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再次阐明了我党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出目前存在着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而且易于产生个人创造历史的误解等等问题，非常及时，切中时弊。
粉碎“四人帮”以来，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这对澄清历史是非，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激励人们前进，有重大意义。但同时，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那样，也出现了过分突出个人，甚至为突出个人而歪曲有关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问题。这样做，败坏了党的作风，有损于党的事业。在这方面，我有较深的体会。
早在60年代初，我曾就湘鄂西苏区历史中某个人物的评价问题向有关领导反映过真实情况。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于60年代初（1962年）曾拟编写贺英烈士传，为此访问贺龙同志。贺龙同志要她们征求我的意见。与此同时，我又看到廖汉生同志写的《缅怀先烈忆贺英》一文，（以下简称《忆贺英》）觉得所写史实，有许多地方失真。我是知情者，所以特向当时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同志谈了历史的真实情况，说明贺英虽然帮助过贺龙同志，但她身边带枪的仅十余人，并不是红军。之后，《中国妇女》杂志却在1980年第五期刊载了所谓贺英烈士事迹，还登了用画像拍的照片。湖北省鹤峰县也编写了一本《鹤峰苏区革命斗争简史》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简史》），其中把贺英描述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人物和红军指挥员，还对贺氏亲族中几个叛徒作了完全颠倒是非的描述。诸如此类的史稿和回忆录，还有一些。
我1926年加入共青团，参加工作，1927年春转党，1929年夏在湘西参加红军。到红军后，就和贺英有过多次接触，对她比较了解。贺英对革命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如1928年春，贺龙同志回到湘西重建革命武装时，贺英把自己的枪分了二十余支给贺龙同志。应该说，在贺龙同志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贺英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以后贺英就带着全家“拔毫”（逃难的意思）到桑植县的内半县隐居下来。
可是，在《忆贺英》及《简史》中，却说了不少根本不曾有过的事情，略举于下。
例一：“贺英在1927年3月，临离开武汉时，向贺龙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云卿，你要留心，我看国民党那帮人都只顾升官发财，别指望他们能做出什么好事，即是国民党里的那些左派，我看也是靠不住。’接着她还嘱咐弟弟说：‘你尽管大胆地干，在外面有了困难，就回咱湘西来，乡亲们都会支持你的。’”作者还以第三者的地位加重贺英对贺龙的影响，说“贺龙同志始终牢牢地记着大姐的这些话”。作者这种写法，使人感到贺龙同志的革命是在他姐姐贺英的鼓励下，而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干的。
最好还是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1927年3月，也就是所谓贺英认定国民党“左派”“靠不住”的那个时候，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徐谦、邓演达、何香凝、彭泽民等，组成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执行党政最高权力的时候（汪精卫在中山舰事变后被迫出走，尚未回国）。他们和共产党紧密合作，开展党权运动，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当时的口号是“党权高于一切”。宋庆龄在党权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3月23日武汉党政联席会议，决议罢免蒋介石所兼各职。