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人民永远敬爱的导师和领袖。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生平和他的业绩，是党史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是党史科学中亟须努力开展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将史学界部分研讨情况简介如下。

　　关于毛泽东何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五四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因为这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站在五四运动的最前线，成为革命群众公认的领袖。

　　第二种意见认为，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是1920年春天。这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已经出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很用心钻研这些著作，从此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实现了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定性转变。

　　第三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是1920年夏秋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理由是：

　　1.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1920年夏秋，他与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新村主义等实行了决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完全接收了它，并在这年秋冬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和工人运动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2.从1920年6月中旬到9月上旬，他在推动湖南自治的过程中，明确表示赞成在中国实行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彻底的总革命”，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并积极进行宣传，建立革命组织，为将来“彻底的总革命”积蓄力量，准备条件。当他看到自治运动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时，就立即深入到工人中去做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密切结合起来。

　　3.1920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文中指出，随着军阀日益横行，政治日益腐败，国家日益糜烂和动乱，人民势必“奋起争自由”，“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这表明他已确认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是改造社会制度的“一条新路”，毫不迟疑地摒弃了一切非暴力的主张。

　　4.这时，他已从俄国的革命经验中看到，建立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得到大多数工农群众拥护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革命事业所起的决定作用。所以，1920年7月，他从上海回到湖南以后，就积极地为建党进行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九十月间，先后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因此，毛泽东本人在同斯诺谈话时也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西行漫记》）

　　第四种意见认为，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不是1920年夏秋，而应该是1920年冬或1921年初。理由是：

　　1.毛泽东在1920年夏季前后发动和组织“湖南自治运动”的总的指导思想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表现在：第一，没有明确提出彻底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私有制。第二，实现湖南人民自治的途径，主要还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第三，把“各省人民自决主义”看成是解决中国和湖南问题的“唯一法子”，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理的。

　　2.据查证，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和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著《阶级斗争》这三本书分别是1920年8月、10月和1921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于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到上海。既然他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还不可能看到这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本书”，那“1920年夏天”转变一说，自然也很难成立。

　　3.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先后写给萧旭东、蔡和森及在法诸会友的两封信以及在新民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彻底清算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及其他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明确表达了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和实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定信念，“深切赞同”“俄国式的方法”即“用阶级专政的方法”，同时并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吾党哲学的根据”。显然，这正是青年毛泽东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参考资料：

　　黄国秋：《论青年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的时间》，《党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

　　冯毅：《关于毛泽东同志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间的探讨》，《党史研究》1982年第三期。

　　张佶、杨柯：《关于毛泽东同志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和时间问题》，《北方论丛》1982年第五期。

　　关于毛泽东和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问题

　　有同志认为，毛泽东在1920年发动和组织的湖南自治运动，总的指导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如下：①毛泽东发动和组织湖南自治运动，是以承认谭延闿为首的省政府为前提的。毛泽东当时设想“新的湖南”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政治”为榜样的，还没有明确把彻底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私有制度，作为自己奋斗的宗旨。②实现湖南人民自治的途径，主要还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毛泽东当时主要把精力放在发动和组织省城教育、新闻、政法及工商界人士。③毛泽东把“各省人民自决主义”看成是“救湖南、救中国”的“唯一法子”，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改造湖南和中国的目的。就是连这一办法本身，也不可能有“实效”。

　　参考资料：

　　黄国秋：《论青年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的时间——兼评1920年湖南自治运动》，《党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

　　关于毛泽东是否可能在北京看到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问题

　　毛泽东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而陈译本《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4月才在上海出版的，因此他不可能在北京读到正在上海出版的书。毛泽东于4月离开北京后在上海住了3个月，在此期间，他倒是有可能读到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

　　据罗章龙的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德文翻译组，曾从德文本译过《共产党宣言》，有一个油印本。毛泽东同志1920在北京读过的《共产党宣言》，很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

　　参考资料：

　　伍士豪：《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略考》，《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一辑。

　　关于毛泽东在1920年会见鲁迅的问题

　　沈鹏年在《书林》1983年第一期撰文说，毛泽东在1920年4月7日会见过鲁迅。这件事是周作人向他披露的。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张敬尧请愿团到北京。毛泽东经李守常（李大钊）介绍，几次到北大和周作人联系，希望会见鲁迅。其时周作人在北大工作，和鲁迅一起住在八道湾。鲁迅因刚安顿好新居，恰好在绍兴接母亲和夫人。因此这次没有见到。

　　鲁迅回京后，就叫周作人请李大钊转告毛泽东，请他到八道湾来会晤。经约定，毛泽东于1920年4月7日去八道湾会见了鲁迅。是日，周作人在其《日记》上记载：“毛泽东君来访。”

　　解放后，有些文章都说，毛主席没有和鲁迅见过面，而且“说得很绝对”。周作人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便置一词了”。

