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客观的、确定的。这种客观性、确定性的丰富内涵和根本要求，是对毛泽东一生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并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1981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均称《决议》），从党和国家的全局上，从毛泽东的一生同党、国家和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联系上，从毛泽东一生的功绩和过失的比较上，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的一生，确立了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5年来的实践证明，《决议》所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具有广泛的认同性、雄辩的真理性、深远的指导性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党史研究者都应当高度自觉地遵循，坚定不移地把它作为议论和深入研究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最权威、最基本的根据。

　　毛泽东一生的经历，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三段。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这三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毛泽东在这三段的经历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决议》通过对毛泽东一生的功绩和过失的综合比较分析，在作出总的评价、确立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中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对毛泽东在这三段的经历也作出了以总的评价为前提，并服从于总的评价，与这三段相应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评价。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史研究者以这些评价为指导，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获得了高水平的成果；但也有极少数人在挑战这些评价，同《决议》唱反调。他们在对毛泽东存在政治偏见，蓄意否定《决议》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政治企图的驱使下，制造和散播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的“三有”论，就是其中的集大成。持这种论调的人声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功”，在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有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罪”。对此，极有必要以事实为根据，以《决议》为准绳，对“三有”论进行据事论理的评析，以维护和捍卫《决议》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为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成功所建立的功绩，全党第一，且富有独创性。“有功”的说法，轻描淡写，没有到位，存在政治偏见，有有意贬低毛泽东历史功绩的政治企图。

　　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的中国，亿万人民热切期盼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一个半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和长期孕育形成的社会条件，选择了最终能使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变成现实，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得到成功的唯一正确的领导核心力量和根本指导思想；选择了能始终为这种历史变革领路导航的最杰出的领袖；选择了能使这种历史变革最终获得胜利，民族得到独立解放，国家实现统一富强，人民享有民主幸福，走向社会主义，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近代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他的最成功、最优于他人之处，首先在于他对历史赋予的使命、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根本要求的理解，达到了完整、准确、深邃的境界。因而使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战略上，明确提出和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把“结合”作为统领中国革命全局，决定中国革命命运，贯彻中国革命始终的主题，追求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来引导和推动中国革命的实践创新。他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指明了实现这一任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二化”途径。他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化为富有独创性的中国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通过反复不断的总结，把富有独创性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上来，使富有独创性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创立了汇合“二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活的灵魂和主题，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正是因为具有这些既贯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有中国革命独创性的内容，才使毛泽东思想成为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同这种重大理论成果相对应，并与这种重大理论成果形成内在的互动关系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实践成果。即：领导全党坚持不懈地实践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始终不渝地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多次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循着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前进，经过长期曲折、牺牲奋斗，终于掀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挺立于东方和世界民族之林，全国的亿万劳苦大众和旅居境外的成千上万的华人，扬眉吐气、昂头挺胸地迈步在祖国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世界各国各地，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成果和重大实践成果，“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所以，仅仅用“有功”二字来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不但是轻描淡写，远远没有到位，而且存在政治偏见的成分，有有意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政治企图。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继续为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立下了重大的功绩，也有重大的过失，但总的是功大于过。只说“有过”，颠倒了功与过的关系，背离了客观实际，存在明显的政治偏见，有蓄意否定《决议》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政治企图。

　　建国以后，党和毛泽东立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伟大长征的新起点，按其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定下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第二步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构想和内在逻辑，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乘胜继续前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又有了一系列重大的发展，毛泽东又立下了一系列重大的功绩。这些发展和功绩，归结起来不外两大块，即党和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实践成果，和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两大块。

　　党和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实践这一大块，又可分解为三小块。

　　一小块，建国后的头3年，围绕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作准备。特别是其中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决策和胜利，是振国威、扬军威，力争新中国的大国地位，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大成功之举。

