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观从属于人们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家庭观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它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颇具意义。
一、对婚姻制度的研究及批判
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家庭是缔结婚姻的结果。毛泽东曾经指出：“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青年毛泽东目睹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罪恶，并深受其害。早在1918年在长沙发生了赵五贞女士因迫婚而自杀的事件，毛泽东即在短短12天内发表了13篇文章，猛烈抨击和深刻批判以封建宗法和资本主义作基础的旧的婚姻制度。1919年9月，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了71个问题，其中不仅列入了婚姻制度改良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女子的教育问题、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废娼问题、废妾问题、私生儿待遇问题、避孕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影响现代人生之进步的大问题，不仅有关于现代人生，而且在未来可以预测亦应注意。与此同时，他在不少文章中又进一步指出，要研究产生这一问题的“根由”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拔本塞源的办法”。强调应先从研究入手，“以学理解决问题”，然后“以实行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对婚姻制度问题，应先做理论上的研究，然后在实践中解决。
1920年夏，向警予与蔡和森在法国蒙达尼结婚。由于他们反对旧的婚姻制度，不要婚姻，没有婚约，称之为“向蔡同盟”。毛泽东闻后在致罗学瓒的信中写道：“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领袖，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并开始向全世界‘宣传’，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并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了猛烈、深刻的批判。以后，无论是领导农民运动时期、革命战争年代，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他都对婚姻制度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再三强调要研究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婚姻问题。
从苏维埃时代起他就为改革旧的婚制、建立新的婚制进行了立法。由30年代的《婚姻条例》到1950年和1980年先后颁布的两个婚姻法，标志着婚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它是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成果。新的婚姻法中关于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三项原则及其他规定，为男女基于爱情的结合，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是建立互爱互助的新型夫妻关系的法律准绳。然而贯彻执行婚姻法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1952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贯彻婚姻法的指示中指出：①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首要工作，是宣传婚姻法，在思想上划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界限。②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但它不同于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婚姻制度的改革纯是人民内部的事情。③以1953年3月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务期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而改变空气，移风易俗。④建议各级人民法院建立专门的婚姻法庭，负责处理婚姻案件。⑤各县（市）所辖的区人民政府以及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建立婚姻登记处，正确办理婚姻登记工作，这是贯彻婚姻法、保障婚姻自由的一项工作。事实证明：新婚姻法在全国范围内的贯彻实施，就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彻底批判，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以实行解决问题”。
毛泽东的婚姻观既体现在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中，也体现在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中；既体现在有关论述上，也体现在行动上。青年毛泽东在这方面论述较多较集中，至今仍不乏意义，故本文颇多论及。概括起来，主要为：
1.以封建宗法和资本主义作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毛泽东早就指出：“在封建统治之下；男女婚姻野蛮到无人性。”在这种婚姻制度下面，不容子女有人格，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子女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父母包办。他愤怒地写道“女儿不愿意恋爱那人，而他逼着要他女儿恋爱那人，这也是一种强奸，这叫做‘间接强奸’。”凡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驴唇不对马嘴的婚姻，几乎塞满了中国社会”。他还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以及婚姻问题上的种种迷信进行了批判，指出，将女择夫说是选快婿，实质上是只图他快乐，他女儿快乐否，是不问的。多索聘金，则又是只顾自己的“吃饭”了。他力主打破婚姻上的迷信，建议把“媒人”、“月老”等话，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
2.婚姻制度的腐败与社会制度的黑暗是分不开的。“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由于婚姻制度决定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社会万恶，必然要扼杀婚姻自由，剥夺妇女婚姻自主权，逼良为娼，逼死无数善良妇女。社会腐败，必然会群魔乱舞，使包办买卖婚姻、婚姻问题的封建迷信、拐卖妇女儿童、大要聘伞彩礼之类黑暗、愚昧、腐朽的东西在社会上沉渣泛起。因此，毛泽东强调，研究婚姻问题必须研究其所处的社会及其环境，研究妇女何以被男子欺负数千年不得翻身的“总原因”。他指出中国这种社会简直可以称作把戏社会，而赵女士自杀之类则是我们中国万恶社会特别发生的把戏。“社会之所以有自杀，是社会将他的希望尽行夺去，而给予的‘完全失望’。社会尽行夺去某一个人的希望，而给以完全失望，则某一个人必至自杀”。他意味深长地写道：我国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除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待遇。还有被逼杀身事件出现，由此可知，我国社会罪恶的深固程度了。
