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国外去留学打工，几十年前就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数人在欧洲战场上丧生，法国等国家缺乏劳动力，于是华法教育会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提倡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勤“打工”，俭学就是过着俭朴的读书生活。那时，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等就在他们所组织的新民学会内响应。他们认为赴法国勤工俭学，到国外去可以开阔视野，吸收世界上有益的新思潮和科学技术，又可以通过半工半读，培养自食其力的能力。这对闭塞的中国，对求学无门、求业无路的青年来说是个佳音。于是他们从1918年开始就积极酝酿，推动青年到北京、保定等地的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准备出国。毛泽东又多次到上海欢送青年到法国去，然而他自己却没有去。这是为什么？一位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外国学者说：因为毛泽东没有学好外语，所以他后来始终没有去。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当时到外国去的青年，并不都是学好了外语才去的，大多数人是到国外才学好外语的。那么青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到外国去留学呢？

　　青年毛泽东未将赴法勤工俭学视为青年的唯一去向，他认为要根据各人的特长和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出国。他在1918年一开始推动青年赴法留学时，就劝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不要去法国，还是在国内从事小学教育好。他写信给罗学瓒说：“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仁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但是罗学瓒去志已定，早有准备，还是赴法留学去了。

　　毛泽东还认为要全面地考虑到外国留学的问题，除了去法国外，各方面的领域，都要有人去打先锋。他给会员陶毅的信中说：“于今当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那时中共尚未成立，从整个团体（当时是新民学会）的根本利益、从整个社会的利益考虑，人才要合理地使用，这是毛泽东所最关切的事。这个思想支配了毛泽东自己是否出国的去留问题。最终，他还是认为国内的工作离不开他，他没有远涉重洋，赴国外留学。

　　从1919年起，两年中全国各省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一千六百多人，其中湖南籍学生最多，有好几百人。新民学会也有不少人去，但并不占会员的多数。赴法留学的高潮过去后，1920年底统计，新民学会会员共有五十多人，其中去法国留学的共17人，尚有2人到新加坡教书，在日本留学，其他人都在国内学习或从事文化教育等工作。这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各方面的阵地都要有人去打先锋。

　　1919年3月，毛泽东收到家信，他的母亲病重，希望他早日回家探望。于是他辞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离京南下。假如他乘京汉铁路到汉口，再换车船到长沙，三四天就够了。但是，他要到上海欢送青年到法国去，他同北京、保定的留法预备班的学生结伴到上海。毛泽东参加了两次欢送会，两次到码头上欢送青年到法国去。原来大家都认为毛泽东这次也会到法国去，但是法国邮船将要从上海放洋的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这使大家都惊奇不已。七八个月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宣传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今万事俱备，就要起程，他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很难令人理解的。这是为什么呢？当大家问他时，他回答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如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见周世钊《湘江的怒吼》）同时，他要急着赶回长沙，探望母病，无法离国。同年10月，他的母亲不幸病故，他做了一篇悱恻感人的《祭母文》。

　　1919年4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不多久，五四运动的风暴传到长沙，他主编《湘江评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出国的问题了。同年8月，《湘江评论》和湖南学联被封，毛泽东等人就开始进行驱逐湖南督军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从此，驱张热潮就开始掀起。12月中旬，毛泽东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向准备动身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等告别后，就乘火车赶往北京，领导驱张请愿代表团的工作。这次他肩负驱张运动的重责，自然也不可能同蔡和森一起到法国去。

　　毛泽东到北京后，除了从事驱张运动外，和李大钊等探讨了赴俄国勤工俭学的问题。从此开始，他就不再提倡到法国去，而是提倡到俄国去。到俄国去，可以直接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状况，这对革命青年更为有益。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写信给陶毅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他除了继续进行驱张运动外，就是为将来赴俄留学作自学上的准备。他在寓所内成立了两个团体：湖南改造促成会和自修学社。他在上海写信给北京的黎锦熙说：“同住（注：当时和毛泽东同住一寓所的数人）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只想于未出国前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从“我也决去”的语气来看，毛泽东此时是颇有准备去俄国的决心的。

　　毛泽东在上海时邀集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开会，欢送6位候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他们欢聚一堂，畅谈良久。邮船离沪时，毛泽东还到码头上欢送他们。毛泽东自己没有和他们一同出国，因为他这时决定准备一两年后到俄国去。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8月中旬，便和彭璜、何叔衡等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其宗旨之一就是提倡青年赴俄勤工俭学。他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友人介绍了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一批湖南青年到上海进陈独秀、杨明斋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1921年3月左右，任弼时等分批到俄国留学。

　　1921年1月，新民学会在长沙开年会时，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去俄国留学的事。他说：“去年在上海时，曾决定在长沙暂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话虽这样讲，毛泽东最后还是没有出国。那时，文化书社的事业，反对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斗争，重任在肩，特别是他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酝酿筹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回长沙后，创建湖南的党组织，开拓工人运动，他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再也不能实现他的比较强烈的赴俄留学的夙愿了。立足本国，结合实践，开展研究，同时从事当时形势所赋予自己的紧迫的实际斗争的任务，这就是青年毛泽东所显示的宝贵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