己，一丝不苟，此后除卧病外，总是按时间表孜孜不倦地进行学习。有时眼睛红肿出血，医生不让他看书，他便请秘书为他念书和文件，一念就是几个小时。

　　林老也非常关心周围同志的学习。抗日战争初期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他将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成两班，指定专人为初级班教学文化，自己给高级班辅导学习《联共（布）党史》、《论持久战》等著作。还针对国民党特务妄图拉拢腐蚀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给大家讲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和屈原的《橘颂》等，以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同志们在学习中遇到什么问题，都乐于向他请教。50年代，他的子女年纪都不小了，大都在北京工作，他常利用星期日团聚时，往往一连三四个小时地给他们讲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同时针对各人的特点提醒他们应注意的问题。

　　林老自己的学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学习得最多的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他曾反复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和列宁、斯大林的哲学著作，比较苏联亚历山大罗夫《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版本，仔细思考其修改部分。他对当时报刊上提出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如哲学的社会作用、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等，无不留心阅读与钻研。这时他虽不再主管财政工作，然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和预算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仍然十分关心，每谈到这类文章，总得圈圈点点，钩划满纸。

　　为了回答“大跃进”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林老着重钻研了政治经济学。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指出“我们的不足”在于“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教训是：“应当掌握客观规律”，“全面执行党的政策”。1960年3月，即他去世前两个月，还在杭州与来访的江华、霍士廉讨论工业建设缺煤、缺电、缺设备的问题，研究如何学好政治经济学。直至4月中旬，他还在刻苦钻研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和范畴，希望找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遗憾的是，壮志未酬，5月间溘然逝世。然而，他一生追求真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至老不衰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激励着人们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