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也简称“少中”）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进步青年团体。蔡和森在北京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时（1918年6月至1919年12月），正值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发起到正式成立并开展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因之许多回忆资料和论著把蔡和森与毛泽东一同列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名单之中。

　　范体仁在《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若干团体》中，把蔡和森列入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正式会员85人名单中，又说他是学会分化时左翼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川岛（章廷谦）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少年中国学会》中也认为，蔡和森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梁漱溟在忆述少年中国学会时也说，“这个组织不仅联络了当时南北双方许多有志有为的青年（如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等），而且逐步扩大，与其他团体联合行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上述3人，在当时均与少年中国学会有过不少往来（或学术交流，或文字往复），与少年中国学会一些主要会员交往频繁，因之，以其身受目击而忆及少年中国学会，是有相当可信度的，后来研究者征引而不疑。“少中”会员中如许德珩也忆称，他去巴黎向居住蒙达尼的“少中”会员蔡和森报告国内时事。此外，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在追忆蔡和森在北方一年的活动时，也特别提到蔡和森与李大钊发生了密切关系，并参加了李大钊所指导的少年中国学会。

　　在学术界，一些论著也认定蔡和森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如《蔡和森传》称：“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李大钊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均为会员。”《赵世炎传》（姚仁隽著）及《赵世炎生平史料》也肯定蔡和森和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等都曾经是这个学会的会员。韩凌轩在《李大钊同志与少年中国学会》一文中也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党的早期活动家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有的并担任过学会的领导工作”。在国外，如前苏联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齐赫文斯基等人认为，李大钊积极参与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除了一些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者外，也有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赵世炎等先进的革命青年的代表，他们后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

　　如此众多的回忆资料和论著都把蔡和森当作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绝非偶然。其原因大致为以下三种：一是因为毛泽东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人们推断与他早在湖南就齐名并称，又一同在北京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蔡和森，也当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二是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均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从思想发展轨迹来推论蔡和森当也不外乎此。三是蔡和森与少年中国学会有过文字之交，且与该会一些重要会员往来不少，疑其是少年中国学会中人。然而，分析蔡和森在北京期间及在法国期间的活动情况及其当时思想发展态势和少年中国学会基本史料，蔡和森根本没有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从在京活动情况看。蔡和森于1918年6月离湘赴京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8月即赴保定筹办布里村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班，并教授国文兼任辅导员。随后半年多时间里，他奔波于北京、保定、布里村三地，往来于杨昌济、李大钊、李石曾、蔡元培、章士钊、熊希龄等各界名流之中，着力于解决湖南青年尤其是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之名额、经费、手续及法语补习、技能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1919年2—3月在北京，与毛泽东共商赴法事宜，并同赴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组织第一批学生准备赴法。当知悉五四运动发生之消息时，蔡和森从布里村赶往北京，并于6月27日率湖南部分留法预备班同学参加了北京学生在新华门示威运动。随后他赶回长沙宣传五四运动意义，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8月回京继续处理留法运动事宜并着手办理自己赴法的各项手续。10月又匆匆回湘动员一家人赴法，11月离开长沙赴上海，与先期到沪家人会合，12月25日启程前往法国。从此期间蔡和森在北京与毛泽东等人往来信件看，未有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片言只语，几乎全是组织赴法运动的讨论。大致可以断言，他未闻少年中国学会发起成立事或至少未参与其中。因此，从其活动与书信来看，蔡和森显然没有参加此期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

　　从在法国活动情况看。少年中国学会在巴黎先后有会员10人，他们组织巴黎分会，开展星期谈话会、讲演会，并合编《少年中国》月刊宗教问题号等，均未见蔡和森参与其中。巴黎会员名录、通讯地址一览表亦无涉蔡和森。《少年中国》二卷三期关于欧洲方面报告，曾统计前后到法人数及其学习、活动情况，与蔡和森等同船赴法或同住蒙达尼的“少中”会员如李劼人、何鲁之、赵世炎均有详细记载，唯独不见蔡和森，可以肯定绝不会是遗漏蔡和森这个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界相当活跃的人物。此外，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有关回忆，如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就只提及蔡和森是新民学会会员，从未说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而同为在法中共早期组织领导者之一的“少中”会员赵世炎、李璜则多次提及并且极为关注其活动。这也可作蔡和森非“少中”会员的佐证之一。

