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4日，前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政策举行起义，通电宣布：“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独裁、官僚资本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从而实现了湖南和平解放，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近年来，已有一批涉及湖南和平解放的论著或回忆录发表，但对于程潜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立场转变的情况，尚缺乏研究。为此，笔者试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一、程潜政治立场转变的起点
1946年夏，由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爆发。当时任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直接参与指挥围剿中原人民解放军，并一直延续到后来防堵刘邓大军挺进鄂豫皖。这表明，至少在解放战争前、中期，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的。
然而，内战形势逆转和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给他极大精神刺激，促使他考虑自己的政治出路。正如程当时亲信人物萧作霖回忆说：“程潜在1948年竞选副总统失败以后，一无所凭，彷徨无计……一次，他在南京和我闲谈中说：‘这次的国大，只怕会成为收场锣鼓了。以后的蒋桂之争会越来越激烈，共产党也会越来越快，和共产党打下去，只会越打越糟。我想来想去，对这个局势，只有退出的好’。”但如何由斗争激烈的政坛“退出”，特别是如何从蒋介石的严密控制中“退出”，对于程潜这样的政治人物说来，并不那么容易。
1948年6月，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同时，武汉行辕也因白崇禧就任“华中剿匪总司令”而改称长沙绥靖公署，仍以程为主任，辖区缩小至湘赣两省。7月24日，程抵长沙就职。这时，江北军情紧急，湖南省经济恶化，中共湖南地下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蓬勃发展。面对严峻的局面，程既要贯彻蒋介石的旨意，又想实现自己“退出”的意图，必须谨慎地处理许多棘手问题。下车伊始，程接见记者。在回答对军事形势估计这一敏感问题时，他放出高调：“今后三个月，共匪不会过江南犯，应争取时间准备；三个月后共军若来，当可给以重大打击；若再有三个月时间准备，不仅可防匪来犯，且欢迎匪来自投罗网，葬身沅湘之间。”随后，在欢迎仪式上又称：“作为湖南大家庭中的一员，今后要率领全体家人兴家；即使不能兴家，也决不敢败家。”继而，在谈到“戡乱剿匪”时，程话锋一转：“要努力剿匪，先要肃清各人的心理上的匪——自私自利。试看一切杀盗、贪污、摩擦、斗争，种种丑行，哪一件不是由于自私自利这个内心的匪在那里作乱？”程这番表态，寓意深刻而又周到，实际上各有所指，也为各方所需。
8月，程潜开始实施其治湘计划。自然，他将反共防共、扩军备战摆在首位。他深知，只有揭起这面旗帜，才能得到蒋介石和湖南统治阶级的信任支持，也才能堂而皇之地发展自己的实力。当时，程一手抓省内保安旅团扩充，一手抓长沙绥署新军组建，并决定全省加征“绥靖临时捐”。10月，他又制定“戡乱建国五项公约”，内容反动。其间，程还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戡乱到底”，全力以赴保证兵员和军粮供应。蒋欣赏程的反共言行，答应长沙绥署增加编制，还批准程潜兼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
程潜在扩充武装，逐步将党政军权集于一身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刷新政治。8月6日，程宣布为缓和农村矛盾，扶植农民，决定在全省推行限租护佃。为此，省政府印制限租公告10万份广为张贴，规定地主向佃农收租，一律以土地主要产品总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为限。为表示自己不植私产和带头放弃剥削，程宣布将所有在原籍和长沙市郊的田产捐出，充作公益事业。除推行限租外，程刷新政治的内容还有惩治贪污，救济湖区灾民，关心教育和长沙市政建设，提出禁赌、禁烟、禁会党、禁奢侈等等。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有多少是可想而知的，但程确实为此努力，一再发出文告，也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
程潜的上述措施，内容庞杂，包含着深刻的双重性。无论南京国民党中央，还是省内各派政治势力；无论反共主战的顽固分子，还是拥护和平的进步人士，都可从中各取所需。程本人也就在这种矛盾平衡中站稳了脚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湖南地下党考虑到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决定对他开展统战工作。8月底，中共湖南统战小组婉请进步民主人士程星龄疏通程潜。但几次谈话，程星龄感到“一时尚无从入门”。
然而，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推动了程潜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当年秋冬，国共两军展开战略决战：9月，辽沈战役开始；10月，济南解放；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所有这一切都造成巨大压力，推动程采取某些秘密行动。9月底，他嘱托身边亲信打听中共线索，希望与中原人民解放军建立联系，但嘱托的人员级别不高，建立的联系也不巩固。
