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应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这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讳莫如深的。而今，这个禁区已开始被打破了。近年来，报章杂志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等书也收入了蔡和森的一些代表著作，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党的理论建设的贡献。这些日子里，我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蔡和森的建党理论及其实践活动，是否已经得到了应有尽有的评价和地位，有没有被低估呢？如有的文章列举了党的创始人的一批名单，而蔡和森排列末名，勉强上榜，有的文章专门论述毛泽东建党思想，但未给蔡和森的建党理论以一席之地，如此等等。在“蔡和森同志思想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我认为仍有必要就此展开充分的讨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加速了我们党的建党步伐，避免了走曲折的道路。但由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党成立时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从1918年李大钊同志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到1921年成立全国统一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充其量不过三年时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较之欧洲要短得多。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理论准备，较之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为建党所作的理论准备，更是少得多。列宁于1887年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后，整整用了十多年时间刻苦钻研理论，才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关于党的学说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在我们党的初创阶段，党的一些创始人由于各自的条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李大钊、陈独秀等，对于建党的理论，都谈得不多；而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和传播列宁的建党学说的，则是远隔重洋、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同志。在我们党的创建过程中，蔡和森是第一个系统传播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为建党奠定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在这一点上，蔡和森可以说是打破革命记录的。

　　这里，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几位主要创始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功绩及其特点，对于我们认识蔡和森同志的建党理论的历史地位，将是十分有益的。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第一个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中国人民赞扬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从五四运动前后到党的一大召开约两年时间内，李大钊接连发表了13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重大的作用。李大钊同志终于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在全国思想界和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但正由于是位开拓者，他的迫切任务是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写出如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那样的文章，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总是在严重的思想斗争中进行的。李大钊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用很大的精力，同改良主义、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自然，这些宣传和论战，都为建党奠定思想基础起了重大作用。但综观李大钊同志在建党时期的全部著作，对列宁的建党学说的研究和宣传，是比较少的。

　　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新青年》开始，就开始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领袖，影响和教育了一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被誉之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在开创中国历史新篇章的“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位居“总司令”之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之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发起建立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负责联系、推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传播社会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潮中，曾写过大量文章。在建党前夕，陈独秀也写过一批初步分析中国社会和研究中国工人、青年、劳动、人口等社会问题的文章。由于启蒙时代的特点，尤其是陈独秀本人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和群众，没有在立场、感情、世界观方面发生根本的变化，陈独秀对党的理论建设缺乏应有的热情和重视。因此，在陈独秀的大量文章中，很少见到较全面地介绍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的著述。

　　还有李达同志，被认为是党的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人。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即仿效列宁建党的办法，于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共产党》月刊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如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任务、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等。李达同志还撰写了《第三国际（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评第四国际》两篇文章，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阐明了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党的性质和作用，党的宗旨和纲领，以及党的战略和策略等重大问题。李达同志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的贡献，在党的创始人中是较为突出的。但是，李达同志关于建党理论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共产党》月刊上；同蔡和森同志关于论述建党理论的三封长篇通信相比，不仅时间上落后了半年甚至一年，而且就其系统性来说，也稍逊于蔡和森。

　　毛泽东同志是在党的创始人中，把唯物史观与党的指导思想联系起来，用十分明确的语言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第一人。毛泽东从事建党活动，比李大钊、陈独秀要晚，影响也不如他们大。但毛泽东同志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把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革命活动的中心。对建党的理论准备工作极为重视，并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的思想认识水平，远高于陈独秀等人，在党的创始人中是很突出的。事实也充分证明，在党的初创阶段，我们党的工作，理论研究工作，都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区做得最好。1921年11月，由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湖南被列入年内“能得同志三十人”的五个区之一。1923年8月党的“三大”上，陈独秀还代表党中央表扬了湖南区的工作，认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湖南区党的工作的卓越成绩，首先应归功于毛泽东等同志。同时，也是同蔡和森同志积极传播列宁的建党学说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最早与之商讨建党理论问题的，就是蔡和森同志。在寻求革命真理和探索革命道路的共同斗争中，毛泽东和蔡和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早就结成为革命挚手。在湖南的革命青年中，当时毛、蔡齐名，同被奉之为表率。蔡和森赴法留学后，毛泽东留在国内组织革命活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当时的情况正如《中国青年》杂志所指出的：“要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物中去研究马克思学说，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漫说他底卷帙浩繁的‘资本论’，就是他底小册子如‘经济学批判’之类也没有译本可看。”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我们党在创建时期理论准备不足，以致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列宁的建党学说知之甚少。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写给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上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正当毛泽东同志以及国内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建党学说时，蔡和森同志利用留法的有利条件，在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居于领先的地位。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刻苦攻读法文，用不到半年的时间，“猛看猛译”，翻译和阅读了百余种马列著作，以及反映各种思潮的报刊和小册子。他翻译的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还有《俄国共产党大纲》。蔡和森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特别是对《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建党学说，进行了认真的钻研。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美、英、法、德、西班牙、比利时、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建党情况及经验教训。接着，蔡和森就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首先从事建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活动。1920年7月6—10日，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集会，讨论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会务方针。蔡和森在会上明确提出成立共产党、开展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同坚持改良主义的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蒙达尼会议不仅是新民学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关于建党问题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讨论会。同时，蔡和森同志还先后同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同志就建党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后即同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在建党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蒙达尼会议后不过一个月，蔡和森同志就开始给国内的毛泽东同志以及陈独秀写信，全面论述他对建党问题的一系列理论主张。1920年8月13日和同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两封长信，以及稍后于1921年2月11日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系统地阐明了他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详尽地介绍了列宁的建党学说，及时地回答了建党中理论上急需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三封长信，堪称为建党问题的鸿篇巨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催生剂”，是宣告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的光辉文献。它对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对于党成立后的巩固与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伟大意义。