　　二小块，1952年至1956年的4年，围绕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党和毛泽东坚持、发展领导和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创新思路，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把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步骤和措施，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量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同时，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小块，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的10年，围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结已经积累的经验，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和社会主义建设行进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决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全有理由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此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此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此期间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丰硕成果，为后来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后至“文革”前的17年，党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是有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的实践。这种实践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又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又以这种实践为最根本的动力和途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大块，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所总结和概括的，集中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4部名著，展开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13个思想。这些思想，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上述重要思想，而且对各级领导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做好领导工作，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从领导思想、领导原则、领导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和启示意义的重要观点。这些重要观点，包括关于“既要学会政治领导，又要学会业务领导”等17个观点。学习和掌握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做好工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众所周知，建国后的17年间，党和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是复杂的，路径是曲折的。这种复杂性、曲折性的基本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既有大步的前进又遭遇到大的挫折，毛泽东的决策和实践既有大的成功又有大的失误。这些挫折和失误，主要表现在：在党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对中国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毛泽东的功绩同失误相伴。导致这种复杂情况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段的思想也是正确的同错误的相伴。只是他用来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是正确的，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是错误的，或者正确和错误二者兼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以正确为主，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以错误为主。但是在这一时段，毛泽东不论领导革命和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中的失误，或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同上述的功绩比较，功绩是“主导方面”，过失是非主导方面，功大于过。

　　所以，总结来说，毛泽东在建国后至“文革”前这一时段的功绩和过失形成的关系全局及其表现的总的特点，一是功绩同过失相伴，二是功大于过。只说“有过”，颠倒了功与过的关系，背离了客观实际，存在明显的政治偏见，有蓄意否定《决议》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政治企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严重错误。然而，这同他一生的功绩比较，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况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文革”期间，毛泽东决策和提出了多件、多个，对于振兴中华民族，增强国家实力，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地位；对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对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都有广泛深远影响的重大事情和重大论断。所以，“有罪”的说法，混淆了犯错误和犯罪的界限，篡改了毛泽东犯错误的性质，存在露骨的政治偏见，有恶意否定《决议》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政治企图。

　　邓小平不但强调了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它是《决议》的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而且提出了正确确立、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四看”、“两个区别开来”。“四看”是：对毛泽东犯的错误，要从党和国家的全局上看；要从毛泽东的一生同党、国家和各族人民事业的联系上看；要从毛泽东一生的功绩和过失的综合比较上看；要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效果上看。“两个区别开来”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个别错误论断区别开来；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区别开来。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四看”、“两个区别开来”是一个整体，都很重要，相对而言，第四“看”、第二个“区别开来”更重要。中国共产党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就都是根据这“四看”、“两个区别开来”，特别是根据第四“看”、第二个“区别开来”，来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第一，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正确的估计。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又说：“他早年投身革命，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第二，对毛泽东的错误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邓小平根据“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后果，断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政治错误”；根据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防止党变质、国变色，解决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林彪、“四人帮”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断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不同”，毛泽东仅仅是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政治错误”，而林彪、“四人帮”则是犯罪，因而在性质上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区别开来”。邓小平在对毛泽东的错误作出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毛泽东的错误作出了定性的结论。他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在邓小平的著述里，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区别开来”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况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文革”期间，毛泽东还提出了多个决策，对于振兴中华民族，增强国家实力，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地位；对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对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都有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这就是：划分三个世界的论断和实践；“两弹一星”的决策和升空；中美、中日关系的打开和正常化；粉碎林彪集团，揭批“四人帮”，最终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妄图篡党夺权的阴谋家；对后来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高度、意义深长的评价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晚年为党为国为民立下的、永远载入史册的大功。所以，“有罪”的说法，混淆了犯错误和犯罪的界限，篡改了毛泽东犯错误的性质，存在露骨的政治偏见，有恶意否定《决议》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进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企图。

　　显然，“三有”论是对邓小平的著述和党的《决议》的严重挑战，是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严重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应当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批评分析“三有”论，旗帜鲜明地捍卫《决议》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党史研究者应有的立场、态度和责任。

　　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中的历史地位，深深地扎根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里，扎根在海外侨胞和华人，以及国际友人的心里，这是任何人都磨灭不了的。据一位去美国探亲并居住多年的朋友说，他曾去已故美国总统尼克松图书馆参观过。那里有世界各国的十几位领袖人物的塑像，除了两位是坐着的以外，其余都是站着的。这两位坐着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开国领袖毛泽东和人民总理周恩来。说明在像尼克松这样的重历史、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视野中，毛泽东是最值得人们敬仰、怀念和铭记的跨国界、超时代的伟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必将愈来愈高，形象必将愈来愈灿烂。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