　　从此期间思想发展状况看。蔡和森出国前已基本确立激进民主主义思想，沈宜甲回忆说，蔡和森1918年底就多次表示“崇奉共产主义，承认苏俄，为世界牺牲”，而毛泽东从不谈一字政治，更不及共产与苏俄，只偶及易经大道。唐铎忆记由崇拜墨子到崇拜列宁的思想转变中的蔡和森时说，“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的理想相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并一再表示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于中国。在留法期间，蔡和森对“少中”从事的文化运动也有所批评，认为新民学会较“少中”当更进一步。而毛泽东此期的注目点则不同，“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兼爱天下之人”，但“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又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变换全国之思想。可见，两人思想路向不尽相同，而且存在明显差异。观诸少年中国学会推崇“少年中国”的理想，重个人修养，以之为社会改造之下手方法，可以看出毛泽东更接近或易趋向“少年中国”。同样，若与此期李大钊提出“物心两面改造”、“灵肉一致改造”的“少年中国”理想、恽代英创造“少年中国”的努力等来比照，蔡和森此期未能加入“少中”是可以理解的。而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则有其思想基础。毛泽东早在1918年夏就心仪新村等“乌托邦”的改造方法，蔡和森在北京曾表示赞同。毛泽东后来在北京时醉心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的工读互助团，于1920年1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2月参观北大工读互助团，3月参与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并参加工读活动。而此期蔡和森在法国则更多地关注苏俄革命及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既是他改变了准备留京4年的打算，而急于出国考察欧洲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初到法国就“霸蛮”阅读和翻译马列著作，从理论上探求新知，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判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思潮，主张用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改造中国。1920年6月蔡和森致国内萧子璋、彭璜信中提到“工读互助团此时谅已就绪”，也关注少年中国学会开展的文化运动，但对它不甚满意。若联系到他催促毛泽东仿俄（布）党经验在湖南建党的急切心情，可说是他对毛泽东此期还热心改良道路提出的善意批评。由此看出，蔡和森的思想发展已远远走在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毛泽东前面。

　　从少年中国学会基本资料看。学会筹备期间发行《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年3至6月，月出一期），其第一到四期共有32则“会员通讯”，16则“会员消息”，8则“会务纪闻”，5则“学会通告”，但无一涉及蔡和森。其“学会消息”，在第一期所列学会“提出问题互相供给材料”的会员18人，在第三期统计筹备期间交入会愿书（并加入各科会）的会员25人，及第一、二期所列“新加入会员”7人，亦未涉及蔡和森。而从少年中国学会的总体情况看，此期国内会员及活动情况均有记载。可以大致断定，蔡和森在筹备期间没有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第一到四卷共有“会员消息”25次，共涉及会员活动及通讯地址变更达195人次，“新加入会员”计22批次计54人，“会员通讯”共144篇，均无涉蔡和森。从学会公布的会员通讯地址调查或一览表、会员名单看，月刊于二卷十期、三卷一、二、七、九期分别列出现有会员数89、90（原列87人，第三期“补遗”3人，故为90人）、93、95，从未见有蔡和森之名。1920年7月发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列出会员75人，并有72人的照片附于书前，亦无蔡和森。从已有少年中国学会专题研究看，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所列“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名单”、陈正茂著《少年中国学会之研究》所附“前后入会会员名单”、李璜的《学钝室回忆录》统计会员人数及秦贤次在《关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名单》文中详细考证的会员人数，分别为121、120、107、116，均无蔡和森之名。如果蔡和森是会员，作为学会的主要刊物，对于其会员没有一项记载，不可能仅为蔡和森一人。因此，蔡和森不可能是“少中”会员。

