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有53名党员，只有两名是女共产党员，即刘清扬和缪伯英。刘清扬是1921年1月在法国由张申府介绍入党的，缪伯英则是1920年11月在北京由李大钊直接发展的，缪伯英早于刘清扬入党。缪伯英是我国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党史人物，1984年我写《缪伯英传》时，在她的家乡长沙县调查，居然谁也不知她是该县人，市县民政局的烈士名录中也没有她。幸得《何孟雄传》作者曹仲彬指点，在有色冶金设计院找到缪伯英的胞弟缪立三。年逾古稀的缪立三不但介绍了一些胞姐的史料，而且提供了10多张何孟雄、缪伯英夫妇的老照片和珍贵文物。根据这些照片和文物连同我一年后完成的《缪伯英传》，长沙县为缪立三补办了烈士家属证（烈士夫妇无后嗣），以慰忠魂。

　　一

　　据缪立三回忆，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今开慧乡飘峰村，与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是同乡人）。她的父亲缪芸可是晚清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缪伯英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便入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升入校本部（其中有一年因缪芸可赴日本考察教育，她在平江县启明女子学校寄读）。1919年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缪伯英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她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大学生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由于受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的影响，她中断在女高师的学业参加工读互助活动，与几个同学租赁了东安门北河沿17号的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可是，工读互助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失败，为此她在女高师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大家就读书所得，各抒己见，讨论很热烈。有时，缪伯英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在进步同学中传阅。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她逐步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11月间，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为了充实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的第一个女党员。

　　二

　　据罗章龙回忆，在中共一大闭幕后的1921年8月，何孟雄和缪伯英这对志同道合的战友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５号。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这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工作，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缪伯英和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深入京郊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开办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2月，他们还组织了香港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兄弟。她还在自己任编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不久，她担任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女工部部长，继续在京郊发动女工和工人家属参加工人运动，有时还去唐山和石家庄发展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基层组织。8月，她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担任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随后，她驱车南下，帮助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以及赴湖北女师开展学生运动。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立即投入斗争，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为了揭露吴佩孚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还及时赶赴长辛店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她的出色工作非常满意，称誉她是一个“宣传赤化的红党”。

　　三

　　1924年6月，由于张国焘被捕，供出了李大钊、缪伯英等人。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总监命令将他们缉拿到案，李大钊和在女高师已临近毕业的缪伯英各自走避家乡。缪伯英由何孟雄送出北京，回到长沙，不久受徐特立聘请，到幼时读书的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她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她在会上发表讲话，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有人向女师校长徐特立反映，说附小主事的思想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发生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遇难者家属，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约省会各社会团负责人在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使一些善后事宜得到妥善处置。

　　年底，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掀起一股反共逆流。担任国共合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坚决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她担任大会主席，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接着，她与李维汉、罗学瓒、夏明翰等共产党员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

　　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湖南民众掀起了驱赵（恒惕）运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沙市民３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公决由缪伯英、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3月11日，赵恒惕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辞职”，自长沙逃走。不久，北伐军自广州挥师入湘援唐（生智），双方鏖战激烈。缪伯英率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前线，慰问和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湖南民众起来响应国民革命。

　　四

　　16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何孟雄被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同时，缪伯英也由党派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主任蔡畅开展妇女工作。据缪位荣回忆，他们夫妻平时聚少离多，此时住在武昌东湖，又添了一个男孩，也就添了几分欢乐。

　　1927年武汉发生了“七一五”事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西和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是沪中区委的妇委主任。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他们分别化名为刘元和、廖慕群，缪伯英以一个中学教师的职务作掩护。长期的地下工作，锻炼了缪伯英，使她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曾多次对跟随来的族侄缪位荣（协助料理家务、照看小孩）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变化，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需要找到借口，缪伯英就装着与丈夫吵架。遇到情况紧急，他们干脆把家丢弃，只身走脱。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长期清贫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健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她突然患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她身后遗下重九和小英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不到1岁。

　　缪伯英在病危时，拉着何孟雄的手说：“我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奋斗，直至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你若续妻，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她的灵柩存在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因何孟雄被国民党逮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会馆代迁何处了。她的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何孟雄罹难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均失散于战乱，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