中共湖南地下党加快了统战工作步伐。10月，统战小组通过几位朋友，邀请程身边一些倾向进步的官员举行时事座谈，以交换对形势和湖南出路的看法，同时稍稍将地下党的意见渗透过去。11月，统战小组借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宅举行便宴，出席的有政府官员和文教界进步人士。席间漫谈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内战不能再打，程潜应挺身而出，领导湖南走和平道路。尤其是湖南大学教授李达明确提出：程先生是国民党元老，一向追随孙中山，孙先生生前已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则亡”。程先生以亲自经历，对此当有深刻体会。很快，程潜获悉李达讲话内容，深以为知己，可以信赖，于是进而托人转问李达，可否作为代表去华北面见毛泽东商谈一切，但李达认为自己无法代表程潜，何况条件也不成熟，因而只是转请程多采进步措施，将来如有机会一定替他讲话。次年5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并在程资助下潜赴华北解放区。可见，到了这一阶段，程潜已开始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特别是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联系，这是程政治立场开始转变的重要表现。但在公开场合，他仍然高唱“戡乱到底”，要各级干部“肃清失败心理”，扩充军队的计划，更一直在加紧进行。
这样，在1948年下半年间，程潜从竞选副总统失败，到回湘实施其带有双重性的计划；从一面高唱“戡乱剿匪”逐步建立实力基础，到一面希望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已表现出政治立场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确切，也没有真正实现，因而只能算作转变的起点。应指出的是，推动这种转变的因素很多：既有解放战争大局的决定性影响，又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深刻矛盾；既有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追求，又有对“湖南大家庭”的某种责任感；既有中共统战工作的具体作用，又有个人私情的微妙联系，等等。这些复杂的因素，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影响了程潜，促成了他的转变。
二、程潜政治立场转变的关键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更加剧烈。
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淮海战役胜利，国民党军主力基本被歼；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中共八项和谈条件；蒋介石则被迫“引退”，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同中共谈判。全国形势剧烈变化，推动程潜的政治立场也随之变化。
12月31日，程潜同程星龄密谈，正式表明心迹，委托他全权与中共湖南地下党联系。元旦，程在讲演中宣布今年“施政方针以民生主义为主，以民权主义为辅”。此后，在其公开讲话和省府文件中，不再有“戡乱”、“剿匪”一类字眼。程政治立场正在变化，但当时中共方面关于公布战犯名单的谈话，却使他顾虑甚大。
1月中旬，行政院长孙科奉蒋介石旨意，电询程对中共八项条件的意见。就程本人言，他一面觉得中共八条确有道理，但又不敢公开表态开罪于蒋。同时，他自己名列战犯，也忧虑重重。后来，经过身边进步人士及其儿子程博洪一再劝说，帮助打消顾虑，他才于23日将复孙科电文发出，表示除战犯一条尚须商讨外，其余七条均可接受。这是程政治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公开行动。随即，他又下令停止征兵，使蒋介石在湖南征兵23万的计划破产。后来，程潜还下令释放了一批政治犯。
程政治立场转变同1949年春的全国政局密切相关。既然李宗仁在南京大谈和平，程潜也就可以在省内推行一些开明政策。表面看来程所作所为并未超出李允许的范围，但实际已有所不同。如4月1日，南京学生游行要求政府接受中共条件达成谈判协议，却遭到军警镇压，血流遍地。而在长沙，当7日学生集会声援南京学生时，程明令军警保护，并表示学生的愿望和他一致。19日，他接受学生关于和平的十项要求，并查办镇压学生的官员。又如北平和谈开始后，因南京方面坚持顽固立场，致使谈判艰难。对此，程潜从湖南角度出发表态：“湖南是三千万人民的湖南，正如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中国一样。我不承认少数人以主人自居而能左右大多数人民的命运，更反对存心偏私不顾大众死活的人出卖湖南。我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我们点滴归聚的群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战火灾害，求使社会秩序安定，求使地方元气保全。”同时，他还就谈判中争执不下的战犯问题表示：“至于我列为战犯之一，我不加辩白，我愿意接受人民的公判。”这就表明，程潜确实越来越注意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并且不只是挂在口头上。因而后来和谈破裂，内战重开，他虽表面被迫声明“与中央一致行动”，实际却走向了真正谋求湖南和平的光明之路。
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军华中。17日，武汉解放，白崇禧率桂军20万退守湖南。在此情势下，程加紧了与中共的联系。
5月上旬，程正式提出与中共湖南地下党负责人直接会面的要求。中共湖南统战小组组长余志宏奉指示两次与程见面。程明确表示将响应中共号召，签订地方性协议，使湖南和平解放。程还提出，他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拥护中共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但程潜此时还没有完全放心，他不能将事关命运前途乃至全家的人生死安危守全托付于一个中共地下组织，他要求取得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联系。
不久，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联系安排下，程派代表到香港，会见了中共中央驻港联络员乔冠华。5月下旬，乔将联络情况电报中央。6月2日，周恩来复电指示认真进行争取程的工作。6月上旬，程再次派员赴港，同毛泽东请到香港的章士钊和刘斐及乔冠华见面。随后，中共中央由上海派员到达长沙设立电台，并与程联系。只有到这时，程才感到可以采取实际行动了。