4月10日，汪精卫回武汉，大骂蒋介石、李济深。武汉政府决定进军河南，消灭由河南南下企图夺取武汉的奉军。也就在这年5月，我党五大曾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决议，制定“农民政纲”，强调现阶段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迫解决。还指出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反对封建分子的妥协政策。从当时阶级关系的动向来说，还不能提供我们直觉到“国民党里的那些左派也靠不住”的因素。当时我党的领导人（不是指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也还没有达到从阶级本质来分析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其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及上层小资产阶级）“靠不住”的认识水平（因为是幼年的党）。那么，我们党在什么时候看出国民党左派“靠不住”了呢？或者说动摇了呢？大体上说，是在5月之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同志，是在6月25日才给中央写信，指出要准备事变，否则会形成鱼游釜底这个切中时局要害的论断。7月初，中央才组成临时中央（五人）常委，排除陈独秀的领导。7月13日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指出：“最近……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党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这种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适足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
从前面那些不完全的引证中，可以看出我党第五次大会（基本上是正确的）和杰出的领导人，也不是在3月就看出了国民党左派靠不住。倒是在当时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统辖范围内接替谷绩廷（贺英的丈夫）当湘西边防军右翼支队司令、又没有进步政治头脑和文化的贺英，却有先见之明，比杰出的共产党人还要高出一头，这能令人信服吗？
例二：《忆贺英》说：“贺英同志在返回桑植路上，虽然到处已经变成杀气腾腾，阴风惨惨，但她并没有被这些恶风所吓倒，她已能以主人公的身份对待当时的革命斗争了。沿途所遇见在各地坚持工作的同志，她都要了解他们的困难，设法支援他们。路过长沙时，见了桑植县的一位青年共产党员朱孔华，党派他在这里工作，他向贺英同志介绍了当前的斗争情况，同时要求给予经济上的接济，她立即慷慨解囊，满足了朱孔华同志的要求。到了常德，又见了在这里担任农民协会主任的陈昌厚，他向贺英同志提出的要求不是要钱，而是要枪了；对她来说，虽然枪要比钱重要得多，但她同样毫不吝惜地一下拿出驳壳枪数支，当面交给了陈昌厚同志。”
所谓贺英在长沙给共产党员朱孔华经济上的接济，到常德又给农协主任陈昌厚驳壳枪数支的支援之事，我在湘鄂西工作时，从未听到有关人员说过。陈昌厚同志于1929年加入红军，我们常在一起，也未听他谈到这个问题。还可以设想，1927年3月的湖南共产党员，除几个头面人物外，都是秘密的。贺英这一旧社会的支队司令，如何能同共产党员朱孔华结交？贺英爱枪，可能给一个农协主任送枪吗？
例三：《忆贺英》说：“1928年，农历2月14日，贺龙同志回到洪家关，贺英同志走出很远去迎接……”“贺龙同志进了自己的家，一开始就先告诉贺英同志说：‘大姐，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已是共产党了。’说着，就把同来的周逸群同志拉过来向大姐介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湘西北特委的负责人。”“听了弟弟的介绍，贺英同志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停了一下，她才严肃地对贺、周两人说：‘我心里多么想共产党啊！现在总算把共产党盼来了。我马上先把这一支队伍连人带枪统统交给你们，就算我第一次献给党的一点礼物。’”
