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他组建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动了长辛店、开滦五矿、京汉铁路和省港大罢工。在斗争中，他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只有工人阶级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从而写下许多壮丽的篇章，如《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我们的力量》、《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工人阶级与革命政府》、《工会论》、《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二七与国民革命》、《上海总罢工的意义》、《1926年之广州工潮》、《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等文。而最著盛名的研究成果，当推他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期间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其丰富的工运史学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开创了工运史学的研究领域
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邓中夏满腔热忱地讴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写下了我国第一部工运史的专著，开创了工运史学的新领域。《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原拟写30章，到1930年他回国时完成13章17万字，其余各章仅列出目录，直至他在南京雨花台就义未能续出。对此，他在《著者申明》中说：“著者对于本书虽因未能及时完成引为恨事，然而却因为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又引为莫大的快事。”（《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3—424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
简史最主要的成就，是第一次完整地勾画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基本轮廓，理出其发展的历史线索。他根据20世纪前期的有限资料和认识水平，将其划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称“原始期”，论述了清末工人的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工人罢工、与工人运动有关的政治派别，五四运动中的工人罢工及资产阶级所组织的“南方工会”。他认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特点是“自发的”，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与当前党史、工运史的划分不同，当前的党史、工运史均认为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邓中夏的划分比较强调历史实际，认为五四时期没有成立共产党，工人运动还不能从自发状态向自为阶段过渡，只能归入“原始期”。
第二阶段称“黎明期”，记叙了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共产党人最早领导工运的两个地方（北有北京长辛店、南有上海小沙渡），以及较有影响的七次罢工。他认为，这一时期“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无疑的是受了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第433页），而且“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此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开始引导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大道”（第434—435页）。对共产党成立的时间，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三处写道：成立于1920年夏，并明确地指出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这不是笔误，是把成立时间与代表大会区分开来（只有先成立才能开代表大会），保存了历史的真实。
第三阶段是“第一次高潮”期。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13个月中，各地发生了l00余次罢工，参加者达30多万。他着重介绍了香港海员、开滦五矿、安源路矿、京汉铁路等罢工，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劳动立法运动，这些斗争大多由共产党人出面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当时工人群众中的确有很大的威信，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确起了先锋的作用”。（第455页）
第四阶段是“消沉期”。记载了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受到压抑，转入低潮，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硕果仅存”，仍在坚持斗争。他称赞：包括安源在内的“湖南工人运动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起来，使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和缓”（第514页），为其他地方工人在白色恐怖下继续斗争树起了旗帜。
第五阶段是复兴期。以广州沙面罢工为起点，出现了工人运动的转机。复兴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有关，“此时广州确有一新的革命气象，工人运动固然勃兴，就是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第527页）。同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了镇压二七罢工的军阀曹锟和吴佩孚，使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加剧，也给北方工人运动的复兴带来了机会。
第六阶段是“极盛期”（又称“第二次高潮”期）。邓中夏指出：青沪惨案是导火线，第二次劳动大会和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起了动员和组织作用，其高潮为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所有的党史书都写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却从未出现过“第二次高潮”的表述，出现这个疏漏是对邓中夏的简史研究不够。极盛期应延至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武汉和九江工人的收回租界斗争，但简史尚未来得及写出。
第七阶段是“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沉期”。只有规划，未写。
简史是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20世纪前期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发展的基本面貌，勾画了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发展线索及呈螺旋式上升的规律特征，代表着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出平。它保留的历史资料，其分期法和命名，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均为以后的党史、工运史、现代史所沿用，成为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经典和蓝本。