　　老干部张琼也是知悉其事的。张琼的爱人贺树当时是新民学会会员、北大学生。贺树和张琼结婚时就借住毛泽东的湘潭故居。毛泽东会见鲁迅后，就曾对贺树谈起过这件事。张琼在去世前抱病写下了这段重要回忆。

　　关于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的时间问题

　　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21年秋。依据是：①李锐在50年代写的《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记载：“1921年秋，当长沙的工人运动有了一个头绪之后，经过长沙及株萍铁路工人的介绍，毛泽东同志亲自与黄爱、庞人铨等六人来到安源。”②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说明是：“1921年秋，毛主席去安源。”③1967年，红卫兵询问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1920年冬，还是1921年秋。王耀南传达毛主席的意见：1920年没有去安源，1921年秋天是对的，其他记不清楚了。④据李立三的回忆：“我是1921年11月被毛主席派到安源工作的。毛主席去安源比我早，大概是1921年八九月间。”

　　另一种说法是1921年冬。依据是：①1923年8月11日刘少奇、朱少连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载：安源工人于12月中旬函书记部，要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派毛润之、李能至、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源考实情况，开始活动。②据张理全回忆，11月间，黄爱对他说起毛润之想到安源去参观，要他陪同一起去。张说，毛主席当时是穿灰色布棉袍来安源的。据此，可知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是11月以后即12月，无疑是冬季了。③1921年陪同毛泽东下矿井的老工人张竹林也说：“这是1921年冬的一天，寒霜早到……就在这时，从湖南长沙来了一个人，给饥寒交迫的安源工人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他就是毛润之同志。”（《红色的安源》第77页《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④安源老工人几乎没有一个能肯定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是1921年秋，而差不多众口一词地肯定是在1921年冬。如矿史《红色的安源》根据老工人的大量回忆，肯定毛主席第一次到安源是1921年冬。（5）“文革”开始后的多次访问记录，如：1968年李友德谈：“1921年12月间，我在铁路机务段烧火，听到人家说，湖南来了个毛先生，工人们都去看，我也去看，在修理厂门口看见毛先生正和工人谈话……我也走过去听。”（1968年7月16日访问记录）再如1967年株萍铁路老工人李会贤谈：我们路局工人记得很清楚，1921年冬天，毛主席第一次来安源是坐我们路局工人开的火车头来的（1967年6月江西师院编印的《安源调查》）。据此可以断定，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确实是在1921年冬天。

　　参考资料：

　　彭江流：《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时间的考证》，《江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

　　关于毛泽东在1927年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原因

　　1971年毛主席南巡过程中讲到瞿秋白路线时说：“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

　　有同志认为毛主席这段回忆值得研究。首先，毛泽东说的那本小册子至今没有找到。第二，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瞿秋白是赞同的。第三，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关于政治纪律问题决议案中对撤销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事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他们认为撤销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原因，应以1927年中央会议决议为依据。

　　参考资料：

　　方孔木：《谈党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十四期。

　　关于毛泽东和立三路线的关系问题

　　关于毛泽东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的问题，总的来说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1930年6月至8月，毛泽东虽然对立三路线有所怀疑，但终于接受并在实践中一度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8月打长沙以后在实践中逐步觉察并认清了它的错误和危害，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第二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组织上一度服从或接受过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央决定，但始终没有赞成、执行过立三路线，并且在实践中在红一方面军内部有效地抵制和克服了立三路线的影响。

　　第三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整个立三路线时期，是赞成和执行这条路线的。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有不同看法。

　　1.毛泽东有没有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

　　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没有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理由是：①在理论上，毛泽东这时已经提出了中国革命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正确思想；在实践中，他一直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斗争。②立三路线时期的中央对于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的正确路线是不赞成的，曾多次严厉批评并责令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立三路线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尚处于开始形成阶段，还没有从总的敌我力量对比上完全树立起长期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积蓄力量、时机成熟时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因此有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主要表现为：①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有过分乐观的估计。②在红军的行动上，毛泽东也提过一些过急主张，反映了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的思想。

　　2.红一军团进军南昌是不是执行立三路线。

　　一种意见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军团前委，虽然组织上接受了中央下达的进军南昌的命令，但在行动上没有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盲目攻打南昌，而是审时度势，伺机消灭敌人，因而避免了损失，壮大了力量。

　　第二种意见认为，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并无中央直接指示。占领南昌，夺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是毛泽东提出的方针。这一行动是服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沙”、进攻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立三路线的总目标的。