贺英在旧社会拖枪拉队，搞个人势力，自称为“打富济贫”，人民称他们“保富刮民”，置田产、筑建山寨……这都是在贺龙同志南昌起义之前。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同志到湘西组织革命武装时，贺英把自己的枪分给贺龙同志一部分，是件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她的好处，虽然她带着老小（徐焕然之父60余岁，焕然之子10岁，贺五姐40岁，及其子女，子肖庆云13岁，女肖银银20岁，肖银银之丈夫廖汉生18岁，肖银银之女廖春莲一岁多，贺三姐之女谷大妹14岁，贺满姬之子向楚汉7岁）和10余支驳壳枪的自卫力量长期拔毫；虽然她有鸦片烟大瘾，没有参加革命行列，不是共产党员、红军战士，更不是红军指挥员，因为她在1928年春支持了贺龙同志组织革命武装的行动；在1933年4月反动团防覃福斋偷袭她的住房，她们奋起抗击，不幸中弹牺牲。1962年将贺英同志迁葬于鹤峰县满山红烈士陵园，称为烈士，是无可非议的，但不应给她加上许多溢美之词。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她恰恰具有与那些美名完全相反的缺陷。1930年春天，红四军东征，准备与红六军会师，我因怀孕，组织让我离队休息，我曾去锅儿台与贺英暂住，在相处中，我多次同她谈干革命和共产党的事，都因没有共同语言而作罢。据我所见所闻，她支援贺龙同志是出于扶植家族势力的封建观念，没有“先把这一支队伍连人带枪统统交给”，她自己还保留了十余支驳壳枪的队伍。她的这支队伍，既非红军，也不是地方党、政领导的武装，更没有党、团员，而且她还不止一次地向贺龙同志要鸦片烟、要钱、要武器。
例四：《忆贺英》说，贺英在1929年1月就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对贺龙同志说：“……云卿，人家养一群鸡，还得有个鸡窝。你带这么多人，也没有个‘窝’，老是这样东跑西颠的，那怎么行啊？”并吹嘘贺英“为根据地的建设而埋头工作”。《简史》把贺龙同志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党中央派他和周逸群等同志一起去湘鄂西重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说成是由于1927年3月贺英给贺龙的启示，是贺英给他指出了斗争方向。这种说法，连共产党的影子也找不到了。
说贺英1929年就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的问题。我在1929年夏参加红军，从来就没有听到贺龙同志和其他同志说过。当时提出和组织农民协会及苏维埃政权的，是红军中的党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史》（以下简称《战史》）说，贺英同志“根据自身经验向前委提出了以党、团员为核心建立基本部队的建议。前委根据几次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与贺英同志的建议彻底整顿部队……这次整编在红军的建设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更不是事实。当时湘鄂西前委，贺龙同志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此时贺锦斋已在石门战斗中牺牲）诸同志为委员。除领导红军工作外，并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整顿建设部队，是前委经常工作之一。《战史》竟把贺英吹捧得高出我党前委一筹，这岂不是篡改了历史吗？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斗争已达到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个人特别是贺龙同志在家乡中固然有不小的影响，但如没有党的有力领导，以及澧水一带许多党、团员的知识青年参加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游击战争，民主革命运动搞得起来吗？（这同原始的农民或游民无产者的活动根本不同）
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李良耀等同志，在1928年春到洪家关后，贺龙同志的亲族和旧部陆续归附。亲族中有贺之妹丈刘玉阶率枪十余支，人员三十余名；贺之妻兄刘子维是桑植罗峪大地主，也是个大团防头子，率枪数十支，人员三四百名，还将家藏粮食、骡马、猪羊、银元，献给贺龙同志作为投奔来的队伍供给开支之用（1928年秋刘子维在其妹刘玉姑被贺英等杀害后叛变），大姐贺英分给贺龙同志长枪二十余支，人员三十余名；族兄贺炳南（在旧社会内亦称为司令）率枪数十支，人员二百多名；族弟贺佩卿，枪十余支，人员百余名，旧部王炳南、李清云、钟慎吾等，都率队前来，很快即集结两千余人，枪四五百支。这是贺龙同志的作用和号召力组成的。