二、保存了中国工运的珍贵史料
邓中夏是20世纪前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当事人，其简史的另一个成就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在莫斯科写作时，虽然手头“缺乏材料参考，大部分都是凭记忆所及”（第423页），但由于所叙述的内容大多为亲身所历，纪录了许多场景细节，人物有血有肉，过程栩栩如生，犹如在撰写自己的一部回忆录。
简史在写作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他本人亲见亲历的事写得多而详细，没有经历的事只是略写。如“原始期”的工人运动，他没有经历过，只有7000字就写过去了，仅举了所听说过的汉阳兵工厂等两次罢工为例。而对他所参与领导的第一、二次劳动大会，开滦五矿、京汉铁路、上海五卅和省港大罢工等，都以专门的一章详细论述，其中省港大罢工一章写了2万多字。其他重要斗争，如安源路矿、青岛纱厂罢工等，本应专门列章，但他没有亲历，无细节展开描述，便以归类法作了概述性处理。二是他写自己参加的事用第一人称，自己没有参加的则不用第一人称。他有较好的文学基础（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加之又用第一人称记叙亲见亲历的事，而且洋溢着自己的思想感情，使简史具有强烈的纪实性。
简史的史料价值不仅在于保留了作者所见所闻的事实，更重要的在于保存了中国工运的许多重要文献，有的文献现已找不到原本，只能从简史中转引。简史所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的文献主要有：1921年8月长辛店罢工的九项要求，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的三个条件、2月在工人大会通过的条件决议案、3月与香港政府谈判达成的复工办法，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和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拟的劳动法大纲，1922年10月开滦五矿罢工的七项要求，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章程草案和2月的罢工宣言，1922年2月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宣言，1925年2月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2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八个条件，9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五项要求和谈判的21个条件，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大会宣言、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以及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有关文献资料。由于所记述的内容大多是他亲身经历的，又有大量文献资料佐证，简史的权威性毋庸置疑。
在资料的运用和处理上，邓中夏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事废人。他如实地记载香港海员工会会长陈炳生因罢工胜利后骄傲并犯贪污公款罪而被香港政府逮捕，才推苏兆征代理会长。他写京汉铁路大罢工，在江岸大会上的演讲者为杨德甫和李震瀛（杨当时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系国民党员；李虽系共产党员，但后来脱党）。他们演讲的内容确实对罢工起了鼓动作用，简史就如实反映出来。他写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开列了25个负责人名单（含后来的脱党、叛党和消极分子），而且一律直书其名，记得姓而忘其名者只写姓，姓名皆忘者则用“×××”表示。简史中涉及的工运人物，一部分人在名字后冠以“同志”相称，另一部分人在其名字后注明“叛变”、“脱党”等字样，可能并非邓中夏的原意，疑为编辑加工者后来补上去的。如第二章写道：“张特立（即叛徒张国焘）与邓中夏在长辛店办劳动补习学校”，括号内的字明显不是邓中夏所写，因为写简史时两人同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归国后张国焘在党内、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的职务均高于邓中夏，而在邓中夏牺牲的五年后（1938年）张国焘才从陕甘宁边区叛逃，五年后的事邓中夏是无法记述的。
然而，对邓中夏本人所写的某些结论性意见，如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两年零四个月等，则不应疑为笔误，是历史的真实。现在的史书都认为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为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罢工最长的一次，而邓中夏明确指出它起于1925年6月（上限相同），止于1927年10月罢工委员会被国民党以武力解散（一般史书认为下限是北伐，提不出明显的标志）。我们应该根据历史的真实，恢复其本来面貌。
三、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
邓中夏研究工人运动史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总结其经验教训，指导今后的斗争。简史塑造了工运领袖的群像，称中国无产阶级“坐牢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第453页），赞扬黄爱、庞人铨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牺牲的有价值的战士”（第451页），评价林祥谦、施洋等“如此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纪律严肃，也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第508页）。正因为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的场合中，做了一员能征惯战的战将”（第494页），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应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总结第一次高潮期以来的斗争，特别是经中共四大提出，1925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已对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等重要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邓中夏分析，五卅运动是无产阶级肩负自己历史使命的转折点，“中国工人阶级从此不止回旋于日常生活的经济要求，而已走上了革命的大道；并且事实上，它在这个大潮中做了革命的中轴和重心”（第574页）。他还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应由共产党来体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总参谋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它自己的政党——共产党，那么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第511页）。自从“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第435页）。
为了保证工人运动健康发展，邓中夏在党内最早肯定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又最早起来与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进行斗争。他在简史中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批评“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恭维得很高，把工人阶级看得一钱不值”（第517页），是可耻的机会主义。同时，他对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泥沙俱下表示忧虑，指出一些人“假借工人招牌，在劳资斗争起来的时候，招摇撞骗，从中捣鬼。这种市侩的或流氓的招牌工会，的确是当时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的极大障碍物”（第440页）。