　　蔡和森同志1920年8月13日至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我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我认为，蔡和森的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他三封关于建党问题的长信的基本内容，是蔡和森的建党理论的总纲。

　　第一，所谓“主义明确”，即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蔡和森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理由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并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他热烈欢呼唯物史观的创立，“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毛泽东同志在复信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共产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第二，所谓“方法得当”，实质上就是要求制定正确的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蔡和森指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进一步指出：“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由此，他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蔡和森对自己的主张更作了完整的概括：“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所说的“阶级战争”，自然指的是阶级斗争。而所谓“极端”二字，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彻底之意。可见，蔡和森同志的立场是何等坚定，他的观点又是何等鲜明！如此鲜明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国内的报刊上，还是很少见的。为了保证实现党的纲领和目的，蔡和森还详尽地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强调“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经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第三，所谓“和俄一致”，就是说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的列宁式的共产党。蔡和森旗帜鲜明地提出：若要改造中国，“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来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还分析了世界革命潮流的发展趋势，“以世界大势律中国”，明确指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中国革命运动要赶上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和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能彻底”。“和俄一致”，就是要按列宁的建党原则来建立共产党，这就保证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了我们党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保证了我们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

　　在三封关于讨论建党问题的长信中，蔡和森对于建党的时间和具体步骤等，也提出了设想和意见。他认为建党一事，宜急不宜缓，主张“现在就要准备”，在“二年内”“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慧眼识人，寄希望于毛泽东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蔡和森同志的预见：不满一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终于成为中国的列宁，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领袖，蔡和森同志的理论威力，具有何等巨大的科学力量呀！

　　毛泽东同志在接到蔡和森同志的两封长信后，在复信中表现了一位未来的领袖人物的非凡素质，给予蔡和森的建党理论以高度的评价。对蔡的第一封来信，毛泽东自称深感“欣慰无量”，对他提出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对第二封来信，毛泽东更加赞誉备至地说：“你这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同志对蔡和森同志的建党理论，是毫无保留的。有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在接到蔡和森来信后的一段时间里，迟迟不复信，对蔡的观点“并未表示态度”。这是值得商榷的。蔡和森的第一封信，毛泽东何时收到，查无证据。毛泽东收到蔡和森第二封信的时间，却在他1921年1月21日的复信中明白无误地写着：“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其间相隔近四个月之久。怎么能凭通信间隔时间的长短，来判断对其观点的赞同与否呢？毛泽东同志不仅赞同和接受蔡和森同志的观点，而且还广为传播。在1921年元月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把蔡和森的来信向会员作了详细介绍，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给蔡的复信中的观点，强调只有马列主义才能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后来，毛泽东又把蔡和森的两封长信作为讨论建党问题的重要文字，亲手编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当时，毛泽东同志还和“南陈北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通过毛泽东以及何叔衡等同志的热情宣传、发挥，蔡和森的建党理论，不仅对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党的早期组织，也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蔡和森的建党理论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对建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为它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部分的毛泽东建党思想，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时期，蔡和森的建党理论，就为了它灌输了营养，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是在党的“二大”制定出适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以前，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一切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并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当然也谈不上对毛泽东思想萌芽的贡献了。我以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也必然有一个过程。马列主义好比一颗种子，它埋到中国的土地上，就开始生根发芽；怎么能说，只有等到它破土而出、开花结果之后，才可以称得上是“萌芽”呢？当然，在党的幼年时期，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理论宣传和实践活动中，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是不足为奇的，更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不仅需要系统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需要有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蔡和森同志的建党理论，存在着某些偏颇和不成熟之处，恰恰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正处在萌芽阶段。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评价党的创始人及其功过，既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以偏概全，应当首先看他对党的创建所作的贡献，同时也要联系他们在建党后的表现与作用，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考察。通过以上对党的一些创始人在建党问题上所作建树的初步比较分析，特别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我以为，缅怀党的初创时期对党的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创始人中，李大钊同志、毛泽东同志、蔡和森同志，是三位最值得我们纪念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

　　蔡和森同志短暂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二百多篇光辉的著作。华年一现，华章长生。在纪念蔡和森同志九十诞辰的时候，我先就其三封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长信，草就此文，就正于史学界诸同志。至于就其全部著作，全面地论述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写作几万字的长篇论文，那就只好期之异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