　　从对少年中国学会的了解程度和有限往来看，蔡和森也不可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20年5月28日他在致毛泽东信中说：“学会开办文化运动本为应有之事，我们既不为浮游于大码头的文化运动，则根本上的组织和训练，比之出报、出杂志更为重要。现少年中国学会（此会在四川本无根据）专办文化运动为事，我以为好。但是我们（引者注：指新民学会）的须更进一步。湘事定后兄首先聚精会神，将小学实现为要。有暇则从事《湘江评论》亦好。不过两年中总不宜因出版而碍会务进行。（指被封而妨学会等）。”他主张《湘江评论》等言论不妨碍新民学会的发展，与“少中”上海会员提出《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面“宜取绝端慎重态度”，“停止与学会存亡有关之言论，专从事于科学哲学人生观群学等以发阐之”是相通的，大致是借鉴了社会上对《少年中国》的批评与反应，实际上也是对“少中”的缺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在他看来，新民学会的文化运动要更彻底一些，即更注意小学文化运动和劳动的文化运动，使新民学会真正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种口气来看，显然是作为一个“局”（少年中国学会）外旁观者来评论少年中国学会的。从“此会在四川本无根据”和“专办文化运动为事”等话语也可以看出，他对少年中国学会并不很了解，至少没有注意到成都分会早在1919年6月成立，发行《星期日》周刊，对于四川新文化运动影响不小，也没有注意到当时“少中”以社会运动（如工读互助团运动）影响全国于一时。这也可说是他确非学会中人的一个证明。而事实上，作为一个全国性青年社团的少年中国学会远比局于湖南一隅的新民学会在当时影响要大得多，从中也不难看出蔡和森对“少中”的知悉程度和对新民学会的感情趋向。另一方面，正因为肯定少年中国学会的文化运动或还有其他方面原因，他于6月13日撰写《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一文，报道五月发生的以铁路工人为主的同盟罢工的情况，刊发于1920年11月出版的《少年世界》第十一期，而《少年中国》二卷二期（1920年8月出版）刊发了向警予所撰写的《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可说是他对“少中”的肯定与支持，或者说是舆论的有意识的引导。

　　此外，从与国内通信看，他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康白情有比较多的交往，对徐彦之等组织1920年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赴日做宣传及视察之事业也极为关注，希望与他联络以便了解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情况，认为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正是基于与其会员的交往，尽管他对少年中国学会了解不多，但考虑在中国旅法人员中建立共产党时亦有意联合其会员。他计划与王光祈、曾琦等讨论联合建党问题，拟于1920年冬联络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工学励进会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在致毛泽东信中他特别提到，在法国，“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大概是指涉曾琦、李璜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因此他决定拟一个明确的提议书，严正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他对毛泽东说，“此意已与曾慕韩（引者注：指曾琦）深言之，彼甚为感动，预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引者注：当指赵世炎）中人发生影响，将来准备旗帜鲜明建立一个共产党”。由此可见，他与少年中国学会在法个别会员关系不浅，也存有联合或改造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之意，当然这是在提醒毛泽东建党时注意于“此两点”这一语境下谈自己的建党计划。1925—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也提到赵世炎、邓中夏、刘仁静等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一“混合组织”，也提到他自己留法时在蒙达尼组织工学世界社（而未直接提新民学会），他认为少年中国学会是受了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两个主要组织影响而发生的“小组织”，承认它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形成还是有些影响的。由此不难看出，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感情与当时怀抱“少年中国”理想的会员大不一样。

　　总之，无论从蔡和森在北京及在法活动，还是当时思想状况来看，他不可能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基本资料均无蔡和森入会及参加学会活动之文字记载，从另一方面可证明他确非少年中国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