简史作为研究工运历史的理论著作，在每写一次罢工时，都要在最后写上一段话，总结其经验教训，有的章节还穿插写罢工的战术，为今后的斗争提供借鉴。他认为，工人运动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有一个斗争纲领，要有严密的组织和得力的领导；罢工前要有充分的准备，斗争中要讲究策略；要争取各方面的援助，注意筹集经费等。他对每次罢工的具体经验教训，则有较详细的阐述。如在分析二七罢工失败时，他指出：“客观上当然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协同出兵以铁血镇压，使罢工不能不失败，但这仍非失败的主要原因。”（第493页）失败原因除准备不足、组织混乱、领袖无经验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共产党犯了“政治领导的错误”（第511—512页）。对五卅运动，他认为之所以迅速发动，其原因客观上是因为有国民党中的左派支持，而最主要的还是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并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失败的原因则是“由于资产阶级之出卖，小资产阶级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之孤立，无产阶级未能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赞助而孤立”（第609页）。
他对两次劳动大会进行了中肯的评价，认为第一次劳动大会的成功，“无疑地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这次大会的另一个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位的提高”，被委托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指挥机关，而“第一次劳动大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对着罢工高潮制定一个目前斗争纲领”（第485页）。其大会决议案也有缺点，“不是太局部，便是太技术，然而当时大会代表的智慧确只有此限度”（第484页）。他认为第二次劳动大会向前迈了一大步，对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对争取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对工人组织都有很好的认识，“开了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光荣的新纪录”（第573页）.但“这些认识到后来的几次大会却一次一次的忘记了”，“使这次大会的思想不能发扬光大，以进而完全布尔什维克化，这真是最痛心的一件事”（第574页）。他希望以这些经验教训作为镜子，经常对照自己的行动，使今后工人运动的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
四、在治史方法上颇具特色
邓中夏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系统地研究工人运动的第一人。他并非历史学家，却以自己的实践为基础，醮着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写下了这本不朽的工运史专著。简史除在内容、体系、史料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外，在治史方法上也具有以下特色：
一是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是治史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邓中夏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写简史做到了不因人改史，也不因人废事。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工人运动，颂扬共产党人在历次罢工中的先锋作用和牺牲精神，但也不回避一些不足之处。如在论述第一次高潮时，他谈到共产党在当时的影响有限，工人一时不易发动起来，“那时我们在上海和广东均有这种总组织的企图，上海是没有成功，广东虽然挂起'广东工团联合会'的招牌，但实际上没有基础”（第457页）。在“海员工会方面，香港则因我们南方党部太弱未能打入”（第458页），以至国民党的影响比共产党大，罢工时工人在街口树起了大牌楼，上面的对联是“拥护三民主义”、“实行五权宪法”，会场挂满青天白日旗。罢工中的有些策略不足取，他也如实写了。如香港当局派人到外地招募工人，破坏罢工，海员工会便派人以暗杀招工者的方式加以阻止。因为杀死了人，行刺者被捕，工会替他打官司，一直打到伦敦理藩院，终因败诉而行刺者被判了绞刑。
二是采用纪实法。邓中夏以文学笔触记述了大量亲历的史实，自然十分生动具体。如写外界声援香港海员罢工，在京汉铁路的火车上竖起大旗，贴上宣传标语，来回奔跑，做了在“北方军阀专制政府下破天荒的英勇一举”（第473—474页）。又如写五卅运动中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工人高呼蜂拥而出，厂中即将厂门关闭，群众则将巨木破门而出”（第534页），接着将各厂夜班工人在半路截住，一起去开群众大会，工人们将日本人发的帽子掷地脚踏，宣布纱厂工会成立。如此形象的情节和语言，如果不是亲历者，恐怕写不出来。运用纪实的写作手法增加史学题材的可读性，正是史学工作者应努力去做的一件事。
三是采用互见法。互见法为《史记》作者司马迁创造，为历代史学家所沿用，目的是为了解决在一本书中各章节间的重复问题。简史有10余处地方采用了这种方法，如写“海员罢工潮”一节时，邓中夏写道：“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准备一章详细加以叙述，这里只略述长江海员罢工。”（第442页）在写“铁路罢工潮”、“矿山罢工潮”、“武汉罢工潮”、“全国各地的狂飙运动”等节时，他都注明“京汉铁路大罢工（详后）”，“开滦五大煤矿罢工在第六章再专门叙述”，“接着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罢工反抗（见第十章）”，“省港大罢工发生（详见下一章）”等。对文献也不重复引用，如写五卅运动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条件，计先决条件四、正式条件十三（见后）”（第582页）。这样处理，不仅节省了篇幅，而且使各章节间的联系更紧密、结构更严谨。
四是采用章节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纪事本末体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体裁，具有叙事完整的特点，章节体则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写作方法，具有编排灵活和对内容包容量大的特点。邓中夏将二者结合起来，兼采其长，用章来区分工人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使其脉络清楚，有利于纵观其规律和特征；又以纪事本末体来记叙同一时期的各次斗争，一般每一节就是一篇完整的记事（重大斗争则设章另述），使其情节完整，有利于横观其全貌和始末。因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互相补益，既照顾了整体，又突出了重点，还对人物、事件给予了适当的评价，融资料性、理论性、纪实性、可读性于一体，使简史大为增色。
可惜的是，简史的前三章“概况”（包括“中国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后14章（包括1926年以后的工人运动和“总结”），邓中夏未能写出。刘少奇1946年写的另一本《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可以看成其续本。解放后，邓中夏未竟的事业得到了延伸，已出版中国工运史方面的专著近30本，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入，研究领域也得到拓宽。因此，可以以这些丰硕成果来告慰邓中夏等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们。
