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人们久闻其名，可又大都不知其详。长期以来，提到李立三的名字，人们往往总是把他与他的错误联系起来，不知其一生为党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和功绩。其实，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但仍不愧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仅从李立三名字的变迁就可以充分反映出李立三不平凡的一生。据不完全统计，李立三曾经使用过三十多个名字。

　　1899年11月15日，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内。其父亲李昌硅（字镜蓉）是一名秀才、教书先生。李立三的父亲给他取的乳名叫“凤生”。据说：李立三出生时，恰逢他家后院一棵凤尾草开了一朵很大很大的白花之故。凤尾草又名“铁树”。铁树多年才开花，当时，村里人都感到惊奇。父亲把铁树开花与李立三的降生联系起来，给他取名“凤生”。

　　在李立三的上面，原来还有一个哥哥，天资聪颖，在其秀才父亲的教育下，四岁就能吟诗作对，可惜才高命薄，年幼夭折.李昌硅生怕凤生步哥哥后尘，便按乡间习俗，给他取了一个贱名——狗妹子。女人之上再冠一个“狗”字，就显得更低贱了，为的是避邪躲灾，保得李立三长命百岁。

　　“狗妹子”要到小学去念书时，李昌硅又给他取了一个李隆郅的名字。隆者，兴隆、高大之意；郅者，极也、大也、盛也。说明这个秀才教书先生对儿子的未来寄予了厚望。

　　李隆郅不负厚望，他十二三岁在醴陵县绿江中学读书，适逢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给生性活泼的李隆郅带来忧国之情，他常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出救国主张的政论性文章贴在禄江。在长郡中学读书时，就循着“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的指引，有幸与毛泽东结交，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中学毕业后，决然“投笔效班侯”，奔到程潜将军领导的“护国军”中。

　　李隆郅曾把他在青少年时期写的诗词，汇辑为《芋园诗草》，署名“芋园”。

　　1919年9月，他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刚到不久，就在欢迎新同学的大会上，与许德珩、徐特立等一起，登台演说，提出自己的主张。在是否坚持走“勤工俭学”道路上，与蔡和森发生意见分歧。为此，1921年2月19日他以“佐夫”的笔名，在《旅欧周报》第六十九期上发表了《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得到老教育家徐特立和赵世炎等人的积极支持，很快在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中成为公认的“小领袖”。他领导的学生运动，激怒了中、法当局，被武装押解回国.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抵达上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等在法国的行李运达上海，就接受陈独秀的派遣回到湖南，跟随毛泽东赶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他是社会主义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团支部、第一个党支部的首任书记，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商店——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首任经理。他发动和指挥了我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取得了全面胜利。此间，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他改名为李能至，原因是为了让文化不高的工人群众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能至”本来是采用“隆邪”的谐音，可是由于他领导工人运动精明能干，成绩卓著，工友们称他为“能人”，说社么“能至者，能人到来之意也”。李能至领导工人运动，激怒了安源路矿当局，而被悬赏600大洋要取他的人头。在此期间，他以能至、能郅、能郅、能致、能治、农志、志致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政治文章。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李隆郅被党中央委以重任，由安源去武汉担任区委书记。任务是去那里重建“二七”惨案后被打散了的党组织，恢复党的活动。也就是去武汉收拾那里的残局。此间，他还受命在武汉帮助那里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在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隆郅与毛泽东成为这次会上最活跃的两个人。使与会的国民党元老们刮目相看，惊呼这是那里来的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会议结束后，李隆郅就被中共中央以有经验的工运干部调到工运比较薄弱的上海，去加强那里的工运斗争。

　　此时恰逢国民党中央决定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设立执行部，作为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下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等部及秘书处，由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等分任各部部长。中共中央决定派李隆郅（化名李成）、邵力子、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国民党执行各部门的基层工作。

　　在1925年8月以前，李隆郅还用李成的名字与庄文恭两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并与夫人李一纯以及向警予、顾顺章等18人一起编入中共南洋烟厂支部。

　　同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李成与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7人为正式委员，与何今亮一起分工负责工农部。此期间，他还用李成笔名。

