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2003年第八期《贺龙在“文革”中》（作者安熠辉）一文提到李仲公在“贺龙通敌案”中起的作用。那么，李仲公为什么诬陷贺龙呢？

　　从历史上看，原因有二：一是1927年3月，公开叛变革命前的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运动”贺龙，而贺龙在“谈心”时把李仲公抓了起来，甚至要把他枪毙掉。后来贺龙将其送交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认为“李仲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不好枪毙”，所以唐生智就将他放了。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李仲公到中南海找周恩来要官做，百般纠缠，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场的贺龙当面揭穿李仲公说：“老朋友了，李先生。在武汉那年，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走的？”

　　李仲公尴尬不已，后来他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因此而对贺龙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他自行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诬陷贺龙。不过，《贺龙在“文革”中》一文说“李仲公又公然伪造了‘1929年贺龙给蒋介石的乞降信’直接寄给林彪”，却与事实不符。

　　实际上，1968年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的军代表王炳辉等人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方法是边学边揭，以写材料为主。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布置并动员参事集中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历史上的问题”。之后，国务院参事们多次座谈揭发。期间，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早年贺龙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要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参事室即向周总理联络员郑凯电话报告，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去，参事室即派人送去，此事当时也向王炳辉作了汇报。

　　李仲公为什么这样做呢？恐怕是既有报私仇之因，又有借机“立功”往上爬之嫌。

　　李仲公的两封信交给周总理本人，是他蓄谋已久的了，那两封信显然不是1968年3月伪造的，否则他造假的技术和速度未免也太高太快了，周总理也太好骗了。

　　现在看来，当时周总理确是受到李仲公两封信的一些影响，此后贺龙便一直被困在西山……这恐怕就是周恩来1975年6月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的原因之一吧。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重新调查李仲公交来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1974年9月23日得出结论：“求降信”所用纸张、墨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当时调查人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恩来说把调查结果告诉李仲公，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80多岁了（见《红旗渠之谜与杨贵的磨难人生》一文，《中华儿女》2003年第四期，第72页）。

　　但是1978年后，90岁的李仲公还是因此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尽管李仲公一直坚持“贺龙求降信”是真的。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关于1968年春李仲会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1978年6月20日，李仲公因患肺炎等症，医治无效，在北大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