3.婚姻中心在恋爱，恋爱是神圣的。在这里，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是“恋爱中心主义”。他认为，爱情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绝是不能挡得住的。他强调恋爱要真正意志自由，人格独立，男女双方地位平等。要有共同志趣，以奋斗为目的，除恋爱之外，不能被经济支配。而结婚则是心知、交厚、情深的自由配合，“不自由，毋宁死”。当然，这难免不无理想主义的成分，但它是对拜金主义的批判，赞扬充满恋爱的婚姻。
黑格尔说过：“爱情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他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毛泽东指出：夫妻之间不仅是除开烧茶做饭等奴隶工作外，便只有下等的肉欲生活，而是充满着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这种高尚的欲望包括高尚自由的恋爱和钟情自主的婚姻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婚后生活。不仅是婚前的热烈恋爱，而且婚后充满着恋爱，这实质上就否定了那种把结婚看成是低级的生理的肉欲满足或恋爱是爱情的坟墓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还指出，为了做到这些，婚姻必须自主、自办，反对包办、代办、威迫、利诱。男女双方要“经济各自独立”。为使女子经济自立，必须具备如下三个基本条件：①女子在身体未成长时绝对不要结婚。②女子在结婚以前，需预备足够自己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此为最少单位。③女子需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此外，尚有儿童公育，并号召青年男女诸君为此努力。
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才可出现”，社会上因父母代办的婚姻制度的失势和破产会立时发生“夫妇的不安”。他兴奋地预言：“夫妇一发生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上面。”然而，事实上这个大潮却是姗姗来迟，因为它只能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大陆出现。
二、对家庭问题的论述和实践
一门之内谓之家。家庭是组成社会最小的单位，就其主要形式而言，有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联合家庭和其他特殊家庭四类。就其主要功能来说，有生产、消费、夫妻生活和生育、提高文化素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前三者属于物质文明方面的，后三者则属于精神文明。毛泽东是从深刻批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而萌发、形成和完善他的家庭观的。由于家庭的本质就是家庭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的科学概括。毛泽东的家庭观不仅包括他的恋爱婚姻观，也包括他对家庭功能及其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论述，从理论结合实际来看，主要有：
1.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倡导高尚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提高文化素养是家庭的重要职能。这不仅关系子女的教育，更关系到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文明程度。毛泽东在提倡恋爱中心主义婚姻时，总是联想到“教育普及”；在谈到创造新家庭时，总是强调施行新教育，使家庭成员“咸有知识始”。他认为：家庭主人无知识，家庭之组织不善、习惯不善等从之。故改良家；庭必须提高家庭成员文化知识，养成独立健全之人格。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文明人要求相互之间的吸引力，要超过性行为而继续下去；而它的净化作用还要影响到他们相互结合而产生的儿童。”在这里提高文明程度和文比素养是极为重要的。它能使双方视野广阔，精神世界丰富，学识、见解深邃，感情净化，清除了金钱的、肉欲的、享乐主义等等污染，达到毛泽东称之的“精神及社交的高尚欲望的满足”的境界。这样，就能推己及人，潜移默化，使家庭成员的志趣、情操和爱好更趋高尚、和谐和一致；并用净化了的美好感情与正确态度去对待旧的传统道德，调节和解决家庭内出现的矛盾，迎接来自各方的冲击和挑战。毛泽东是一贯倡导高尚精神生活和交往的。他和杨开慧的爱情就是经过这样净化而愈益纯真弥笃的。他们中虽也出现过一些误会，但很快“过眼滔滔”，终成“人间知己”。毛泽东于1929年11月在致李立三的信中写道：“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这时，他虽和全家分离，然而却心心相印，时常念及，托人寻找通信处。而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坚贞爱情更是千古流芳的。他们之间写下的许多诗词和书信，就是这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和交往的写照。可以套用列宁的一句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家庭成员的头脑，才能有真正净化了的美好感情和美满幸福的家庭。”
2.注重子女和亲属的教育，努力提高后代的素质。家庭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抚育子女。毛泽东曾经指出，要注重研究和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并把家庭教育与学校、社会教育联系起来。建国后，他再三强调干部家庭要切实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他曾经引用《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指出：“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又说：一定要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8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家长是孩子的启蒙教师，所有家长都应对社会负责，对后代负责，身体力行，教育好子女，要转变陈旧落后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方法，提高家庭教育水平。”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家庭观的又一体现。毛泽东对毛岸英的体贴关心、谆谆教诲和严格要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榜样。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毛泽东送儿子上“劳动大学”，勉励儿子参加土改工作团，谈儿子的婚事，参加儿子的婚礼，把儿子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和儿子牺牲等等动人的故事以及许多宝贵的家书，说明毛泽东既当慈母，又是严父。他反对任何特权思想和行为，使子女能够严于律己、坚持原则。其中毛岸英给亲戚的信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毛岸英在信中拒绝舅父要他为自己升官帮忙的事，义正词严地写道：“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指出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且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是如果这种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他还写道：“我本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也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3.