6月下旬，程潜终于采取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步骤，正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递交《备忘录》。《备忘录》一开头即提出：“潜自参加同盟会迄国民党，从事革命凡四十余年，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去年返湘以后，更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祗以自身力量尚弱，既不能明揭主张，更难放手措施……值烽火迫近本省之际，如何避免战祸，如何减少人民痛苦，如何保持本省元气，实属当前唯一要务。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接着，程历数蒋介石、白崇禧对湖南种种压迫及困难情形，表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至于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议，并密切配合行动。”
这样，从1948年底到1949年6月，程潜一系列的重要行动，成为他政治立场转变，退出蒋介石反动营垒的关键。
三、程潜政治立场转变的最终实现
从递交《备忘录》开始，湖南和平解放进入实质性阶段。一方面，中共中央根据收到的文件，正式作出以和平方式解放湖南的决定和相应部署；另一方面，程潜在蒋介石、白崇禧压迫下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为起义做准备。
为了促成程潜政治立场转变的最终实现和湖南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2月，毛泽东在华北会见湘籍民主人士章士钊，即请他转告对程殷切之情，欢迎他走和平道路，说对他一度参与内战不咎既往，只要投向人民，必当礼遇。3月，章在南京当面向程转告毛泽东意，并反复说明时势的变化和共产党的政策等，以帮助程打消顾虑。
4月2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其中提出：“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即可照修正案签订协定实行和平解放。这就为后来解决湖南问题提出了依据。
5月，李达到达北平，详细向毛泽东介绍程已在策划起义。毛泽东非常高兴，一面通过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湖南地下党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一面挽请当时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和谈代表章士钊和刘斐南下香港，就近协助继续争取程潜。又派已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程潜旧友、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李明灏赴武汉，参与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争取和平解放湖南的谈判。
6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四野司令部用电报发来的程潜《备忘录》，7月4日即作出“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并下令部队开始行动。同日，毛泽东复电程：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该部队予以整编教育等意见，均属可行”。程潜的《备忘录》和毛泽东的复电，是使湖南实现和平解放的历史性文献，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双方一切行动均按商定计划进行。
程潜和平态度日益明朗，他遭受蒋介石、白崇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白崇禧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亲临湖南，对程压迫更为严重。如：3月下旬，当国共双方磋商和谈时，白到长沙兜售其“以战求和”方针，宣称“只有能打，才能言和”，要求“加强团结，革新军政，安定湘赣，支援华中”；并指责程潜“停征兵粮、尚非其时”。白还通过李宗仁调程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程坚决不离湘，白转而胁迫程部属中进步分子。程潜之得力助手邓介松、萧作霖被迫辞职。接着程潜之军事大权亦被剥夺。6月，长沙绥署所属三个军被强行改编并入第一兵团，脱离程指挥系统。此时，湖南之军政大权几乎全部落入白崇禧之手。
五六月间，国民党“军统”机构派特工潜入长沙，企图组织行动小组暗杀拥护和平的进步人士，此举甚至威胁到程潜。由于加强防范，军统未得手。
7月上旬，解放军发起湘赣战役，白崇禧向湘中、湘南退却。中旬，白向程施加最后压力：先是由“行政院长”阎锡山派专使强拉程去广州，不成；白又以疏散为名令程去桂林，仍不成；白于是夺去程省府主席职，转付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企图拉陈反共。白殊不知：程、陈早已默契，决定一致起义，响应中共和平号召。
总之，程在白紧逼下处境艰难、度日如年，只能一面加紧靠拢中共，盼望解放军早日入湘，一面委屈应付，巧妙周旋。21日，程以“出巡”为名离开长沙。当白以为心腹之患已去而将战守尽付陈明仁后，程又于29日秘密返长筹备一切。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发出起义通电，湖南实现了和平解放，程潜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得以最后完成。
解放战争时期，在所有起义的国民党要员中，程潜政治立场的转变最富典型意义。它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是有生命力的。谁如果真正高举这面旗帜，他最后一定会归结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从而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立新中国作出贡献，并得到人民的拥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只有这样的人，才不愧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如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历史任务，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当我们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之际，当中国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希望通过谈判和平统一祖国之际，对几十年前程潜政治立场的转变进行研究，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