　　3.进军湖南和第二次围攻长沙是不是执行立三路线。

　　一种意见认为，红一军团进军湖南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援助红五军，推动湘赣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同意二次攻打长沙，既有乘胜消灭敌人主力的意图，又有团结干部多数的需要。虽然毛泽东在这期间的军事行动的命令中及内部通讯、报告中某些文字上反映了立三路线的影响，但在从江西向长沙远征的实际斗争中发动群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抵制了立三路线。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这时期毛泽东的有关命令、内部通讯、报告看，红一军团的行动是接受和执行立三路线的。从1930年8月以后毛泽东致中央的几封信的内容看，是同意二打长沙的。因此把二打长沙的责任统统推到彭德怀头上是不公正的。

　　4.毛泽东是不是对立三路线提出过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曾对立三路线提出过不同意见。主要根据是：①中央1930年6月15日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说明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向中央提出过不同意见，因而受到中央的批评。②毛泽东在一、三军团会师后的联席会议上，对二次攻打长沙提出过不同意见，但被否决了。③1930年8月8日项英给中央的报告提到与毛泽东的争论，说明他提过不同意见。

　　另一种意见认为，以上几条根据经不起推敲，现在还没有确凿的文献资料证明毛泽东对立三路线提出过不同意见。①1930年6月15日的信对红四军前委的批评，许多是过时的。事实上，在收到信之前，红四军前委已对某些问题按中央的要求和意见做了，不是毛泽东对中央提出过不同意见后，中央才做如是批评的。②在永和会议上，毛泽东虽顾虑二打长沙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他是同意攻打长沙的，从而会后他给中央的信中对攻打长沙、打下武汉充满必胜信心。③项英给中央的报告，提到与毛泽东有争论并非反对或赞成占领长沙之争，而只是在该不该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问题上有分歧。

　　5.毛泽东1930年9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是否正面否定了立三路线

　　一种意见认为，报告中“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一段话，是从正面否定了立三路线。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该报告的整个精神看，它是全面、积极响应和拥护立三路线的。如①报告对全面传达立三路线进攻命令的“八月来信”认为“完全正确”，并据此作了占领江西、夺取湖南、再攻武汉的军事部署。②报告中说的“群众条件”不是指农村根据地的条件，而是指城市工人、士兵暴动的条件。而这正是立三路线内容之一。

　　6.1930年6月25日的两个通电与毛泽东的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两个通电不是出自毛泽东手笔，也不体现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中央以毛泽东的名义签发的，他本人可能并不知此事，因而他对通电没有责任，更不能作为他执行立三路线的例证。

　　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没有材料可以肯定或否定通电是毛泽东起草的，毛泽东本人也从未对此有过说明。对这两个扩大立三路线影响的通电，作为领衔人的毛泽东不能说没有任何责任。

　　参考资料：

　　凌宁：《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的关系讨论综述》，《党史研究》1982年第三期。

　　关于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作用

　　史学界普遍认为，经过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之后，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胜利的。根据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虽然毛泽东被撤销了红军的领导职务，但是他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仍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仍然得到了胜利。

　　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以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不能把这次胜利归因于影响的作用，因为“单靠影响是不能打胜仗的”。

　　第三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对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不但是有间接影响的，而且是发挥了直接作用。理由是，召开宁都会议的时间是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则开始于8月份。因此毛泽东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作用，至少有四个方面：

　　1.毛泽东直接参加指挥了第一阶段的乐（安）、宜（黄）、丰（南丰）战役。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共同指挥下，红军一周内连克乐、宜、丰三城，震动了敌人，不仅江西全部敌人被调动，胡宗南的第一师也从武汉开来南昌，减轻了鄂豫皖、湘鄂西的军事压力。同时，这一阶段战争中，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并由于连续胜利，提高了指战员必胜的信心。这些对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重要的准备。

　　2.毛泽东提出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正确作战方针和抵制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

　　3.1932年9月26日，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颁发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主张做好充分准备，以粉碎敌人进攻，肯定敌军从乐、宜、丰方向来并积极在这一带布置战场。这与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和敌军“主要进攻方向将是在吉（安）樟（树）之间”的错误估计不同，对于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开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4.由于战争指导问题上的一系列分歧，引起了“左”倾中央和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极大不满，导致毛泽东被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是他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制定的作战方针和选定的战地，得到周恩来、朱德赞同，并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贯彻，取得了胜利。同时，毛泽东在长期领导红军作战中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方针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留有深刻影响。

　　参考资料：

　　黄少群：《重评毛泽东同志对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重要贡献》，《上饶师专学报》1982年第二期。

　　关于“毛主席”这个称呼起于何时的问题

　　近有人考证后认为，“毛主席”这个称呼起于30年代初，但在各个年代其实际含义是有所不同的。

　　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此后，在中央苏区，他以主席的名义发布公告和命令。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7月，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主席。此后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一直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由此可见，毛主席这个称呼，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是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个行政职务称呼的；1943年以后，才是按照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些党内职务称呼的。

　　参考资料：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