伴亲孝亲，尊敬和赡养老人。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敬和赡养老人是我国家庭的传统美德，更是家庭的重要职能。毛泽东再三强调要敬老尊贤，侍奉双亲。要办好敬老院，还引用曹操《步出夏门行》的诗：“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要求重视老年人的颐养。1985年2月，他在致刘少奇的信中认为不可以贺知京“少小离家”一诗作为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指出：“一个90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在《祭母文》中，毛泽东写道：“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这就表示他要像精卫填海般孝敬母亲。的确如此，当母亲生病时，毛泽东想方设法，求医寻药。先将母亲放在七舅、八舅家，延医治疗，后又将母亲从韶山接来长沙，由毛泽建护理，到湘雅医院诊治。母亲病逝后，他从长沙回家奔丧，在灵前写了灵联和祭文，表示沉痛的哀悼。1959年回韶山时他在父母遗像前，伫立好一阵，情深意长地说：“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
毛泽东对于恩师、岳父杨昌济也是很孝敬的。杨昌济重病时，他与杨开智、杨开慧轮流值班护理，逝世后，又与杨家人一道从北京护送灵柩到长沙板仓故里。对岳母向振熙更是挚爱、尊敬。杨老夫人也称赞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有赤子之心”。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毛泽东电致杨开智称：“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同年9月，托人给老夫人捎去皮袄，以御风寒。1950年，杨老夫人80大寿，毛泽东嘱儿子岸英前去湖南拜寿，并在祝贺信中写道：“欣逢老太太80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当祈笑纳为幸。”1951年毛泽东又派岸青到湖南探望外祖母，以慰天年。自全国由供给制改薪金制后，毛泽东每月都给杨老太太寄生活费，一直赡养到去世。1960年杨老太太90高寿，毛泽东寄上200元寿金，并亲笔写信祝贺。1962年，毛泽东惊闻老岳母逝世的噩耗，在发给杨开智的唁电中写道：“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对岳母温土秀亦是如此。贺子珍的母亲温土秀在丈夫病逝后，孑然一身，很是凄苦，组织上把她从赣州接来延安，抵达时，贺子珍已去苏联。毛泽东亲自照顾她的生活，病逝后，毛泽东又亲自为她安葬、立碑。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把她的坟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又出10块银元请老乡重新安葬好，使贺子珍等深为感动。特别是他在1959年回韶山故居踏着晨雾给父母扫墓时说的：“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教师、朋友也。”充分反映了他的家庭观及其对双亲的怀念和孝心。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颜氏家训》云：“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毛泽东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正好阐明了如何正确处理家庭中这三者的关系，使夫妻笃爱，严格教育好子女亲属，做好老人的赡养。这三者处理好了，幸福家庭必然是水到渠成。
三、家庭——国家
毛泽东的家庭观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它既包括前述婚姻家庭问题上的批判和论述，也包括对家庭和国家关系的探讨，亦即家国观。
毛泽东思想认为：家庭是通过它的多方面功能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服务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什么“三纲五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强调以家庭为本位，充分发挥其在国家、社会中的作用，以维护封建宗法的社会秩序。在我国封建末期和近现代，小生产经济的和封建家长制的家庭往往成为维护旧事物的堡垒。从贾宝玉的家到觉新、觉慧兄弟的家，从周朴园的家到吴荪甫的家，都说明了作为社会缩影的家庭，它几乎融汇了古往今来的社会现象，是传统与未来在现实中的结晶体，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最基础的阵地。在这些斗争最激烈的年代，家庭矛盾便和国家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互相牵连，息息相关。
国破家何在？就像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一样，没有国，哪能有家？人们记忆犹新，在帝国主义列强铁蹄蹂躏下的旧中国，神州大地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细读《毛泽东早期文稿》，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肺腑。他的爱国主义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一致的。无论早期、中期、晚期，他的家国观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1917年4月，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化家为国。”并认为，夏代大禹治洪水时，“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的精神，是人生事业的先驱。
五四运动期间，各种社会思潮奔涌而来。1919年12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提出把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结合为一体加以改造。他认为旧式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背道而驰的，其结果只有两条：要么造就一批孝子顺孙，新旧杂糅之“乡愿”，要么激起与家庭分张之“家庭革命”与“父子冲突”。因此，他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连”，“合若干新家庭，则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他写道，“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合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为一村，并曾在岳麓山一定程度地尝试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工读新村的生活。这是他试图用工读主义新村的办法来处理家、国关系，改造家庭和国家的例子。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这个问题上他找到了一条新路。1921年旧历正月初八，毛泽东母亲寿辰的那天，全家在韶山上屋场火塘边畅叙。毛泽东讲了这些年来家里的困苦遭遇后，毛泽东便对毛泽民夫妇说：“你讲的都是实情，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是我们一家人时事，国乱民不安嘛！”接着他又说：“把屋里收一下场，田也不作了，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毛泽民夫妇听后有些惊疑不解，他便继续开导说：“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嘛！”于是他的弟妹毅然离开家庭，献身革命事业。这是毛泽东早期家国观的一个飞跃！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致文运昌的信中写道：“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唯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已经了解了的。”这是他对自己家国观及其实践的阐发。