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湘西特委、鄂西特委，和桃源、慈利、石门、鹤峰等县的党组织，派人来联系工作，报告情况，派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加强对红军的领导（1928年至1929年），先后有数十人，我现在还记得名字的有：汪毅夫、陈协平、张一鸣、郭天明、董朗（黄埔学生，大革命时期的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黄鳌、徐锡如、范松云、陈昌厚、邹资生、廖卓然（黄埔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徐才广、蹇先为、覃苏、罗统一（黄埔学生）、吴玉堂、陈奇谟、刘治武、吴虎臣、彭伟、杨英、李如渊、伍佰显、李攸、陈培英、盛联雄、向伯云、唐占丰、唐占登、唐占益、温练之、吴协仲、龙在前、黄子权、易发琛、陈太阶、张海涛等。他们在军队和党政部门中，都做了很多工作，是党的优秀分子，如覃苏是红三军八师师长，陈协平是四师师政委，张一鸣以及许多同志都任过团长、团政委、县委书记等职。有些同志在战场上阵亡，许多同志肃反时被错杀，或是被叛徒杀害，也有个别中途离开革命。现在活着在革命队伍的虽然只我一人，但是，我相信还有些同志是知道这些历史情况的。
例五：《忆贺英》把红二军团1930年12月改编川军甘占元部约三千人、一千多支枪的功绩，硬归于贺英。说：“鹤峰县党委就决定先笼络住这批流寇匪徒，等红军主力赶到时，好将他们一网打尽。而这个笼络工作，就交给贺英同志去做。她接到任务……就毅然决然地匹马单枪，深入虎穴……决心不畏强敌，不惜牺牲，去完成党所交给她的任务。”带着大米、猪肉去同匪首联络，“这样，就第一步先稳住了敌人。然后贺英同志又做了许多艰苦而冒险的工作……把这帮匪徒一直领进了红二军团布置好了的埋伏圈内……将敌全部缴械。”
真实的历史事实是：红二军团南征配合红一军团打长沙以来，歼敌六千多人，先后解放了南县、华容、藕池、石首、公安、石门、津市等重要城镇及广大农村，取得了巨大胜利。后来，二军团回师洪湖，在杨林市休整中遭强敌进攻失利，部队撤至鹤峰地区的走马坪一带休整。
军团部到达走马坪时，接到湘鄂边党的报告称：原军阀杨森部属的军队，约有一千三百人枪，在军阀混战中，杨森被击败，该部在张轩带领下，于12月下旬窜入川东的涪陵、彭水、酉阳一带，会合盘踞在川东的土著武装甘占元、覃伯卿、袁海清等部三千余人，两千多支枪，自称“共产军”，集结在鹤峰附近，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妄图乘我军主力东下之机侵占鹤峰。贺龙同志接到这个情报时，二军和六军没跟指挥部走，我们指挥部和手枪队整个加起来不过三百余人，要打，势单力孤；不打，我们在鹤峰也站不住脚。于是，贺龙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商量后，决定不失时机的消灭敌人。一面指示县委汪毅夫同志派人再去详细侦察；一面速调二军、六军到走马坪一带待命。并做两手准备，一个是智取，派一位搞过哥老会的同志到他们那里去联系，摸清情况稳住敌人；二是集合部队准备武装收编。于是派独立团团长文南甫带着好多大米、猪肉、烟土去同甘、覃、张、袁谈判。甘、张、覃、袁迫于我军威势，同意原地驻防，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军团部召开会议，一致决定扣押甘、覃、张、袁收编川军。会后，贺龙同志对我说：“过两天，请你看一看我们摆的鸿门宴。”大约过了两天，文南甫同志又找到甘占元说：“你们到鹤峰好多天了，我们贺总指挥想见见你们，特备几桌薄酒请几位光临。”
宴会地址在总指挥部前厅。为不使匪首们起疑，我军有的军师领导人也在场，警卫部队分别隐蔽于厅堂两厢。起事信号以贺龙同志中途退席为令。甘、覃、张、袁等赴约而来，分别被安排在我们的人员中间。开宴之前贺龙同志一一介绍了我们的干部同他们寒暄。酒过三巡，贺龙同志佯称上厕退席，到后房看，笑着对我说，“瓮中捉鳖手到擒来”，话音刚落，手枪队长卢冬生从前房兴冲冲地跑进来报告：“总指挥，全部解决，一个没跑，一切顺利。请下令让二、六军迅速动作。”正在五里坪一带集结的二、六军接到命令后分五路合围五里坪，实行武装收编。三千多川军全部武装在红军的监护下，开往走马坪整编。
在贺龙同志及军团政委邓中夏同志亲自领导指挥下，由团长文南甫同志利用哥老会的关系，去甘部联络交涉，王炳南同志指挥部队完成的对川军甘占元部的武装收编任务，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所谓贺英“深入虎穴，引敌进扩埋伏圈内，使红军未费吹灰主力，将敌全部缴械”，这根本不是事实。
大约在武装收编后的第七天，在锅儿台住的香大姐（贺英），带着贺五姐、向楚汉、肖庆云等来看望贺龙同志和我。临行时，贺龙同志还指示供应部给她们一部分物资带走。