　　李立三1924年3月到达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是过了半年多才改为“李立三”的。这个名字传开以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种种议论，学究们说他是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人士则牵强附会，说他要由信仰马列主义转为“三民主义”。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李隆郅改名为李立三，缘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工友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罢了。李立三曾告诉我他改名的经过：

　　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共产党组织安排李隆郅做候选人，担任俱乐部主任，邓中夏与李隆郅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的一些具体问题，邓中夏突然说道：“今晚上的选举，你的名字太文了，这个‘郅’字，工友们别说写，就连认也认不得，是不是改一个简单的字？”李隆郅接受他的建议，反问道：“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两人在思索中，邓中夏遥见远处路边站着三个人，便爽口说道：“叫李立三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隆郅听了，略加思索笑着说道：“立三好听，就叫立三好了。”这就是李立三改名的缘由。从此，一直沿用到终生。

　　对于改名李立三，有人写文章说是刘少奇提议，其实有误。刘少奇是1925年6月，即发生五卅惨案后才去上海担任总工会总务部主任的。

　　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李立三担任“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总指挥。“三罢”完全打乱了上海的日常生活秩序，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全部瘫痪，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李立三这个名字，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闻风丧胆。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强行捣毁、封闭上海总工会，指明通缉李立三，李立三在工友保护下，安全转移去了苏联。

　　1925年10月，李立三为躲避上海反动当局的追捕，带着夫人李一纯离开上海，他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一起，在翻译沈泽民的陪同下，前往苏联，于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3月13日，李立三以秦进有（YNHKOHЮ）的化名在会上作了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紧接着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而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作出的安排，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4月回到了广州，就参加了5月1日在那里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5月3日的大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的经过》的报告，4日向大会作了《世界工运状况》的报告，11日又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并代表大会主席团致《闭幕词》。此后，他就成为全国总工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接着，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随即赶到上海，领导了那里新的罢工高潮。为了加强对内外棉纱厂罢工斗争的领导，8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李立三继续以李成的名字与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项英五人组成特别委员会。

　　随着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到汉口，1926年8月底9月初，李立三奉党中央之命，由上海抵达武汉，不久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为了培养大批干部，充实革命领导力量，同年冬在武汉创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先后主讲了“罢工的战术”、“苏俄的现状”、“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现状及其趋势”和“国际职工运动”等课程。1927年1月5日，李立三带领几十万群众冲入汉口英租界，包围占领了英国巡捕房和碉堡，驱逐了英国巡捕，最后迫使英国当局正式承认把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由我国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收回外国租界的一场斗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就像霹雳似的震动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

　　1927年7月初，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中央改组，李立三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倡议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随之，同年12月，我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李立三被党中央派到香港，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去收拾广东起义失败的残局。

　　李立三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以后，1928年秋回到上海，即化名萧柏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租了一处较好的房子，开始了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李立三接任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后，虽然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是由李立三逐步主持着中共中央的工作。此期间，他分别以立三、柏生、柏三、伯三、柏山、伯山等名字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政论文章。

　　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1930年9月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是以柏山的名字公开发表的，为的是从安全出发的一种策略。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达莫斯科，检讨结束后，共产国际不准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把他留在苏联，并给他取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亚历山大•拉宾，同时改用中国名字——李明。他在苏联15年，还分别以唯真、维、介、阿三、苍木等笔名，翻译书籍，有西蒙诺夫写的剧本《俄罗斯人》，别尔文采夫写的小说《考验》，以及《在遥远的北方》等，在《救国时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

　　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党中央安排他以李敏然的化名，参加了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他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不久就被美国情报机关识破，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布后，首先轰动了东北，国民党的主要将领郑洞国、廖耀湘等纷纷以同乡的名义，到他的住处来拜访。

　　在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李立三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分具有戏剧性的是：1964年，已年过花甲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达河北省霸县的农村蹲点搞“四清”，与当地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去补上他一生中所缺乏的农村工作经历。接着还以“李明”的化名到工厂搞“四清”，与工人“三同”。“四清”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李立三逼上绝路。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造反派在火化李立三的遗体时，没有用李立三的真实姓名，而用了他在苏联时使用过的“李明”结束了李立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