1939年2月，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又从理论上对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信中他同意家庭是社会或国家的“基本细胞”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在伦理上应当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集中）而出现的。这样，就从家庭的本源、国家的产生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深入阐述了家庭和国家的根本关系。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许许多多劳苦大众走出家庭，投身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44年8月，毛泽东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对走出家庭问题从理论高度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家庭改造要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外出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农民的家庭是必然是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擂学生（这两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只要有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的。”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谈到个性解放问题，他写道：“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可见，为了祖国的富强和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为了解放农民，革命者必须走出家庭。当然这绝不是说不要家庭。而是，“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统一。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进行了婚姻的家庭制度的改革，广大劳动人民建立了自己新的家庭。家国利益一致，休戚与共。针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独立、安全和千百万人民群众家庭的幸福生活的现实，毛泽东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家庭问题就成为关系着妇女的地位和解放、关系着国家的安定和建设、关系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风尚的进步与发展的大问题。毛泽东在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的题词中号召全国妇女“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实质上这是号召妇女增强参与意识，把家庭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提高自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强调要善于持家，增加家庭积累。1957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他指出：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除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都很重要。同年，他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提出：要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1958年11月和12月，毛泽东在《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道：“这个杜勒斯，对于我国的事情啥也不懂，却要装作一个中国通，疯狂地反对人民公社。我们使他伤心的是，据说，我们破坏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好得不得了的家庭制度。不错，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长制。须知这种家长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早已有了，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我们却更进一步，建立了民主团结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也是少有的。只有在将来，在那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这样的家庭才有可能普遍出现。”破坏封建家长制的家庭，建立民主团结的家庭，这是毛泽东家庭观中破坏旧家庭、建设新家庭的统一。
由化家为国，到把家庭、学校、社会融为一体加以改造，到投身革命走出家庭；由从理论高度阐述家、国关系，到联系群众运动，改造旧家庭，到提倡走出家庭，坚持走出家庭和巩固家庭的统一；由保家卫国，到强调善于持家，增加家庭积累，到破坏封建家长制的家庭，建立民主团结的家庭，这就是毛泽东家庭观在不同时期发展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对家庭问题进行了艰苦探索，在作出巨大理论贡献的同时，默默地在实践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了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岸英、毛楚雄这六位亲人。他的子女中，毛岸英捐躯于抗美援朝前线，其他有的流落上海街头而病亡，有的因长征寄养老乡家至今下落不明，有的因早产天殇。毛泽东无愧于“国而忘家”、“舍家为国”的赞誉，更是毁家兴邦、满门英烈的典范。
综上所述，在对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上，毛泽东是彻底否定、猛烈批判的；在对待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上，他是进行了科学的扬弃和批判继承的；在对待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上，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并经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提倡和实践了“国而忘家”、“舍家为国”，坚持走出家庭和巩固家庭的统一，破坏封建家长制的家庭与建立民主团结新家庭的统一，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家庭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