例六：说贺英在1924年至1927年在桑植充当支队司令（群众说她是清乡保安司令），是为“打富济贫”。又说她是红二军团湘鄂边联防司令。在红二方面军战史中，把她列入团以上干部名单，称为支队司令。有的材料还把她吹捧成“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农民武装的领袖”、“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女英雄”等等。
前述数例，《忆贺英》中所说，都不是事实。《鹤峰苏区革命斗争简史》的编写组织者，向我作过调查，我认真地向他们介绍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中国妇女》编辑部对这段历史事实也早就了解，但他们仍然不顾事实。为正视听，除上述外，再论证以下事实。
论证一：1932年春夏之交，贺龙同志原部下贺炳南、贺佩卿、王湘泉等（皆贺龙同志亲族）叛变，对苏区的特委、县委党政干部、伤病员、家属，以及许多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地搜捕和屠杀，如独立团供给处长谷容年，桑植县委书记杨英等许多同志都死于叛徒之手，我也深受其害。
1931年红三军返师洪湖后，湘鄂西根据地缩小，贺氏家族受株连，有些人不能在家安居。贺炳南本是一个吸大烟的，军阀习气严重，又不守纪律，在1930年春贺龙同志东征时，将他的游击司令职务撤了，枪也缴了。贺炳南自己又活动搞到了十余支枪，又自称司令。贺龙同志在1931年春又把他的枪缴了，不让他做事。贺龙同志让贺佩卿留湘鄂西，任第一梯队司令，王湘泉副之。贺炳南和贺佩卿、王湘泉住在一起，经常牢骚不满，排斥党的干部，拒绝特委派去的干部。他们背着特委，通过洪家关族人中反共的旧军政人员贺诗伯、贺文桂等，跟湘西反动军阀陈渠珍及反动团防头子朱际凯（慈利）、罗效之（石门）、陈策勋（桑植）等接上了头，达成了互不打仗，共同反共的协议。1932年春夏之交，川军赵鹤部在宣恩、建始、恩施、鹤峰四县团防配合下，分两路向鹤峰逼进，发动第四次“围剿”桑鹤苏区。这时留在湘鄂西坚持斗争的红独立团王炳南部，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屡战失利。最后，特委机关、独立团后勤供给等单位撤出鹤峰，转移到桑植县的内半县四门岩。贺炳南、贺佩卿、王湘泉等乘敌进攻之时叛变，对我根据地人民进行屠杀。分两路：一路由贺炳南、王湘泉率领袭击我特委。当时在特委机关的人员有周小康（特委书记），有我（特委文书科长），还有朱绍田同志及警卫班、伙马夫等共十余人。特委其他同志均到各县指导工作去了。当叛徒袭击特委时，谷容年来特委报告他们驻地情况，被叛徒乱枪打死，还有一警卫员被打死。我看到打枪人中有贺炳南、王湘泉等人，我厉声斥问：贺炳南你们这是干什么？他答：“我们反共不反贺，我们只杀周小康，不杀你，你跟我们走。”他们匆匆忙忙地追周小康同志，周已逃脱，我的枪支马匹被叛徒抢去。贺炳南回身又说：“我们反共不反贺，你跟我们走。”我当即拒绝：“我不跟你们走，还我枪、马。”贺炳南没有还我枪、马，还缴了监护排的枪，急忙追赶周小康同志去了。我和其他手无寸铁的同志们一道，日夜兼程逃出四门岩一带，去寻找我们的游击队。另一路由叛徒贺佩卿率领的，当他们包围、袭击我桑植县委时，县委正在开会，县委书记杨英、副书记刘治武同志等二十余人全部被贺佩卿等杀害。
四门岩是湘鄂西根据地最巩固的地区，这里山高林密，地广人稀，敌人多次侵扰桑鹤地区时，都不敢轻易深入冒进，平时单人独骑，在这块山区活动均无危险。而叛徒们熟悉了我们的底细。敌人在桑鹤外面包围着，叛徒们在根据地内挥动大刀横冲直撞的杀我们的干部，杀革命群众，杀伤病员，杀江北佬（洪湖的同志），侮辱女同志。纵横数百里的桑鹤根据地，在敌人和叛徒们的内外夹攻、搜山、烧山、查户口的清剿中，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被它们完全搞垮了。
贺炳南、贺佩卿、王湘泉等叛徒，搞垮了我桑鹤根据地后，反动军阀陈渠珍、反动团防头子朱际凯等要收编他们，命令贺佩卿等将军队开去受编，贺佩卿等不接受收编。于是他们之间又打起仗来。据侦察报告，1932年10月28日，朱际凯将贺炳南围在桑鹤交界之云头山上，由于守卡失利，朱得以上山。是时贺炳南正躺在床上吸鸦片烟，他知难逃，遂吃很多鸦片后躲入一个草堆内，等朱匪寻到他时，这个叛徒已呜呼了。朱匪将他的尸体抬回桑植县教场示众三天，大肆宣传他们“剿共”打了大胜仗，俘了“共匪司令贺炳南”。并报湖南反动政府请赏。这就是叛徒贺炳南的结局。《简史》上却说“贺炳南被俘吞金自杀，慷慨就义”。
贺佩卿、王湘泉二叛徒是在1933年一、二月份被前委（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组成）决定枪决的。《简史》上说：“廖汉生、王华政二同志受贺龙、贺英的派遣，到四门崖嘎嘎溪，将贺佩卿、王湘泉等人找回来，贺龙同志对他们的胜利归队感到十分高兴。”《简史》这样歪曲历史、污蔑贺龙同志，是值得深思的。
在《忆贺英》一文中对上述情况却只字不提。《简史》对这件大的政治事变不仅闭口不谈，却把叛徒们的反动而封建的“反共不反贺”的口号接过来，当作他们不是叛徒的证据，说他们“反对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不是贺龙的共产党”。一定要把贺龙和这伙叛徒连在一起，请问，杀了我们那么多党政干部及群众，是反“左”倾机会主义吗？我党四中全会后，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是遵义会议开始的。他们叛变是1932年，把他们的叛变说成是反“左”倾路线，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是非，贺龙同志能够摆脱封建家族关系，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正确对待叛徒，本来是应该赞颂的，可是这段史料却遭到篡改。这样做，是敌我混淆，丧失立场的。
论证二：贺英在旧社会充任湘西边防军右翼支队司令是为“打富济贫”吗？贺英在旧社会之所以能充当支队司令，主要是因缘于贺龙同志在湘西北的特殊地位形成的（贺部在北伐军打到武汉、南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之前，充任九澧镇守使）。所谓“打富济贫”是原始农民运动游民游勇的领导人（或大或小）在没有取得社会统治者的地位之前，其中有些人物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对旧统治者的行动。然而由于他（她）们没有明确的斗争目的，只要形成独立的势力以后，就必然想独霸一方，当个或大或小的地区统治者，所以他们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性质就变化或基本上变化了。这是在外国资本侵入我国之后，.我国许多偏僻地区自然经济破产所产生的原始农民运动带规律性的发展过程。贺英在当了支队司令后，也就改变了“打富济贫”的社会基础。即由原始农民运动，转化为旧社会的统治者。何况在她成为湘西边防军右翼支队司令之前，是否也有明确的“打富济贫”的观点，只能由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去研究分析了。
论证三：贺英在红军中的地位问题。贺英在红军中本来没有任何职务，而《简史》把她写成二军团湘鄂边联防司令。二军团是正规红军，怎么又有一个地区性司令的编制？如果真有这个地区司令，就应该归地方党政领导。还有在红二方面军战史中，也把贺英列入团以上干部名单，称为支队司令。果真如此，按照红军部队的编制，请问这个支队的政委是谁？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是谁？红军主力很少在到一个地方后久停，而贺英在锅儿台一住几年，她这个支队又是归谁领导？
前面所讲的几个问题，只是就《忆贺英》、《简史》中所讲的问题中的几个问题。在写这个材料之前，我也曾有过顾虑。怕说真话反会引起误解，会误认为我是对贺龙同志的个人恩怨而产生对其亲属的偏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充分信任，看不出后来产生出那么大的恶果。在群众组织拿着写《缅怀先烈忆贺英》的已定稿及其执笔者的坦白材料向我调查时，我如实反映了有关贺英的情况，结果这些材料曾被林彪、“四人帮”利用来反对贺龙同志。为此我深感遗憾。但是，我毕竟是讲了实话。我无负于党。现在，正值我党大力提倡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之时，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件要对党对人民对后代负责的大事，不能容许那种“一人遭贬，株连全家”，或在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时，又走向另一极端，使形而上学、封建主义歪风邪气再次出现。我是湘鄂西斗争的参加者，已经年过七十，如果隐忍不言，而了解情况的群众又不敢说真话，那么，这段历史势必以讹传讹，败坏党风民气，那怎么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因此，除我自己准备写回忆录外，希望中央责成党史编写单位认真组织调查。人们的认识、观点，可以有所不同，但历史事实不会有两个。通过认真的调查，可以鉴别真假，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